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王燕 || 杨宪益-戴乃迭《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翻译研究
本文原刊《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辑第176—199页
已获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随后成为国内外《红楼梦》翻译研究热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实际历时逾二十载，存在多种形态与载体，先后经历片断翻译、完整章节选译、120回全译、节译、双语对照等。依照各阶段首版时间，主要包括1958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译文、1959年《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翻译、《中国文学》1964、1974、1977年章节选译、1978-1980年一百二十回三卷全译本、1986年节译本、1999年汉英对照本（大中华文库一百二十回全本、双语节选本）、2003年汉英经典文库本等。①
杨宪益钟爱并大量译介鲁迅作品，对鲁迅作品翻译与传播居功至伟，其贡献不在翻译《红楼梦》之下。②杨宪益很认可个人对鲁迅作品翻译与流传的贡献，认为1950年代自己的扛鼎译作可能是四卷本《鲁迅选集》。③饶有趣味的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而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正是发端于《中国小说史略》翻译。
李晶概述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历史并对《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进行了初步介绍与研究。④荣立宇、萧辉（2019）则从微观层面粗略比较《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与1978-1980年一百二十回三卷全译本相应文字差异。⑤ 总体而言,对这一章节译文的现有研究要么在考证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全译本底本时顺便提及，要么直接比对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进程的首尾译文。虽然现有研究有助于深入透视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但其不足十分明显。一言以蔽之，现有研究均或多或少忽视原文底本、译本版本变化，几乎无视《中国文学》章节选译这一重要中间环节，总体研究深度不足且在史实、细节方面存留舛误与纰漏，对于译文的评价比较粗浅而且有失公允，留有很大的进一步探讨空间。
描写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把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译文作为研究对象，描述译文特点，探寻促使译文产生的因素以及译文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因此堪当研究片断译文的理想理论框架。⑥本文从描写译学的视角探讨杨宪益-戴乃迭《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描写并评价译文特点、解释译文成因并揭示译文流传情况，旨在丰富与深化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研究。
一、基本史实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由初创到最终定型，经过多次增补修订，历时近20年；1923、1924年北大新潮社初版上下册的问世使得全书篇幅固定为28篇；《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生前共印行11版次，其中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再次修订本是作者生前最后修订本，以后各版均与此版相同，最终确定了此后流传至今的《中国小说史略》总体面貌。⑦就版本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形态多样，既包括各个时期印行并修订的单行本，又包括收录于《鲁迅全集》多卷本分册之选文。
《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专论《红楼梦》，而通常作为附录收录其中的鲁迅演讲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涉及《红楼梦》。李晶认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文连载于《中国文学》1958 年第5、6 期，1959 年成书出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杨宪益、戴乃迭于《中国文学》1958年第5、6期发表的只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译文，而非整个《中国小说史略》28篇全部内容的译文，这篇译文作为附录收入杨宪益-戴乃迭《中国小说史略》1959年英译本。与期刊译文相比，单行本书中收录的相应译文只是删除了脚注与提及的著作中文原名，改译部分书名，内容几乎全同。此外，《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虽然概述《红楼梦》情节与相关研究，但除了书名、人名等并未引用小说原文任何内容。因此，严格说来，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虽然始于《中国文学》1958年译文，但实际发轫于1959年《中国小说史略》之《红楼梦》章节翻译。
