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艺术陶瓷收藏与投资价值的探讨
在艺术品的收藏与投资中，可谓是门类众多、品种纷繁，每个收藏爱好者或艺术品投资人都渴望寻找到一个值得收藏又极具投资价值的收藏投资品种。衡量一个收藏品种是否具有收藏与投资价值，就看这个收藏品是否具备六个字的基本条件，即：稀缺、精美、珍贵。而新中国艺术陶瓷就完全符合这六个字的要求。
一、稀缺
在这近二十年的收藏实践中我切身感受到，真正精美的新中国艺术陶瓷总量并不多。究其原因：
一是创作时间短。新中国艺术陶瓷，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六、七，是指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景德镇十大瓷厂改制、计划经济体制解体。这一时期，景德镇创作生产的艺术陶瓷，前后跨度约三十五年左右。其中“文革”耽误十年，新中国艺术陶瓷实实在在的创作生产时间只有二十几年。而浅降彩瓷的创作生产历经七八十年，民国汪晓棠、潘匋宇到“珠山八友”，他们从创作洪宪瓷计起，到一九四九年，都超过三十年。创作时间短，作品的总量也就少。从这个角度分析，新中国艺术陶瓷的精品应该不会多于浅降彩瓷和民国“珠山八友”等人的作品。
二是从事艺术品创作的人数并不多。一九四九年前，景德镇有数以百计的小作坊，数以千计的陶瓷艺人从事陶瓷艺术品的创作与生产。解放初期，集中到几个陶瓷合作社，少数几个瓷厂。最鼎盛时期，也只有十来个瓷厂，而专业从事艺术陶瓷创作生产的只有景德镇艺术瓷厂、雕塑瓷厂、建国瓷厂、人民瓷厂、东风瓷厂和轻工部陶研所等。而精美的艺术陶瓷作品，大多出自这些瓷厂的美研室。从现存精美的艺术陶瓷作品分析，这一时期优秀的陶瓷艺术创作者不足百人，故整个产量也不会很大。
三是留存在国内和民间的艺术陶瓷精品很少。那个年代国内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温饱都难以保障，人们没有条件去欣赏和购买这些高档艺术品。当年生产的艺术陶瓷，主要是供出口创汇，用作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的礼品，以及各美术馆、博物馆、高档宾馆、会议室等重要场所展览陈设用，留存在国内，散落在民间的非常少。我们现在能见到很多精美的新中国艺术陶瓷，大都是近些年从国外回流的。
四是“文革”十年艺术陶瓷创作遭到极大破坏，很多精美的陶瓷艺术品惨遭毁灭。“文革”十年，很多厂家一度停止陶瓷艺术品的创作与生产，特别是轻工部陶研所“文革”十年几近瘫痪，几乎没有创作生产陶瓷艺术品。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挨批挨斗，关进牛棚或下放农村，被迫停止艺术品的创作。在这十年里，很多精美的陶瓷艺术品被当着封、资、修，在破“四旧”中，被造反派打碎毁灭。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文革”时期创作带有鲜明政治特征的艺术品，又一次惨遭恶运。有人测算新中国艺术陶瓷精品，存世量不足万件，还不如齐白石个人画作存世量多。
二、精美
凡是收藏或接触过新中国艺术陶瓷的人，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新中国艺术陶瓷确实很精美。有的艺术陶瓷达到美伦美奂、精美绝伦的程度，真让人过目不忘，爱不释手。究其原因：
一是陶瓷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陶瓷艺人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生活有了保障，不再为生计忧愁，使他们迸发出极大地创作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陶瓷艺术品的创作之中。期间，他们创作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品。
二是这个时代聚集了大批优秀的陶瓷艺术家，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如“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刘雨岑、田鹤仙、徐中南、毕伯涛、著名陶瓷艺术家王步、张志汤、汪大仓、曾龙升以及龚跃庭、周湘甫、汪以俊、王小凡、章鉴、王锡良、张松茂、刘仲卿、余文襄、邹国钧、王云泉、汪昆荣、魏荣生、赵惠民等等，使得这时期的陶瓷艺术创作达到鼎盛。
