何其傲：贯穿人生的红苕｜散文
文/何其傲
【作者简介】何其傲，原名何骑鳌，四川省西充县人，1968年生，曾任广州某杂志编辑，目前在广东打工，有文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南方工报》、《江门文艺》、起点中文网等报刊杂志与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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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故乡的叛逆可能源自红苕。
红苕，又名番薯、红薯、地瓜等等，应该不少于二十种叫法。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番薯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阳之功效”，是极佳的食用与食疗之物。
我的故乡西充县，是远古有名的巴西充国所在地，自明朝从南洋传入红苕栽种后，“西充国”便多了个绰号——苕国县。不用深究，西充红丘陵黄土地人口众多，红苕高于水稻、小麦和苞谷等农作物产量至少二十倍，自然成了这一方贫瘠土地上的人们一日三餐的主食。
红苕的栽种和生长极其简单。正月苕种埋土，二月苕秧泛绿，三月到来春风和煦，半人高的苞谷苗列队成行绿油油翡翠一般，农人穿行其间锄头翻飞垒土，看上去似乎为了它的茁壮成长，其实护向苞谷苗的土轮在一场春雨过后的某个早晨已经被苕苗低调占领。苕苗不像苞谷苗那样昂首挺胸的威武高调，来到土轮甫一安家便耷拉着脑袋低调到尘埃里，好像知道自己在所有农作物面前是最朴实无华的低贱者，仿佛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在公众场合总是平声敛气没有自己的言语和立场。只是稍稍适应了环境，苕苗们便会伸展开臂膀来，以小心翼翼匍匐爬行的姿势向四周蔓延，根须却近乎疯狂地往土壤深处挺进，经过一个夏季的努力，果实在所有目光无法触及的地方壮大起来，静静地等待着秋天，等待着为农人献上丰盈、欣喜和甜美。
红苕的亲切在童年。秋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红苕还没有长出多大个头和甜味，便会时常遭到我们这群野小子的觊觎和骚扰--我们把苞谷苗当青纱帐，把红苕轮当战壕，打鬼子抓特务锄汉奸，苕地里俨然成了八百里战场。玩饿了，我们便掰个树枝来，顺着苕苗根部扒开泥土，正在专心成长的红苕裸露出来，我们小心翼翼摘了，在衣袖上揩掉泥土便吃。倘若有想换换口味的时候，便跑到山坡上或者竹林里，用柴火烤熟了再吃。不过这样的机会总是太少，炊烟往往不会忠诚于我们的野性，总是在红苕半生不熟间听到大人们的呼喊，我们只能捧着烫手山芋转移阵地……
记忆里一日三餐总是红苕当家。红苕的吃法很多，蒸煮熬烤，红苕饼红苕干红苕醪糟红苕凉粉红苕粉条……而最普遍最简单最经济的吃法还是蒸煮熬，蒸红苕的时候可以有半碗盐菜汤就食，因为具备了咸甜酸辣，可以算是一顿美餐了；煮则放进米粒可数的稀饭里，用大土碗盛了，仿佛一方水域里裸露着万千岛屿；熬的时候一定是与酸菜一起的，“苕国”人幽默，把这样的吃法叫做“猪脚杆炖带皮”。红苕生命力虽然顽强，却是怕冷怕热的，温度低了就出现干烂现象，温度高了又会耙烂，简直就像俗话说的“穷人得了富贵病”，这样的时候也是难不倒人的，削下那些烂块来，家里红苕宽裕些的就拿它做了猪饲料，而红苕不够吃一冬的人家，总是把它晒干了在石磨上磨成粉，烙成饼来填肚子，父亲就曾因为吃多了这样的烂苕饼肚子疼得不行，却也意外地驱出许多迴虫。那年月最难捱的是正二三月，家里已经不剩余粮，红苕也已吃完，晚饭只能喝半碗加进糖精的红苕醪糟汤，早早地躺上床睡觉，努力地闭上眼睛，却哪里睡得着，天真烂漫的小妹刚开口唱了句歌，父亲便异常严厉地吼：不许唱，越唱越饿！
