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一般忌讳

醉月诗苑

诗词中一般忌讳插科打诨、滑稽调笑的色彩,许多诗评家都流露出对浅俗与谐谑的不屑之情,如清人朱庭珍对袁枚大加挞伐:“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对性灵派的赵翼,朱氏也甚为不满,说:“赵翼诗比子才(袁枚)虽典较多,七律时工对偶,但诙谐戏谑,俚俗鄙恶,尤无所不至。”(《筱园诗话》卷二)
 然而,“擅长谐笑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受欢迎。在极严肃的悲剧中有小丑,在极严肃的宫廷中有俳优。”(朱光潜《诗论》第二章)那么,谐语就不完全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有时倒是文人的自觉主动地追求,性灵派的袁、赵就应当如此理解。
袁枚在清代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一方面,在他生前崇拜者众多,形成“袁枚热潮”,另一方面,反感、厌恶乃至挞伐、丑诋者也是一直不断。今天,大凡接触过他的诗文的人,喜爱之情往往溢于言表。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才、学、识兼长的非常可爱的文人。他为文强调“性灵”(或云“性情”),突出真感觉,其诗与杨万里最近,往往写即时的新鲜感觉,可称为感觉派的诗人。从写作方式看,他与杨万里也非常相似,都反对苦吟,写作时多率意落笔,不假雕琢。
袁枚受到当时广大青年的热烈崇拜,形成“袁枚现象”(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重要原因就是袁枚的诗“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袁枚灵心妙舌,故所作诗往往妙趣横生。世南先生就曾引述袁、赵趣诗多首,觉得很有意思,转述如下:
 如画家沈南蘋受日本国王之聘赴日教画,袁枚赠诗先有“东阳隐侯画笔好,声名太大九州小”,后又谓“眼惊红日初生处,画到中华以外天。”真可谓妙笔生花。再如《遣兴》其五:

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赵执信评当代诗人王士禛、朱彝尊之诗云:“朱贪多,王爱好。”(《谈龙录》)袁枚此诗引用这话来形容为求好而改诗的情状,妙在拿老太太先梳妆后见人的事来作比,读来令人不觉大笑。同为性灵派的赵翼,诗中也有很多妙笔:

            种树 其二

胸中邱壑构何年?种树为园翠蔽天。看是豪奢却寒俭,省他六月搭棚钱。
 诗,语尽意尽,但在笑声中体贴出寒儒生活的艰辛,实为含泪的搞笑,自嘲中有怨悱之意。

在袁、赵之前,诗涉谐谑的大诗人,也是有的。陶渊明、杜甫二人性格中即有幽默成分,胡适《白话文学史》说:“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这是很精辟的。当然,陶杜风趣的诗不少,而近于打油的绝无,如陶渊明的《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幽默、自嘲中却显得很凝重,打油与此不啻天壤。
 韩愈也是较突出的一位。韩愈有时很严正,有时却诙谐得很。张籍曾写信给韩愈,指出韩好为驳杂之说,韩愈答书谓“此吾所以为戏”,并引《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及《礼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之言自解。在他的诗中,就常流露出诙谐之笔。近人程学恂的《韩诗臆说》卷一说:“文与诗义各自别,故公于《原道》《原性》诸作,皆正言以垂教也;而于诗则多谐言以写情也。”如《赠侯喜》有这样一段:

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
 此诗为韩愈参加礼部试,落第居洛阳时作。侯喜邀他赴温水(即洛水)垂钓,结果仅得小鱼,触动落第的悲感。所选一段写温水既浅又狭,虾蟆可以跳过,小雀敢去嬉戏,而垂钓经时很长,却只见虾子、蚂蟥渡过,以为是鱼结果不是,到最后终于有所得了,提竿却是一寸长的小鱼。一次很普通的生活小事,写得极有波澜,读去令人失笑。笑后寻思,却又感到诗人满腹的辛酸。
朱光潜在《诗论》第二章《诗与谐隐》中指出:“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韩愈诗中的谐趣,往往就具有这样一种效用,它是诗人藉以纾解、超越现实苦痛的有效方法。
韩愈之后的苏轼,一生坎坷,但作诗也是“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事而发”(方东树《昭昧詹言》)。与前人相比,苏轼的诙谐更是他的本性,故此,在中国文学史上,“随时”以游戏笔墨自嘲自足而谐趣百出的诗人少见,但苏轼是一个。其中,山水景物中写出谐趣,应该是苏轼的创造。如《次韵参寥咏雪》篇有“朝来处处白毡帽,楼阁山川尽一如。总是烂银并白玉,不知奇货有谁居”,白毡帽的比喻很俗,烂银、白玉之比也平淡无奇,但把它们进一步落实,以“奇货可居”发想,则立即生出妙趣。再如《新城道中》写山野的新奇感,说:“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山上的云、树头的日,本为经见,但诗人把新鲜感转化为一种新颖奇妙的比喻,便立即化庸凡为妙笔。极富诗意的云团、光灿灿的红日,在诗人的眼里竟与厚棉帽、圆铜钲联系起来,联想之奇,令人发噱。发现这种不似之似,需要敏妙的心识。苏轼的幽默大多如此。
诗中的谐谑通常只是一种调剂,而不是诗的主体,谐趣也不会是诗人主要的追求,但庄语中夹以谐语,严肃中时露谐趣,辛酸时转以自嘲,愤恨时突杂调笑,都属于主题中的不谐和音,而有了这些不谐和,读诗才成为一种完全的审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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