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寒丨明清人迹路程圖中的文天祥記憶
注：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十六辑，此据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明清人迹路程圖中的文天祥記憶
吴 寒
内容提要：“人迹路程圖”是一類在地理信息之外輔以大量歷史文化注記的輿圖。主要是出于價值取向、歷史背景、地理觀念三方面原因，此類輿圖中表現出對文天祥史迹的重視。首先，“人迹路程圖”獨特的價值取向使得文天祥的忠節形象受到尊崇。其次，明中末期的政治背景促使繪製者突出文天祥及其它南宋史迹以激勵人心。再次，“人迹路程圖”所秉承的文化空間觀念，也使得文天祥寫作《過零丁洋》這一事迹成爲全圖海疆叙事的重要一環。輿圖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客觀反映，更從價值關懷、政治意識、文化觀念等多個維度，形成了“歷史—地理—價值—文化”的關聯圖式，在文天祥形象的傳承和建構方面起到了獨特作用。
關鍵詞：人迹路程圖 文天祥 古地圖
文天祥（1236-1283）是南宋末年抗元名臣，他被俘後堅定不屈，于珠江口外一帶海域寫下《過零丁洋》以明志，其忠勇氣節一直爲後世所景仰。文天祥身後，他的詩文集被編撰再版，紀念活動也長期進行，文天祥逐漸成爲一個有典範意義的文化符號。
關于文天祥歷史形象的傳承與建構，以往學界多有關注，并就關于文天祥的刻碑立傳、祠堂修建、史料記載、别集刊刻等展開了相關研究[1]。不過，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記載，而對于明清時期的輿圖資料關注不多。事實上，中國古代有一類被稱爲“人迹路程圖”的特殊地圖，它們往往選擇“古今人物之美，或政事之有益于生民，或節義之有裨于風化，或理學之有補于六經者”[2]，將這些歷史人物的生平活動與相應地理空間相結合，形成一類獨特的融歷史記憶于空間展示的輿圖類型。此類輿圖對文天祥表現出了格外的關注，尤其是文天祥寫作《過零丁洋》一詩的活動，成爲這些輿圖描繪的重點之一。由宏觀視角觀之，文天祥記憶甚至成爲此類地圖表現海疆叙事的重要一環。
可以説，輿圖資料對于文天祥記憶的建構和强化，起到了積極的媒介作用，其將文天祥的生平事迹與相應地理空間聯繫起來，也使得文天祥的忠節形象在具體場景中顯得更加豐滿和聚焦，這一圖像作用機制值得進行專門深入的研究。本文擬以明清古地圖中的文天祥記憶爲研究對象，分析其表現重點、繪製背景等，進而探討地圖在文天祥形象傳播中所起到的作用。此外，也可由文天祥這一個例出發，分析“人迹路程圖”這一地圖類别的繪製和嬗變背後藴含的文化心理。
一、明清人迹路程圖中的文天祥
石冰潔《從現存宋至清“總圖”圖名看古人“由虛到實”的疆域地理認知》一文將傳統“王朝疆域圖”總結爲五類，分别爲“一統圖”“廣輿圖”“人迹路程圖”“皇輿全覽圖”“大清萬年一統系圖”[3]。其中的“人迹路程圖”一類，在地理信息之外，還加入了大量區域建置沿革、風俗、人物、物産的記載，包含了豐富的文化信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幅“人迹路程圖”爲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之《古今形勝之圖》，此圖中就出現了三處關于文天祥的記載，一處爲廣東香山零丁洋海域，標注“香山縣，文天祥過零仃洋此”；一處爲福建延平，標注“文丞相開督府南劍州”；一處爲廣東惠州，標注“元執文天祥于五坡嶺此”。而之後的此類輿圖雖然在表現範圍、繪製手法、詳略程度、信息側重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延續了對于文天祥生平活動的記叙。統計筆者目前所能見到的明清古地圖，涉及文天祥史事的共有12種，其中10幅爲單幅地圖，兩幅爲書籍中的插圖[4]。
表1 明清人迹路程圖中出現的文天祥史迹
一是南宋景炎元年（1276）秋七月，文天祥于福建延平南劍州開都督府，聚兵抗元。《宋史紀事本末》載：“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6]此事在各幅地圖中共出現6次。