红苕最高级最美味也是最奢侈的吃法，莫过于做成红苕凉粉。几手家家户户都有一块铁擦，拿红苕在铁擦上擦成粉末，加入水，再用纱布过滤掉苕渣，沉淀至少两小时后倒掉水，便见白嫩嫩的苕粉，这时候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你只须把苕粉稀释成流汁往锅里慢慢倾倒并旋转搅动锅中水，待熟成糊糊用盆或碗盛出，冷却后用刀切成条，淋上红油调料，这吃法在故乡至今盛行，确实是一道地道的地方特色小吃。后来的人生岁月，我异常排斥红苕与红苕做成的各种吃食，唯独对红苕凉粉宽容大肚，这让我心里总有种负罪感，觉得灵魂深处的叛逆愧对红苕的抚育，诘问自己是否也是“穷人得了富贵病”，毕竟，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了，先是在蒲氏祠读初中，每天只能带着几个红苕到学校蒸熟了当午饭，可能见我从未蒸过米饭吃，有一天平娃说他带多了米怕吃不完，把他饭盒里的米倒了一半给我，在我的饭盒里拿了块红苕过去……往事在岁月的尘埃里太多泯灭，唯有此事温暖记忆，让我时常想起时常感动。
两年后我到邻镇的仁和中学上了高中，儿时伙伴们都留在了乡下，陌生的环境让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些畏畏缩缩的。这时候父亲已经带领全家人勤劳致富，先是建了一回新房，大哥结婚生子后二哥三哥也到了迫不及待的结婚年龄，房屋仄逼，根本住不下人丁兴旺的一家人了，只得开始第二次筹建房屋。每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家来，第二天下午背着红苕和五斤大米，翻山越岭回学校去，没人知道寒风中行走的少年连一条秋裤也没有，为了防寒只能用一条哥哥们放弃的补丁裤作为打底裤。
少年时觉得面子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像能跟自尊无缝焊接，但这事儿到底没有露馅，也就没觉得有什么丢份儿的，倒是一日三餐让我暗暗介怀，正抽条长个的身体渴望着能有足够的营养供给，一天不到一斤大米拌红苕难于达到生理预期，往往还上着课哩，肚内便一阵咕噜咕噜的响，在我听来那响声恰似惊涛拍岸。忽一日上午，同学谢明波要我跟他回家吃饭，他家离学校很近，他说父亲到镇上买了几斤猪肉，特意叮嘱了一定要叫上我回去啜一顿的。后来上学的日子，谢明波总从家里拿些大米来给我，或者放在寝室里我的床头上。多少年过去了，那曾经抚育了我青春肉体的猪肉和大米总散发着油油的光彩在脑子里闪烁着，不曾相忘于江湖。
为了躲避红苕的纠缠，高中毕业后我便慌慌忙忙地背起行囊出发。背井离乡的人儿都有愁肠，我却义无反顾庆幸自己终于可以走向远方。然而每一回闯荡归来，母亲总会蒸煮一些红苕，还要反复劝我多吃点，以为儿子久别故乡，肯定像她一样特别喜欢吃红苕，她不知道其实在我心里，唯一排斥的故乡食物就是红苕，勉强吃下一两个，不用一个时辰便会酸胃烧心。不过这样也好，可以让我回顾童年与少年时光，可以提醒我得去看望一下谢明波的父亲，老人而今已是九十余岁高龄，身体依然健朗，每一回去探望，我自然的要买点营养品给他，再给点钱。他的儿女们都出息得好，他的晚年丰衣足食，他是坚持不要的，但我坚决要给，多年来已经成了习惯，好像，意识里我已经把老人当作了养育自己的父亲。
我对红苕最认真的一次思考来自父亲。父亲生于战乱年代，爷爷走得太早，父亲与奶奶一直相依为命长大，吃了许多同龄人不曾吃过的苦头，直到改革开放后生存条件才有了好转，但这时候他的儿女们都陆续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红苕，所有的农活几乎都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儿女们偶尔回家来，见了父亲的劳累都劝他少做点土地，视土地如命是父辈们共同的特点，父亲自然是不肯的，总是笑着说趁还做得动的多做点。我在蓦然间把红苕与父亲联想到了一块，红苕会说话的话，是不是也一定会说：我不如麦子苞谷它们上得了台面，我就以多长产量来弥补质量吧！那一刻我甚至把那些牛一样勤恳努力的人们也联系了起来……是的，平民百姓都具有红苕一样生长的精神，父亲就是红苕精神的最好体现。
而今时移世易，红苕早已经退出了“苕国县”生活的舞台中心，却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形象生动起来，飘忽而来的烤红苕香味虽然亲切，却无论她怎样的风情万种，也无法勾引到我的谗肠与之亲密接触，倒是这诱因让我常常缅怀起那些远去的岁月，岁月里那些有色彩有温度的人和事。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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