1959年英译本布面精装，配有木刻插图与古本书影，列入外文出版社“中国知识丛书”（China Knowledge Series）。根据英译本出版说明，《中国小说史略》原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八卷。在鲁迅著作出版史上，这里的《鲁迅全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版本，即1958年版《鲁迅全集》（十卷本），出版时间为1956年至1958年。⑧《鲁迅全集》第八卷实际出版于1957年12月，内容包括《中国小说史略》与《汉文学史纲要》，附录为此前版本从未收入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需要注意的是，1959年英译本除了翻译《鲁迅全集》第八卷所录《中国小说史略》全部内容，还翻译了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与《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其中日译本序出自《鲁迅全集》第六卷收录之《且介亭杂文二集》。这种选择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鲁迅1935年6月9日所写日译本序提及《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新史料与新观点的出现，表明自己修订原作的态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与学术价值。其次，增田涉翻译的日译本是《中国小说史略》第一个外文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则是第二个译本，增译日译本序言可以丰富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有利于译本流播。这一做法可能顾及西方汉学界不成文的传统：治汉学者必通日文，治日本学者必通中文。
然而，《鲁迅全集》“第八卷说明”也含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即以为鲁迅1930年修订后的版本是最终版本，决定了后来版本的面貌。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英译本出版说明按照中文版说明翻译，并未加以改正或注释说明，而此后的英译再版本如法炮制，始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此外, 1959年英译本出版说明不知何故，竟然把新潮社《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的出版时间“1923年12月”误译为January 1923，1964年版依然如故，直到1976年版才予以改正。下文探讨则以1957年12月《鲁迅全集》第八卷中《中国小说史略》原文与1959年英译本为主，兼及1964、1976年版英译本等再版重印本与《中国文学》1958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译文。⑨
二、译文描写与评价
依照笔者自建的1957年12月《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之《红楼梦》章节原文与1959年英译本之译文汉英对照段落对齐生语料库，原文共计5542字(包括标题“清之人情小说”），译文共计5386词（包括标题、脚注词语）。⑩一般而言，由于文言文简洁凝炼，将中国文言文作品翻译为现代英文，结果总是原文字数较少而译文用词较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主要为文言文写就，即便考虑到译文对原文极少量内容(书名等）进行了简略删削处理，原文与译文字数比为1.03：1，近乎1：1，杨戴译文一贯简练明快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章节直接引用原文第1、2、5、57、75、78、105、120回部分文字，总计2361字（不包括标点符号），引用程伟元序与高鹗叙共166字，其余部分为鲁迅概述小说情节、介绍作者家世、评价小说成就的文字，共计3015字。从红学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杨戴120回全译本“出版说明”（Publisher's Note）主要从阶级斗争观点介绍小说历史背景与红学史等，对曹雪芹、高鹗家世及小说艺术成就着墨极少，对于杨戴红楼译本的接受很不利，而《红楼梦》章节符合英语读者阅读习惯，正好可以补充杨戴红楼全译本辅文本（paratexts）不足之缺点，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就细节而言，译文还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书名《石头记》与《红楼梦》翻译几经变动
在《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中，书名《石头记》与《红楼梦》多次出现，译文并非始终如一 ，而是不断修改，数度变动。为了直观与准确起见，依照原文中《石头记》与《红楼梦》出现次序与对应译文列表如下：