二是南宋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福建漳州路過一處山嶺，回顧落泪，因此這座山被命名爲“垂珠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宋景炎二年，元兵破汀關，丞相文天祥移兵屯漳州，過此嶺，回顧垂涕，居民哀之，表以此名。”[7]這一標注只在《大清廣輿圖》中出現了1次。
三是文天祥于南宋景炎三年（1278）三月屯兵麗江浦。《宋史紀事本末》載：“三月……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8]這一標注也只出現了1次，即日本繪《大清廣輿圖》在惠州捷勝麗江一帶注文：“宋文天祥舟師出此。”
四是南宋祥興元年（1278）十二月，張弘范攻潮陽，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宋史紀事本末》載：“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9]此事在各幅地圖中共出現6次。
五是文天祥寫作《過零丁洋》，此詩約寫作于南宋祥興三年（1279），文天祥被俘之後路過零丁洋時。《宋史紀事本末》載：“弘范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此事在輿圖中共出現了11次。
總的來説，這些輿圖資料對文天祥事迹的記載，基本涵蓋了文天祥抗元時期的重要活動，在空間上也囊括了他在廣東、福建一帶較爲重要的活動地點。
二、人迹路程圖表現文天祥史迹的特點
結合具體的圖繪，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出明清古地圖對文天祥史迹表現的幾個特點：
第一，相較其他人物來説，明清古地圖中涉及文天祥的空間標注較多。最早的《古今形勝之圖》中就出現了“零丁洋”“五坡嶺”“南劍州”3處，此後《古今天下形勝之圖》《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等輿圖中都出現了這幾處標注，日本年繪《大清廣輿圖》中又增加“麗江”“垂珠嶺”兩處，總計5處。儘管這些“人迹路程圖”大多圖幅較大、文字注解也比較豐富，但畢竟古往今來人物衆多，地圖中要表現的各類信息也很多，大部分人物都只是一筆帶過。以《地圖綜要》中的《華夷古今形勝圖》爲例，這張圖是書籍中的插圖，圖版較小，因此對文字信息進行了大幅删減，多數人物都只出現了一次，而文天祥則標注了3處。足見其對文天祥的重視。而另一幅王君甫刊刻《大明九邊萬國人迹路程全圖》，雖與《天下九邊分野人迹路程全圖》等屬同一圖系，但更重視對各行政區域的表現，而省去了大量風俗、建制、人物信息，文字相較其它輿圖來説大爲簡略，却仍然在珠江口專門標繪“香山，屬廣州府，文天祥過零丁洋即此”。縱觀其它各幅“人迹路程圖”，儘管各圖文字標注有詳有略，却基本上都保留了對文天祥史迹的描繪。“人迹路程圖”對文天祥的重視可見一斑。
第二，涉及文天祥的輿圖，時間、地域跨度較大。從明嘉靖年間所刻《古今形勝之圖》，到清光緒年間刊刻的《古今地輿全圖》，時間跨度三百多年，目前統計所能見到的“人迹路程圖”全都没有遺漏文天祥的信息。而這批輿圖中，更有不少是在日本繪製的，這説明，在“人迹路程圖”這一輿圖繪製類型傳到日本之後，這些摹繪之作同樣保留了文天祥相關事迹的記載。可見，在“人迹路程圖”這一輿圖類型的傳承和發展中，文天祥已經成爲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要素，并没有隨時間的推移或是地域的變化而被繪製者删去。
第三，明清輿圖對文天祥事迹的表現，尤爲重要的就是他寫作《過零丁洋》一事。《過零丁洋》是文天祥一生中最爲後人稱道的名篇之一，而此篇以“零丁洋”命篇，詩中更有“零丁洋裏嘆零丁”一句，將伶仃洋這一地名與文天祥牢牢地聯繫在一起，成爲文天祥人生中的重要地理坐標。本文統計的12種輿圖，有11種都在珠江口海域專門以方框或圓框標注此事，而日本地圖《南瞻部洲萬國掌果之圖》在珠江口海域的小島標注“香山，文天祥址”，直接將文天祥與香山這一地名聯繫在了一起。而文天祥在香山一帶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寫作《過零丁洋》。《澳門記略·形勢篇》記載：“澳東爲東澳山……又東爲零丁山，東莞、香山、新安三邑畫界處，下爲零丁洋。”[11]
