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王羲之《兰亭序》单字放大，美到窒息﹗
《冯摹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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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直弘文馆为招书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其它事迹不详。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撰写。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xì)，各有诗，辑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书写序文手稿，曰《兰亭集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五十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关于《兰亭序》，世间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趣闻逸事。据说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对自己这件作品非常满意，曾重写几篇，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于是就把它作为传家至宝留给子孙。后来落入唐太宗手中，此中又有唐太宗派“萧翼计赚兰亭”的传说……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敕令侍臣赵模、冯承素等人精心复制一些摹本。他喜欢将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赐给一些皇族和宠臣，因此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而原迹，据说在唐太宗死时作为殉葬品永绝于世。
《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历来也有很多争议，清末和六十年代都曾引发过相当激烈的大公论。
《兰亭序》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guǐ）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kuài jī）山阴之兰亭，修禊（xì）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tuān），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shāng）曲（ qū）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shang)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chěng）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hái）之外。虽趣（qǔ）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xì）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jiē）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shāng)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序》今译：
永和九年，即癸丑年，三月之初，（名士们）在会稽郡山北面的兰亭聚会，到水边进行消灾求福的活动。许多有声望有才气的人都来了，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这里有高大的山和险峻的岭，有茂密的树林和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水急流，（在亭的）左右辉映环绕。把水引到（亭中）的环形水渠里来，让酒杯飘流水上（供人们取饮）。人们在曲水旁边排列而坐，虽然没有管弦齐奏的盛况，（可是）一边饮酒一边赋诗，也足以痛快地表达各自埋藏在心中的情怀。
这一天，天气晴朗，和风轻轻吹来。向上看，天空广大无边，向下看，地上事物如此繁多，这样来纵展眼力，开阔胸怀，穷尽视和听的享受，实在快乐啊！
人们彼此相处，俯仰之间一辈子。有的人喜欢讲自己的志趣抱负，在室内（跟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情怀，不受任何约束，放纵地生活。尽管人们的爱好千差万别，或好静，或好动，也不相同，（可是又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自己所要的东西暂时得到了，快乐而自足，竟不觉得衰老即将到来；待到对于自己所喜爱或得到的事物感到厌倦，心情随着当前的境况而变化，感慨油然而生，以前感到欢快的事顷刻之间变为陈迹了，仍然不能不因此感慨不已，何况人寿的长短随着造化而定，最后一切都化为乌有。古人说：“死和生也是件大事啊！”怎能不悲痛呢？
每当我看到前人发生感慨的原由，如果碰到和我想法一样的，（我）总是面对着（他们的）文章而嗟叹感伤，心里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同等看待是荒谬的，把长寿和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的。后人看待今天，也像今人看待以前一样，真是可悲啊！因此我一一记下当时与会的人，录下他们作的诗。纵使时代变了，世事不同了，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有感于这次集会的诗文。
王羲之（303-361，另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睿鞔洳檠椅薏火б劳豸酥Ｇ宕湟员Т蚱铺У姆段В豸酥氖槭サ匚蝗晕炊 ！笆槭ァ薄ⅰ澳省彼溆小笆セ敝樱来摇⒕拮樱ü冉稀⒋Γ薏恍脑贸戏，推崇备至。
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