在原文中，《红楼梦》作为单独书名共出现10次，除了上表所列具有对应译名的例子，其他语境下译文都用代词指代或不予翻译。《石头记》作为单独书名共出现9次，除了上表所列具有对应译名的例子，其他语境下译文都用代词指代。此外，尽管《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原文并未配备《红楼梦》插图，1959、1964、1976、2009年译本等却配有1791年程甲本插图两幅。对于插图中的书名《红楼梦》与正文译法保持一致，1959、1964年译本插图文字选择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而1976年等译本则用音译Hung Lou Meng。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书名翻译几经变动，而英文版《中国文学》相应译文堪称风向标与晴雨表。⑪《中国文学》1958年第6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译文中,《红楼梦》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石头记》为The Story of the Rock, 在1959年英译本第24篇正文以及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译文中，前者译名相同，后者改为The Tale of a Rock。《中国文学》1964年第6、7、8期刊登的《红楼梦》介绍文章与译文都用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翻译《红楼梦》，1964年《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的选择与此一致，《中国文学》1974年第5期译文依然如此。⑫
1976年英译本把音译Hung Lou Meng作为正式书名，意译A Dream of Red Mansions作为补充说明放在括号中，《红楼》也顺势译为red mansions。此后《中国文学》1977年第11期译文直接把A Dream of Red Mansions作为正式译名，1977年第12期译文同样如此，并且在第40回前所加按语（Editor’s Note）中把Hung Lou Meng与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作为音译与意译书名放在括号中作为补充说明，预示并标志A Dream of Red Mansions成为最终选择。⑬1978-1980年120回全译本果不其然，但《石头记》译文却前后不一：在第一卷为The Tale of the Stone，而在第三卷却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⑭需要注意的是，1959年英译本“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中的书名《石头记》译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未必是误译，很可能为了照应上文“改名《红楼梦》”与“其子雪芹撰《红楼梦》”等文字。
（二）人名翻译反复变化，最终音译为主
《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篇幅不大，涉及《红楼梦》部分主要人物。总体而言，1959年英译本音译男性人物而意译女性人物，1964年及以后译本几乎全部音译人名，无论男女：
上表清楚无误地表明，《中国小说史略》之《红楼梦》篇人名译法并非一成不变。第一，《中国文学》1958年第6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译文中，凡《红楼梦》概述部分提到的人名无论男女全部音译。在《中国小说史略》1959年英译本正文中男性人物中只有宝玉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意译，其余都用音译，女性人物全部意译，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与此保持一致。这一人名翻译策略明显受到王际真1929年英文节译本影响，但1964年及以后英译本中人名翻译又改为音译为主，但所用拼法仍然以威妥玛式（Wade-Gile system)为主，并未使用汉语拼音。第二，1959年英译本的人名翻译受到库恩德译本之1958年英文转译本以及王际真1929、1958年译本影响，上表14个人名中同前者的译名7个，同后者的译名4个，其余名字译法也受到二者启发。耐人寻味的是，王际真1929英译本序中认为“湘云”无法翻译，1958年译本则译为River Mist，这一译法显然深得杨戴赞许并直接借用。第三，在1959年英译本所附折叠式大张贾府人物表中，女性人物先音译，然后括注意译，二者并用，但1964、1976年等译本只留音译，删除意译。
（三）所选原本底本有误，译文亦有个别误译
1957年12月《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之《红楼梦》章节原文有三处错误，译文因照译而出现两处错误。第一处在原文开头部分“东鲁孔海溪则题曰《风月宝鉴》”，此处“孔海溪”即“孔梅溪”之误，但1959年及以后译本均照此译为Kung Hai-hsi。第二处在中间引述程本高鹗叙末尾“乾隆辛亥冬至后一日”，此处“一日”系“五日”之误。⑰1959年及以后译本全部依此译为the day 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 of 1791。笔者追溯《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史并亲自翻检原文，发现第一处文字1924年版无误，而1936年10月第11版、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反而印错；第二处文字以上三个重要版本均为“乾隆辛酉冬至后一日”，包含“辛酉”与“一日”两处错误。⑱按照概率推算，这很可能是鲁迅笔误或所引原书错误。尽管如此，这种原文本身的错误译者当时即使发现也可能无权擅自改动，惟有照译。第三处涉及介绍曹寅生平的文字“清世祖南巡时”，此处1957年版脚注说明应该为“清圣祖”，译文直接用名词emperor及代词his指代，并无问题。
