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一般忌讳
诗词中一般忌讳插科打诨、滑稽调笑的色彩，许多诗评家都流露出对浅俗与谐谑的不屑之情，如清人朱庭珍对袁枚大加挞伐：“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对性灵派的赵翼，朱氏也甚为不满，说：“赵翼诗比子才（袁枚）虽典较多，七律时工对偶，但诙谐戏谑，俚俗鄙恶，尤无所不至。”（《筱园诗话》卷二）
然而，“擅长谐笑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受欢迎。在极严肃的悲剧中有小丑，在极严肃的宫廷中有俳优。”（朱光潜《诗论》第二章）那么，谐语就不完全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有时倒是文人的自觉主动地追求，性灵派的袁、赵就应当如此理解。
袁枚在清代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一方面，在他生前崇拜者众多，形成“袁枚热潮”，另一方面，反感、厌恶乃至挞伐、丑诋者也是一直不断。今天，大凡接触过他的诗文的人，喜爱之情往往溢于言表。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才、学、识兼长的非常可爱的文人。他为文强调“性灵”（或云“性情”），突出真感觉，其诗与杨万里最近，往往写即时的新鲜感觉，可称为感觉派的诗人。从写作方式看，他与杨万里也非常相似，都反对苦吟，写作时多率意落笔，不假雕琢。
袁枚受到当时广大青年的热烈崇拜，形成“袁枚现象”（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重要原因就是袁枚的诗“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袁枚灵心妙舌，故所作诗往往妙趣横生。世南先生就曾引述袁、赵趣诗多首，觉得很有意思，转述如下：
如画家沈南蘋受日本国王之聘赴日教画，袁枚赠诗先有“东阳隐侯画笔好，声名太大九州小”，后又谓“眼惊红日初生处，画到中华以外天。”真可谓妙笔生花。再如《遣兴》其五：
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赵执信评当代诗人王士禛、朱彝尊之诗云：“朱贪多，王爱好。”（《谈龙录》）袁枚此诗引用这话来形容为求好而改诗的情状，妙在拿老太太先梳妆后见人的事来作比，读来令人不觉大笑。同为性灵派的赵翼，诗中也有很多妙笔：
种树 其二
胸中邱壑构何年？种树为园翠蔽天。看是豪奢却寒俭，省他六月搭棚钱。
诗，语尽意尽，但在笑声中体贴出寒儒生活的艰辛，实为含泪的搞笑，自嘲中有怨悱之意。
在袁、赵之前，诗涉谐谑的大诗人，也是有的。陶渊明、杜甫二人性格中即有幽默成分，胡适《白话文学史》说：“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这是很精辟的。当然，陶杜风趣的诗不少，而近于打油的绝无，如陶渊明的《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幽默、自嘲中却显得很凝重，打油与此不啻天壤。
韩愈也是较突出的一位。韩愈有时很严正，有时却诙谐得很。张籍曾写信给韩愈，指出韩好为驳杂之说，韩愈答书谓“此吾所以为戏”，并引《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及《礼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之言自解。在他的诗中，就常流露出诙谐之笔。近人程学恂的《韩诗臆说》卷一说：“文与诗义各自别，故公于《原道》《原性》诸作，皆正言以垂教也；而于诗则多谐言以写情也。”如《赠侯喜》有这样一段：
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
此诗为韩愈参加礼部试，落第居洛阳时作。侯喜邀他赴温水（即洛水）垂钓，结果仅得小鱼，触动落第的悲感。所选一段写温水既浅又狭，虾蟆可以跳过，小雀敢去嬉戏，而垂钓经时很长，却只见虾子、蚂蟥渡过，以为是鱼结果不是，到最后终于有所得了，提竿却是一寸长的小鱼。一次很普通的生活小事，写得极有波澜，读去令人失笑。笑后寻思，却又感到诗人满腹的辛酸。
朱光潜在《诗论》第二章《诗与谐隐》中指出：“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韩愈诗中的谐趣，往往就具有这样一种效用，它是诗人藉以纾解、超越现实苦痛的有效方法。
韩愈之后的苏轼，一生坎坷，但作诗也是“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事而发”（方东树《昭昧詹言》）。与前人相比，苏轼的诙谐更是他的本性，故此，在中国文学史上，“随时”以游戏笔墨自嘲自足而谐趣百出的诗人少见，但苏轼是一个。其中，山水景物中写出谐趣，应该是苏轼的创造。如《次韵参寥咏雪》篇有“朝来处处白毡帽，楼阁山川尽一如。总是烂银并白玉，不知奇货有谁居”，白毡帽的比喻很俗，烂银、白玉之比也平淡无奇，但把它们进一步落实，以“奇货可居”发想，则立即生出妙趣。再如《新城道中》写山野的新奇感，说：“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山上的云、树头的日，本为经见，但诗人把新鲜感转化为一种新颖奇妙的比喻，便立即化庸凡为妙笔。极富诗意的云团、光灿灿的红日，在诗人的眼里竟与厚棉帽、圆铜钲联系起来，联想之奇，令人发噱。发现这种不似之似，需要敏妙的心识。苏轼的幽默大多如此。
诗中的谐谑通常只是一种调剂，而不是诗的主体，谐趣也不会是诗人主要的追求，但庄语中夹以谐语，严肃中时露谐趣，辛酸时转以自嘲，愤恨时突杂调笑，都属于主题中的不谐和音，而有了这些不谐和，读诗才成为一种完全的审美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