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骑士生涯落幕：医院骑士团第80届大团长贾科莫离世
医院骑士团（Order of Hospitallers），官方全称为耶路撒冷、罗德、马耳他圣约翰医院主权骑士团（Sovereign Military Hospitaller Order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of Rhodes and of Malta），与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并列为欧洲三大骑士团，并存续至今。它的前身为11 世纪中期一批意大利阿马尔菲商人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旁创立的圣约翰医院及附属修士团体。其创始人“被祝福的”杰拉尔德把握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机遇，令它发展壮大，并于1113 年获得了教皇帕斯夏二世的官方册封。在风起云涌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医院骑士团在医疗慈善事务以外，也开始担负起军事职责，战功显赫。耶路撒冷与阿卡相继沦陷后，医院骑士团迁至罗德岛，在15 世纪至16 世纪初独自抵御了马穆鲁克苏丹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三次围攻。1523 年被迫撤离罗德岛后，骑士团在地中海中部的马耳他岛安家落户。1565 年荡气回肠的马耳他保卫战击碎了苏莱曼一世无敌的神话，骑士团也因此获得了“欧洲之盾”的美誉。1798 年被拿破仑一世逐出马耳他后，骑士团回归初心，渐渐淡化军事色彩，重新以医疗慈善事业为第一要务。19 世纪后期以来，它终于脱胎换骨，并赢得了世人广泛的尊重。虽然从领土上看，医院骑士团似乎微不足道，但它仍与超过100 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在50 余国设有分支机构。它的成员遍布五湖四海，依旧实践着“守卫信仰，拯救苦难”的古训。
医院骑士团标志马耳他十字架
虽然中文翻译为“骑士团”，但医院骑士团本质为天主教修道会，其成员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出家人”或僧侣，只不过历史上常常肩负军事职能并且战功卓著，常常令国内历史爱好者将他们与欧洲封建骑士相混淆。骑士团内部最高阶的“公义骑士”必须严格遵守“绝财、绝色、绝意”的三种誓言（即放弃个人财产，不可结婚，不可违背教会与骑士团意志），尽管如今它号称在全球的成员（包括外围志愿者）将近10万人，然而公义骑士仅有十几人，可谓精英中的精英。医院骑士团的最高领导人俗称“大团长”（Grand Master，正式头衔为“亲王及大团长”）便只能从“公义骑士”间选举产生，一旦继位，除非特殊情况，任期终生。截止2020年，从12世纪至今900多年历史里，医院骑士团共有官方认可的80任大团长。我今天介绍的主角便是刚刚于上月逝世的第80届大团长、亲王——意大利人贾科莫·达拉·托雷（Giacomo dalla Torre del Tempio di Sanguinetto，1944-2020）。
贾科莫·达拉·托雷
贾科莫··达拉·托雷，家境显赫的学者型医院骑士
贾科莫·达拉·托雷出生于意大利王国一个贵族家庭。父亲保罗·达拉·托雷贵为第三代桑圭内托伯爵，本人则是一名艺术史专家，曾长期担任梵蒂冈博物馆理事长一职。托雷一家与梵蒂冈、教廷渊源颇深。除了父亲，祖父朱塞佩曾于1920-1960年长期担任梵蒂冈名报《罗马观察报》主编，他的哥哥则曾任教廷法院院长。
贾科莫·达拉·托雷自己更热爱学术，青年时代就读于意大利知名学府罗马大学，攻读基督教神学与艺术史。毕业后长期在宗座传信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as Urbaniana，即乌尔班大学）教授艺术史。他是意大利公认的中世纪艺术专家，并且对音乐（尤其是意大利歌剧）拥有很高造诣。由于家庭关系，加之个性温和，行事一丝不苟，他与梵蒂冈高层建立了良好私交。据说，教皇本笃十六世（当时还身为枢机主教）便曾经在离开梵蒂冈时委托贾科莫照顾自己的爱猫。这为他人生道路的改变埋下了伏笔。
1985年，贾科莫·达拉·托雷已年届不惑，他却在这一年选择加入了医院骑士团，成为了一名“恩典骑士”（地位低于公义骑士）。经过漫长的考察，他最终于1993年许下前文所说的“三种誓言”，晋身为数量极少的“公义骑士”。贾科莫的前半生可以说献给了学术事业，后半生才开始效力于骑士团。虽入团较晚，但其人品和才华还是很快获得了团友们的认可，1994年便被选举为医院骑士团伦巴第-威尼斯分团长，1999年进入了骑士团议会任职，2004年成为了骑士团“大司令官”，是团内仅次于大团长的第二号领袖。
医院骑士团拥有超过900年历史，机构、官职设定源远流长。如今骑士团几乎完全褪去了军事色彩，过去一些重要职位，如大元帅（骑士团军队领袖）、海军司令、土科波利尔（雇佣军领袖）等已不再设立。现代骑士团最重要的职位大体有三个：大团长、大司令官、书记长。大司令官是大团长副手，团长不在位期间可代理其职务，并负责内政；书记长原为秘书长，但在现代地位不断上升，如今已事实上掌管骑士团外交事务，相当于“国务卿”。至此，贾科莫·达拉·托雷已成为医院骑士团核心“三驾马车”中的一员。
79任大团长马修·费斯廷