在原文本身无误之处，译文尚存误译：（1）人名。“林海”（即黛玉之父林如海）在1959年译本错译为Lin Han，除了1973年美国重印本后来的版本均改为Lin Hai；在贾府人物表中，“李纨”在1959年译本中译为Li Wan, 本来正确无误，但在1964年译本中竟然错译为Li Huan，此后版本又都为Li Wan。令人蹊跷的是，《中国文学》1964年译文同样错译为Li Huan，而此前王际真1929、1958年英译本也误译为Li Huan，不知是巧合还是真有某种关联。不过，《中国文学》1977年译文已经改为Li Wan，1978-1980年全译本亦复如是。此外，所有版本译文都将“王梦阮”误译为Wang Meng-yuan, “孟森”误译为Meng Sheng。（2）地名。1959年译本“金陵十二钗”径直译为Twelve Fair Women of Nanking ，“青州”译为 Shantung。虽然“金陵”是南京旧称，“青州”属于古代九州，辖地主要在山东境内，但此举多少有损于地名蕴含的历史意味与小说时空设置。此外，“金陵十二钗”中巧姐是少女，Women无法囊括。尽管如此，1964、1976等各个版本却一直保留原译，直到1978-1980年全译本方才改为Twelve Beauties of Chinling。“青州”则从1964年译本开始就改为Chingchou。（3）粗疏。1959年译本“次年应乡试”错译为The following day he takes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可惜以后各个版本从未改动。原文评价袁枚《随园诗话》曹雪芹为曹寅之子关系错误的文字“以孙为子”，1959年译本竟然误译为Tsao Hsueh-chin was not his grandson but his son，不但与前文矛盾，而且正好颠倒！所幸1964年译本改正为Tsao Hsueh-chin was not his son but his grandson。
（四）译文考虑英语读者知识，酌情淡化原文文化
原文有不少文化意味浓厚的词语，1959年译本都酌情淡化。第一，介绍索隐派红学主要观点、曹雪芹家世与后四十回续书时鲁迅逐一用括号列出了许多观点的出处，这些著作如《谭瀛室笔记》、《寄蜗残赘》、《金玉缘》、《燕下乡脞录》、《诗人征略》、《心史丛刊》、《随园诗话》、《续阅微草堂笔记》等大多删除不译，而将容易翻译的书名巧妙融入文字。例如，“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译成 Yu Yueh in his anecdotes comments that，用anecdotes替代《小浮梅闲话》，下接所援引文字，构成自然完整的句子；“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译文为 Hu Shih in his researches on this novel has pointed out many such discrepancies，不但删除《胡适文存》，而且用researches on this novel 替代《红楼梦考证》，与前例如出一辙，堪称妙笔。
第二，关于《红楼梦》原文中的部分专有名词，译文要么不译，要么用普通名词替代。例如，“一日，宝玉倦卧秦可卿室，遽梦入太虚境，遇警幻仙，阅《金陵十二钗正册》及《副册》”，译文为One day Pao-yu, taking a nap in the room of his nephew's wife, dreams that he is in fairyland where he meets a goddess and reads the Twelve Fair Women of Nanking。此处“太虚幻境”与“警幻仙子”只用普通名词替代，“《正册》”与《副册》”也未译，“秦可卿”虽然未译，但突出其乃宝玉nephew's wife。值得注意的是，在所附贾府人物表中，“秦可卿”音译为Chin Ko-ching。这种翻译手法虽然欠佳，但弱化此句蕴含的神话与梦幻色彩有助于英语世界读者理解小说情节，无可厚非。不过，在后来的全译本中，相应地方都有妥贴译名，恕不赘述。
第三，译文尽可能泛化原文中文化意味词语，甚至不惜修改本来正确的译文。例如，“正白旗汉军”与“镶黄旗汉军”涉及满洲八旗制度，译文只留“汉军”，不涉细节。此外，批驳袁枚《随园诗话》错写曹寅号的文字“以楝为练”译文有所修改。1959年译本文字Tsao’s name was Lien-Ting with a “wood” radical, not Lien-ting with a “silk” radical（楝亭是“木”字旁，而非“绞丝”旁）， 可谓精准无误，一丝不苟，但需要英语世界读者懂得汉字基本常识才有意义。在1964年译本中，这一句译为Tsao Yin’s name was wrongly written，实则化繁为简，一语中的。
（五）诗歌翻译白璧微瑕，但精炼传神，韵味独特
原文引用第1、120回诗歌，译文虽然稍欠准确，但不乏韵味：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Pages of fantasy, ／Tears of despair,
An author mocked as mad, ／None lays his meaning bare.
说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This is a tale of sorrow/ And of fantasy (1959); fantastic but sad; (1964)
Our life is but a dream, /Laugh not at mortals' folly.