第四，輿圖中的文天祥史迹并非孤立現象，而是和一系列南宋末年史迹形成呼應。《古今形勝之圖》中，就在三處文天祥史迹之餘，在東南沿海一帶標注了大量南宋末年的其它文化事件，例如在福州標識“宋端宗避元即位此”，在崖山一帶標注“陸秀夫抱帝死崖山此”等，這些事件共同形成了對南宋末年歷史事件的空間標識，也大致串起了南宋末期宋端宗即位、流亡政權建立、宋末三杰抗元，一直到陸秀夫帶幼帝趙昺自盡的歷史進程。這樣，讀者在閱覽這幅地圖的東南沿海部分時，就跟隨地圖不斷形成了對那一時期歷史事件的强化記憶。這種現象一直貫穿了“人迹路程圖”的發展歷程，到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劉明杰《古今地輿全圖》中仍有所發展，此圖在東南沿海標注了“陸秀夫墓”“張世杰墓”“海陵山，張世杰自厓山突圍而出，至山下，風作，溺死”“硇州，宋端宗崩此”等南宋史迹。
第五，“人迹路程圖”傳到日本之後，相關輿圖中對文天祥的表現繼續豐富。以日繪《大清廣輿圖》爲例，根據圖上介紹，此圖本于蔡九霞《廣輿記》：“唐土大圖行于世者，無有善本，今據蔡九霞《廣輿記》圖本擴之，以諸書增訂之。”《廣輿記》一書爲明萬曆陸應陽輯，蔡九霞增訂刊刻于清康熙年間，蔡氏增訂本中有大清一統全圖和各省分圖，而這些輿圖僅表現地名信息和行政建制，并無地理信息之外的文化類介紹，這説明，《大清廣輿圖》的製作者在《廣輿記》中基本行政疆域圖的基礎上，融合其它文獻的記載，增訂了大量的文字注記和文化信息。前文已經提到，此圖中出現了兩處在中國本土“人迹路程圖”中未見的標注，一處是捷勝一帶“宋文天祥舟師出此”，另一處是漳州垂珠嶺“垂珠嶺，文天祥登山流泪，故名”，這説明日本繪“人迹路程圖”中對文天祥史迹的記載仍有發展。此外，涉及文天祥史事的日本繪輿圖，一定程度上已經溢出了“人迹路程圖”的範圍。傳統的“人迹路程圖”表現的皆是以中國爲中心的傳統地理觀念。而日繪《南瞻部洲萬國掌果之圖》是一幅表現佛教世界觀的地圖。這幅圖描繪了佛教傳説中四大部洲之一——南瞻部洲的地理情况，以印度、中國、日本爲表現的主體，其中的文化信息標注不多。其中的中國部分，除了一些紅筆和白筆標注之外，原圖上幾乎没有出現地名之外的文化信息，却在珠江口標注了一處“香山，文天祥址”。這一現象非常獨特，這説明這幅圖的繪製者很可能參考了一幅“人迹路程圖”，并將文天祥這一歷史信息吸納到了這幅佛教輿圖之中。這種種情况從側面反映了文天祥形象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
三、文天祥與“人迹路程圖”
文天祥爲什麽在“人迹路程圖”中受到格外重視？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分析，由此也可管窺“人迹路程圖”這一獨特的輿圖類型，其圖式的形成和嬗變背後藴含的文化心理。
（一）“人迹路程圖”的價值取向
“人迹路程圖”是一種獨特的輿圖類型，它從一開始就兼具地理和歷史教育的功能。《古今形勝之圖》右下角有一段文字介紹其編纂緣起：“依統志集此圖，欲便于學者覽史，易知天下形勝、古今要害之地。其有治邑，原無典故者，不克盡列。”[12]從這段文字來看，《古今形勝之圖》的編纂，意義就在于便于學者覽史，因此，除了標準化的地理信息之外，圖中還輔以大量文字注記，介紹山川勝美或地勢險要之地，以及各地的歷史典故。而到了《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則更强調歷史人物的教育功能，圖記專門解釋了“人物事迹”的選擇標準：“古今人物之美，或政事之有益于生民，或節義之有裨于風化，或理學之有補于六經者，則注于某州某縣之側。”[13]《乾隆天下輿地圖》稱此圖“所注古今建置沿革、名賢古迹、府州形勝、向時風俗，俱係摘録《廣輿》諸書，甚有關于學問格致修齊治平之助”[14]。由此看來，“人迹路程圖”一類輿圖，有着非常强的傳統價值取向，製作者希望通過對典範人物的彰顯，讓閱讀者對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有所瞭解，達到歷史教育的目的。