三是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对景德镇陶瓷的生产和发展非常重视。中央政府曾派中央美院梅建鹰教授和一批专家前往景德镇，对这些老艺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写生和素描，并选送部分优秀的陶瓷艺人到北京进修学习，使得整个景德镇艺人的艺术修养大大得到提高，反映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上，艺术品味不断得到提升，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如五十年代、王大凡、章鉴合作的粉彩瓷瓶《骏马献给总司令》就是一件艺术水准极高的陶瓷艺术精品。
四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投入，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官窑体制。在陶瓷的胎、釉、彩料的选用和加工上舍得下成本，组织人员攻关克难，取得许多技术上的突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如这一时期生产的高白泥、高白釉、手工簿胎瓷，釉中彩，颜色釉，雕塑瓷,其精美程度远超“清三代”。这一时期生产制作精美的艺术陶瓷，应属新中国官窑。
三、珍贵
新中国艺术陶瓷由于它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今天这些作品已无法复制，更是显得珍贵。
一是新中国艺术陶瓷的创作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陶瓷艺人们是按职称、按级别拿工资，没有生产指标，陶瓷艺人们在创作艺术品时，能够心神气定，心无旁鹜，不计时间，不计工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一件好的作品往往要花费数月，甚至近年的时间完成，有的还需多方面的艺术家共同合作方能完成。如今计划经济时代结束，新中国官窑体制彻底解体。时代不同，创作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那种心神气定的心态下创作的陶瓷艺术品，在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状态下，如此精美的陶瓷艺术品是永远不可再生了。
二是新中国艺术陶瓷诞生在政治特征非常鲜明的年代。很多艺术陶瓷在体裁上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带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如粉彩瓷瓶《江青检阅革命样板戏》、六十年初陶瓷美术家赵惠民创作的粉彩瓷板《晒谷场上》、一九六三年由陶瓷美术家王锡良、张松茂合作的粉彩瓷板组画《农村新貌》、著名老艺人邹国钧一九七三年创作绘制的粉彩瓷板画《井冈山茨坪》，随着这个时代的逝去，这种反映时代政治特征的艺术作品就更显得尤为珍贵。
三是有些新中国艺术陶瓷原本就不是为销售给个人而创作的商品，而是为某博物馆、美术馆，某个特定的重要场所而精心制作的展品，今天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流出到社会。尤其是那些重大政治题材的陶瓷艺术作品，是由国家投入、集社会之力量，集体创作、讨论、修改，由个人或少数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执笔而成的作品，存世量很少。如一九六○年江西省委宣传部、景德镇市委宣传部组织省市艺术家赴庐山写生、由陶瓷美术家王云泉执笔绘制，汪少平填色为人民大会堂特制的《庐山六景》、由老艺人邹国钧一九六○年创作的大型瓷板画《乌江》、老艺人邓必浩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大型瓷板画《韶山洙津渡槽》、老艺人徐焕文、曹达柏为美术馆创作的《革命圣地延安》、《喜丰收》粉彩瓷板等。这些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国家制瓷的最高水平，更是弥足珍贵。如此珍贵的陶瓷艺术精品原本不可能属于我们个人，某种机缘巧合，今天我们能收藏到一两件这样的稀世珍宝，这是何其幸事。假如我们与这些珍品擦肩而过，我们将遗憾终身。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新中国艺术陶瓷是一种极具收藏与投资价值的艺术品类。虽然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远远不够，虽然它的投资价值有所体现，在拍卖会上，有的作品已经拍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但远远尚未达到它应有的价值高度。我相信随着广大收藏爱好者对新中国艺术陶瓷的亲睐，随着艺术品的投资人和艺术品投资机构的介入，新中国艺术陶瓷的春天将大步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