第1回诗歌前接小说书名来历，说明是曹雪芹书成后所题，具有自我解嘲意味。译文前两句各有三个单词，分别为5、4个音节，后两句各用五个单词，均为6个音节，偶数行押韵，后两句mocked/mad/meaning构成头韵，前后各自工整，视觉上形成强烈反差，成功烘托作者最后两句蕴含的欲言又止、满腔怨愤又担心遭人误解的苦衷。然而，“辛酸”译为Despair（绝望）显然不够准确。第120回诗歌是结书偈语，又照应第1回诗歌。1959年译本用fantasy只译出了“荒唐”之意，遗漏“可悲”，荣立宇、萧辉（2019）完全忽视了这个版本。1964年译本改变句式，补足所缺意义。总体而言，1964年译文含有sorrow/sad、fantastic/folly两组头韵，意思准确，节奏明快，自成一体。⑲
三、译文成因解释
翻译活动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并非处于真空与理想状态，译文的面貌受制于诸多因素。关于此书翻译的时代背景与具体情况，杨宪益本人在英文自传及他人采访中多次提及：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们疯狂译书，不分白昼大量炮制，出书速度很快。译作的质量自然受到影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一本杰作，十天之内就译完了。我们当时没有充足的时间译得更好，对此我一直感到遗憾。⑳（笔者自译）
问：您觉得有必要改进您的译作吗？
答：是的，我认为有必要改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译本。我们在大跃进时期翻译了这本书。按照要求我们每天要完成一定字数。我来不及打字，因此不得不口授译文，由戴乃迭打字，因为她打得比我快。于是，我们十天之内就翻完了，随后出版。这太匆忙了。我觉得译文改进余地很大。翻译之前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原著。……
问：在您之前别人已经翻译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您在翻译这些小说时看过并参考前人的译文吗？
答：我看过别人的译文，但只是好玩而已。很久以后我才决定翻译这些著作。㉑（笔者自译）
杨宪益1990年开始撰写并完成英文自传，但书稿正式出版却在2002年。作者郑重其事地将译书经历写入自传告知世人，在相隔二十年后的采访当中，仍然表达遗憾之情并追述更多细节，这一切足见杨宪益对鲁迅作品之挚爱与个人赤诚之心。从其中透露的具体个人境遇不难理解为何译本呈现上节总结的特点。首先，由于翻译任务限定了每日工作量，译者无暇细究原文的诸多细节与难点，提到的诸多著作名称，只能大多删除不译，原文的文化背景尽量淡化，人名直接借鉴前人的译法。第二，翻译方式为杨宪益口授译文，戴乃迭打字，二人商议定稿。这种方式对于汉语非母语的戴乃迭而言，很容易匆忙之中听错打错，导致译文出现人名、地名、粗疏硬伤。第三，在2001年的采访中，译者所说的翻译《红楼梦》实指始于1960年代初的《红楼梦》全译工作。这证明译者很久以前读过王际真1929年译本等，而1958年下半年翻译《中国小说史略》时又阅读参考了当年出版的王际真新译本与库恩英文转译本，这与前文中人名翻译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
在大跃进时间，整个国家与社会处于集体疯狂状态，译者自然无法置身度外，译本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显眼舛误。曾于1994年9月6日采访杨宪益的作家秦颖忠实记录了译者对大跃进的看法：
不知怎么我们谈到了“大跃进”，他说当时，上面要求他们的翻译也要上一个台阶。总在一旁静静听谈话的戴乃迭女士忽然插话进来：“我们每天都得翻一番(翻)。”双关用语颇为形象，逗得我们笑了起来。就这么一句话，英式的诙谐幽默展露无余，那些不堪的往事都付笑谈了。㉒
尽管如此，《红楼梦》章节译文简洁流畅，文辞优美，足以传达鲁迅原文风格。除极个别简单错误，所有关键文字并无问题，整体属于上乘之作。从1959年初译到1964、1976年改译，译者所做的修改工作只仅限于调整人名、地名、书名、微小局部细节翻译等，对于《红楼梦》原文引文的翻译却几乎未改。笔者推测，修改润饰耗时费力，译者任务素来繁重，可能无暇顾及。最大的可能是杨宪益信念坚定，对先前的译文整体颇为自信，宁意保留时代特色。㉓
笔者认为，1959年译本中的红楼文字与1978-1980年全译本的文字属于两种时空背景下的作品，各有千秋，相得益彰，虽然后者总体更为细腻精巧，未必处处优于前者。第一，以棋类比赛为喻，前者就像快棋与超快棋比赛，选手无暇长考，全凭棋感飞速落子，偶尔难免失误，比赛质量稍逊一筹；后者类似慢棋与番棋比赛，选手绞尽脑汁，频频长考，力求妙手，比赛质量更胜一筹，但二者都可以体现出棋手的真实水平。
其次，从翻译工作量的角度来看，杨戴承受了数倍压力，非常人可比。例如，联合国系统规定，笔译员每人每日工作量为 1650个英文单词（5个英文标准页，每页330词），审校员为4950词（笔译员的3倍），打字员为1650个英文单词或3300个原文单词。㉔依据这个标准推算汉英翻译，设定每人每日翻译3300个汉字；杨戴二人融笔译、打字、审校三种职责为一体，并且处于非常时刻，就按6600个汉字当作最大工作量。以纯汉字为准，《中国小说史略》题记228字，序言210字，后记304字，日本译本序550字，正文28篇共102485字，总计103777字，则每日平均实际翻译10377字，近乎设定值两倍，与戴乃迭的趣谈完全吻合。联合国系统所翻译的文件套话很多，总体难度一般；杨戴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且系文言文，难度更大。即便如此，杨戴翻译质量依然很高，其翻译艺术堪称登峰造极。
四、译文流传与影响