綜觀“人迹路程圖”對于人物事迹的選擇，可以看到兩個主要的取向，一是“因人”，也就是一些重要歷史人物在此地出生或活動，人物爲此地增加了文化底藴；二是“因事”，也就是一些關鍵性的歷史事件或戰争發生于此，能説明此地的獨特地理形勢和險要地位。而文天祥是符合這兩大選擇標準的。首先，文天祥作爲南宋抗元名臣，其忠勇氣節爲後人所贊頌，有非常强的道德典範意義。同時，文天祥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活動，尤其是其寫作《過零丁洋》的事迹，也標識了宋末元初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地。由于《過零丁洋》一詩的流行，伶仃洋這一意象與文天祥的忠節形象聯繫在一起。有清一代，伶仃洋海域作爲珠江口戰略要地，聯通了周圍的香山、新安等縣，這一區域既有葡萄牙人盤踞，又有倭寇和海盜襲擾，成爲廣東中路海防的防禦重點[15]。後人撫今追昔，也往往將伶仃洋與外夷入侵、山河破碎聯繫起來，如汪兆鏞《樓頭看月口占二首》：“藥裏繩床夢乍醒，望洋何忍説伶仃。誰教大好清江月，復照珠江萬古腥。”[16]金曾澄《港戰有懷，時客濠江》：“寸心莫慰飄零夢，粒食難療饑饉民。惘惘伶仃洋外望，倚欄應有斷腸人。”[17]梁簡能《壬午初春偕趙少昂偷渡澳門，舟次伶仃洋，感懷有作》：“伶仃洋上水聲悲，似向穹蒼訴亂離……魯陽戈在應揮日，文相詩遙已歡時。”[18]因此，“人迹路程圖”對于文天祥事迹的標識，可謂兼有歷史地理教育和彰顯道德典範的意義。
（二）“人迹路程圖”的歷史背景
“人迹路程圖”的産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回顧目前所見的“人迹路程圖”，最早的《古今形勝之圖》爲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此時已值明代中期，內憂外患逐漸顯露，北有蒙古侵襲，東南沿海有倭寇滋擾。而此圖强調文天祥事迹的同時，以大量筆墨介紹了其它南宋末年的抗元史迹。這一系列南宋史迹的標識并非偶然現象，它説明作者是有意識地强調這一時期的歷史記憶的。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作者在國家憂患之時，希望以這些勇抗外侮的英雄事迹，强化民族意識，激勵民衆的抗争情緒。因此，在這些輿圖中，地理信息和歷史記憶相結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結人心的作用。同時，也有學者指出，此圖作者喻時爲江西人，他在輿圖中强調江西籍的文天祥，也可能與自己的籍貫有一定關係[19]。
“人迹路程圖”産生最多的時段是明晚期萬曆、崇禎年間，其時正值明末風雨飄摇之際，這些地圖中的南宋史迹也更加豐富。除了文天祥之外，相關輿圖對同爲抗元將領的陸秀夫等人也更爲關注。例如陸秀夫的介紹在《古今形勝之圖》中只有簡短的“陸秀夫抱帝死崖山此”，而繪製于明萬曆二十年（1593）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一圖，將陸秀夫事迹擴充爲“崖山在新會南八十里海中，宋末帝昺駐蹕于此，元追，迫陸秀夫朝服抱帝赴海死”。到崇禎年間的《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和《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又進一步擴充爲“崖山在新會南八十里海中，宋帝昺駐蹕于此，元將張弘範迫急，丞相陸秀夫朝服抱帝赴海死，秀夫，淮南鹽城縣人”。增加了對陸秀夫籍貫的記述。結合晚明時期的特殊形勢，輿圖繪製者很可能是希望通過對宋末史事的描繪，激發鬥争情緒，實現歷史教育和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從而爲現實政治服務。