2008年，78任大团长安德鲁·伯蒂（Andrew Bertie）去世，按照团规，大司令官贾科莫·达拉·托雷成为代理大团长，直至新团长产生。然而贾科莫的团长生涯仅持续了一月，在稍后举行的骑士团内部选举中，尽管贾科莫的呼声很高，但最终胜出的却是英国籍公义骑士马修·费斯廷（Matthew Festing，1949-，79任大团长）。
贾科莫为人谦和，也并不因选举失败而气馁，此后他辞去了大司令官职务，改任罗马分团团长，似乎远离了骑士团权力中心。但他依旧是团中德高望重的人物。
临危受命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医院骑士团爆发了百年来最大的高层震荡。
16年12月6日，大团长马修·费斯廷在罗马孔多蒂街马耳他宫召见了大书记长德国人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泽拉格尔男爵（Albrecht Freiherr von Boeselager），要求对方辞职。在伯泽拉格尔拒绝后，便当场将其开除。这在骑士团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书记长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拥趸甚多。两位高层的斗争很快演变为“传统派”与“革新派”的斗争。更匪夷所思的是，其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骑士团医疗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缅甸免费发放了计生用品，在大团长看来涉嫌违反教义……（我曾写文章介绍过此次争端，不再赘述）
意想不到的是，骑士团基层强烈支持伯泽拉格尔，而教皇方济各也站在革新派一边。内忧外患之下，马修·费斯廷在来年1月28日黯然宣布辞职。大团长之位出现了空缺。
按照惯例，原本应由时任大司令官的路德维希·霍夫曼·冯·鲁默施泰因暂时履行大团长职务，直至新团长产生。然而，刚刚经历内乱的骑士团急需一名德高望重，各方均能接受的人物出面主持大局。于是贾科莫·达拉·托雷通过投票，临危受命，再度出山，担任“代理大团长”一职，时间长达一年。
最终，经过多方博弈，2018年5月的选举中，贾科莫共赢得57票顺利成为正式的第80任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其中两票是女性团员投出的，这也是骑士团900多年历史中，首次有女性参与了大团长选举。
2018年选举中，医院骑士团历史上首次参与大团长人选投票的两位女性成员。
贾科莫·达拉·托雷宣誓就职，右手边的主教为教廷驻骑士团特使若望·安杰洛·贝丘，旁边的是官复原职的大书记长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泽拉格尔，其左侧穿黑色医院骑士团修士袍的则是大司令官路德维希·霍夫曼·冯·鲁默施泰因。
当选后分别身穿医院骑士团两种制服的贾科莫·达拉·托雷。按照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医院骑士团日常制服为黑色修士袍，作战时则换装红色军服。该传统保留至今。
贾科莫·达拉·托雷当选后最大的功绩，是坚决支持改革派的改良运动，并以其威望压制了保守派的掣肘。一度被免职的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泽拉格尔重新获得重用。此外，他作为元首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先后对贝宁、喀麦隆、德国、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进行了国事访问。虽然年事已高，但贾科莫·达拉·托雷依旧践行了另一项骑士团传统，定期在罗马中央火车站为穷人免费发放食物。早在骑士团在耶路撒冷拥有医院的十字军时代，他们便定期为穷人和朝圣者分发免费的面包，并提供免费医疗。
教宗方济各会见贾科莫
今年疫情爆发后，医院骑士团作为国际性医疗慈善主权实体，也全力投入到抗疫当中。然而此时贾科莫·达拉·托雷已经身患重病。他在4月初仍带病工作，主持会议敲定了于今年10月召开修士大会修订骑士团1961年版宪法的日程，可谓笃定了骑士团改革的大政方针。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2020年4月29日午夜，他因病去世。和传言不同，他的病逝与疫情无关，死因是喉癌。
教宗方济各闻讯后致唁电表示哀悼。他在唁电中称赞托雷团长“学富五车、信仰虔诚、充满热情”，“全然忠于基督和福音”，加入骑士团后长期“为教会的福祉”和“最痛苦的人”慷慨献身。
大团长的葬礼
托雷病逝后，按照团规，2019年上任的葡萄牙籍大司令官鲁伊·贡萨洛（Ruy Gonçalo do Valle Peixoto de Villas Boas，1939-）暂时代理大团长职务。
图为2019年时的医院骑士团“三驾马车”，左一，鲁伊·贡萨洛，大团长居中，右一，大书记长伯泽拉格尔。
医院骑士团历代大团长中，任期不到两年的并不多见——虽然最短记录是1660年上任的阿内·德·克莱蒙- 热桑（Annet de Clermont-Gessant），不满一年。然而，尽管贾科莫·达拉·托雷任期短暂，但他在医院骑士团面临高层动荡甚至分裂危机之时，临危受命，修复了与教廷关系，并支持、推进骑士团的内部改革，在慈善事业方面也亲力亲为，在骑士团900年的史册中，也足以留下自己的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