笔者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为题名检索OCLC Worldcat专题数据库，逐一整理译本信息如下：㉕
从以数据可以发现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购买收藏这些译本的图书馆绝大多数来自主流英语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其中美国占据大多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Hyperion出版社两度接洽与外文出版社推出重印本，此后还由美国其他出版社重印。（2）译本所在收藏馆不限于具有中文专业与汉学传统的大学与机构，众多英语世界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少著名大学图书馆均藏有译本，在所有译本的978条收藏记录中，共有603条数据来自各大大学图书馆收藏记录，占比61.7%。这些英语国家的图书馆不但包括众多著名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苏格兰国立图书馆等代表主流精英文化与国家典藏的权威机构，还涵盖公立图书馆、县区与社区图书馆等基层机构，尤其是1959和1976年两个版本的译本的公共图书馆收藏记录相对更多。这一切说明，译本在英语世界分布与传播广泛，深入学术界与普通民众。
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的广泛传播，杨宪益-戴乃迭译文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西方汉学家理解、阐释、讲述乃至翻译中国小说。笔者推断，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译文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鹅经典版《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思、闵福德，理由如下：
第一，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的霍克思文库（David Hawkes Collection）包含其约4400册各类藏书，其中编号为HAWKES-1042的图书卡片对应《中国小说史略》1959年英译本。㉖虽然不清楚霍克思到底何时获得此书，但一定不会很晚。此外，西方许多大学都订购《中国文学》杂志，牛津大学也在其中，身为汉学教授的霍克思一生研究重点就是中国文学，很可能也读过1964年《红楼梦》译文。这意味着早在霍克思1970年与企鹅图书签订《红楼梦》翻译出版合同之前，他或许已经仔细阅读了杨戴《红楼梦》译文，获得某种启发与灵感。这对于他讲述红学、翻译红楼均大有裨益。
第二，闵福德于1980年完成的关于《红楼梦》后40回研究的博士论文参考文献含有《中国小说史略》原本与1976年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前两卷。㉗杨宪益-戴乃迭《中国小说史略》之《红楼梦》译文包含程伟元序与高鹗叙部分文字，这可能助力闵福德理解并翻译程乙本中程伟元序、高鹗叙与程高引言。此外，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同年杨宪益与吴世昌担任闵福德博士论文答辩委员。㉘闵福德在1982年出版的企鹅经典版《红楼梦》英译本第四卷前言中郑重致谢杨宪益与吴世昌。㉙种种迹象表明，闵福德肯定拜读过杨戴《中国小说史略》译本与《红楼梦》译本并吸收借鉴某些译法。
五、结语
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始于《中国文学》1958年《中国小说史略》之附录翻译，《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1959年首次问世，后来多次再版重印。就《红楼梦》章节而言，除了人名、地名、书名、部分内容翻译略有改动外，总体几乎未变。杨戴译文忠实流畅、文采飞扬，近乎完美传达了鲁迅原作的内容与精神；另一方面，译文存在微小瑕疵，但译者不断尽量修正以往纰漏。从翻译活动的具体时空来看，由于特定历史境遇的限制，杨宪益-戴乃迭用于《中国小说史略》英译的时间明显不够，导致译文存在删削与少量错误，而译者多次表达遗憾之情，彰显译者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译者在翻译与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之《红楼梦》章节时借鉴了王际真、库恩译本部分文字，而译文也很可能对霍克思-闵福德《红楼梦》英译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影响。杨宪益-戴乃迭《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与出版历程印证了描写译学所倡导的翻译产品（product)、过程(process)、功能(function)之间交织互动、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客观公正评价译者与译本。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740032)、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PRP项目“杨宪益-戴乃迭《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红楼梦》章节翻译研究”（T140PRP35001）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