學者已經指出，明末是文天祥文化記憶形成和傳播的關鍵時期之一，這是由當時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影響而造成的[20]。結合相關輿圖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地圖中對文天祥記憶的展示，同樣符合了這一歷史趨勢，明末輿圖對于文天祥及其它南宋史迹的强調，某種意義上也成爲建構集體記憶的一種方式，展現了繪製者的政治關懷。而隨着諸種地圖對南宋末年歷史遺迹的不斷强化，嶺南一帶的歷史文化記憶與相應的地理空間之間，也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繫。
（三）“人迹路程圖”的地理觀念與邊疆叙事
“人迹路程圖”的描繪重點，是以華夏地域爲中心的傳統世界觀念。從明中葉的《古今形勝之圖》開始，全圖的主要篇幅便是以明代的兩京十三省爲中心，拓展到周邊的陸疆和海疆，并進一步延伸到周邊的朝鮮、日本、爪哇、緬甸等地。這一基本的“由內而外”、由華夏文明的中心區域逐漸向外蔓延拓展的傳統地理觀念，在《古今形勝之圖》中就已經基本定型，而輿圖對華夏大地上古今人物之美的弘揚，對各地物産、名勝、重要歷史事件的介紹，也正意在凸顯華夏文明居于世界中心的自我認識，在表現地理信息的同時不斷强化其人文意涵。换句話説，在豐富文化信息的加持下，“人迹路程圖”所展現的，不僅僅是作爲空間地理的“中心”，更是文化上的“中心”。正如《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所説：“內而中華山河之勝，古今人物之美……外而窮荒絶域，北至北極，南越海表，東至汪洋，西極流沙。”
在這種“區分內外”的傳統文化觀念之下，對邊疆的描繪便成爲一個重要地理維度。“人迹路程圖”和其他中國古代的其他世界地圖一样，有意識地劃定了華夏文明區域。具體而言，西北陸疆以北部的長城和西部的黄河爲主要標志，其重要意象有長城關隘、邊城重鎮、星宿海等。而東南海疆則沿海標識了一些水路、海域、海島等作爲地域標識，形成一系列海疆意象。
而在地理表現之餘，“人迹路程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歷史文化信息的標識。在華夏文明區域，輿圖中密密麻麻地羅列了地名、建制，因此相關文化信息只能見縫插針，內容往往寥寥數字非常簡短。但是在邊疆區域有大量空白區域，因此，繪製者沿着邊疆區域標識了一系列典故、傳説、重要事件和人物，較內陸區域要詳細得多，这些信息以方框或圓框重點標識，于邊疆沿綫環繞華夏文明區域，這從客觀上强化了文化上的邊界，形成了獨特的邊疆叙事。
從這個維度出發考察“人迹路程圖”對文天祥史迹的記録，可以發現，本文所統計的12種輿圖中，唯一没有標注這一事件的是日本人所繪的《大清廣輿圖》，這很可能與日本人没有那麽强的華夏邊疆意識有關。隨着時代的發展，零丁洋周邊增加了“澳門”“香港”和其他島嶼名稱等更詳細的地域標識，甚至多以方框或圓框重點標注，使得文天祥寫作《過零丁洋》這一文化事件成为一个重要的沿海文化意象，作爲海疆叙事的一環，與其它沿海典故，如“秦築長城，入泥數里，以舟載生鐵沉于海中爲根底”，“成化以前運糧由此路，三五日至成山甚便，然壞船甚多，合不敢行”等沿海故實一起，在“人迹路程圖”中承擔了海疆叙事的文化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説，文天祥史迹于“人迹路程圖”的意義，也就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典範人物，而有了文化空間標識的作用。因此，《過零丁洋》的寫作，也成爲“人迹路程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主題要素。
四、小結
“人迹路程圖”對文天祥的重視，形成了一種對文天祥形象的傳承建構方式，是相關文化記憶的獨特載體。不同時期的輿圖將文天祥生平事迹標注于相應的地理空間，形成了一種“歷史-地理-文化-價值”的關聯圖式，促使觀看者不斷强化這些空間坐標，形成關于文天祥的更加豐滿和立體的形象記憶。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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