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地名与历史上的屯田

河西走廊地处边远，在历史上因交通不便，转输困难，历代王朝为巩固河西走廊这一地区，在此设置之初，大都以屯田为本，节省民力，满足兵食。在此屯田有它的优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拥有极其丰富的冰川积雪，成为天然的固体水库，每年春夏，冰雪溶化从祁连山北麓流入走廊，网织成了三个较大的内陆河流域，与此相适应的，走廊内部也出现了三块面积较大的绿洲平原，这就是石羊河流域—武威、永昌绿洲平原；黑河流域—张掖、酒泉绿洲平原；疏勒河流域—玉门、敦煌绿洲平原。由于这三块绿洲平原有着丰富的祁连山雪水滋润，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草肥美，可耕可牧的区域。早在秦汉时，匈奴失去了河西，就曾发出了“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河西“地广人稀，水草宜耕牧，故凉州（武威）之畜为天下饶”。因此，历代都把河西作为重要的屯垦的地方，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历代各族劳动人民在这里生养蕃息的基础。从西汉迄明清，屯田延续了二十个世纪，因此出现了许多与屯田有关的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河西归汉之后，汉为经营这一地区，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贫民和“罪犯”迁徙河西。据《汉书·地理志》载，河西四郡当时有户六万一千余，户口十八万余。如果加上屯田的士卒，整个河西大约有四十万人左右。汉代将移民、设郡、屯垦这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大量的劳动力进入河西，加之徙民带来中原人民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大大促进河西走廊一带的开发。唐代前期河西的繁荣，也可以从唐朝在这里屯田利籴等情况可以看出；武则天时，陈子昂在论及甘州（张掖）屯田时就说过，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丰获常不减二十余万”。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开垦，“数年丰捻，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

明得河西则设有凉州卫、永昌卫、肃州卫及甘州五卫。为了确保这一边防重地，不断派遣大量军队在河西驻防屯垦。从洪武到弘治（公元1488—1505年），凉州等十一卫有正式屯军七万余人，下屯旗军近四万人，屯田面积最高时达二万六千余顷，除了下屯正军以外，还有余丁及正卒家属下屯耕种。到清朝初年又大量召民到河西屯田，如雍正（公元1723—1735）年间，一次就召民二千四百另五户去敦煌屯种。同时，又实行了诸如改变凉州戍军为屯丁，把明蕃王的土地归民户经营， 以及免除钱粮，兴修水利等措施，使河西更加繁荣起来，所谓“金张掖、银武威”的传说，也就从那时起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在河西走廊一带出现了有关移民、屯田、兴修水利等类地名。在武威市东北约六公里处有“发放亭”（今为发放乡）、“安置寨”等地名，顾名思义，发放者乃流放犯人之谓也，在历史上向河西走廊一带发放罪犯，是屡见不鲜的。这类地名是犯人所居之所，主要是到河西进行屯田。金塔县有“移庆湾”、“移庆沟”、“西移村”、“移民庄”等古地名，无疑地亦与迁移民有关。西汉在河西走廊屯田，当时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则为戍边士兵所种，收获归公，衣粮由国家供给；民屯则为徙民所种，向国家交纳地租，当时屯田是很有成绩的。在河西走廊东起武威西至走廊西端的安西县，以及在走廊中部绿洲平原的几个县、市、出现不少以“屯庄”命名的地名，有的地名前冠以姓氏，如“高家屯庄”、“潘家屯庄”、“任家屯庄”、“白家屯庄”等等；还有冠以方位、序数或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如“东坝屯庄”、“西坝屯庄”、“南新屯庄”、“北屯村”等；以序数命名的有，“二坝屯庄”、“五坝屯庄”、“五墩屯”、“五班屯地”等；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如“沙滩屯庄”、“橙槽屯庄”、“板屯庄”、“槽沟屯”等等；上述这类地名都与历代王朝在此屯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民勤县红柳园以北的各乡出现了以《千字文》命名的村庄名称。因民勤地处河西走廊石羊河的中游，古代是水草丰盛的地方。明洪武初设卫，按明军卫制规定，河西一卫有戎马戍边的军兵5600人，故守边军兵屯田，后来就易兵为民了。清雍正初，卫、所改为县，因人口繁衍， 加之中原向边地移民，人口剧增，开垦屯田已向石羊河下游迁移，村落星罗棋布，县府当时决定，便以《千字文》为顺序来拟定地名。《千字文》是我国南朝梁武帝萧衍指令执事郎周兴嗣拓取东晋书法家王羲之遗墨不同的字一千个，编成四字一句，对偶押韵，便于记诵的启蒙读本，叙述了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清代即开始流行，因此，在民勤县柳林湖一带，以《千字文》命名的地名比比皆是，如“天地玄黄”四字，相应的出现了“天成”（今为收成乡）、“地平”、“玄和”、“黄岑”等；又以“云腾致雨”四个字命名的村庄有“子云”、“腾胜”、“致力”、“雨顺”等名称。还有以“号”字命名的地名，如“上号”、“下号”、“下润西号”、“秋成上号”以及金塔县出现“天字号”、“地字号”、“宇字号”、“宙字号”等等村庄名称。据《甘肃通志稿》舆地九《水道》记载“柳林湖，在县（民勤县）东北百二十里，抹山北，雍正五年，试种开垦，遂将安置移民所定为地名。它虽经历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多数地名几经更易，但仍保留有一部分地名，相对稳定地沿袭下来，至今还保留着它的历史意义。在敦煌市有些村庄名称，含有特殊意义，大部分是以甘肃原古县命名的地名，境内有泾州（泾川）、狄道（临洮）、秦州堡（秦安）、安化（庆阳）、岷州（岷县）、河州（临夏）、伏羌（甘谷）、合水及河州堡、武威庙等等，这类地名的产生，大部分是后期从省内各县迁徙到河西进行屯垦的，以原来州、县名称命名的地名。

历代在河西屯田，首先要兴修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程。在“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因此，在今天的绿洲平原以“渠”、“坝”等命名的地名星罗棋布，其大多数地名为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名称。“渠”多分布在绿洲平原中部或北部的泉水地区，如张掖市西南龙渠乡，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7年）巡抚杨博造龙首渠而得名；民勤县有“西渠”、 “中渠”二乡，是以雍正年间所开的渠系及方位得名的；敦煌市“黄渠”（乡）、此名以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由党河向黄墩子开渠引水而得名；据居延发现的汉简就有甲渠、临渠、广渠等名称。以“坝”字命名的地名，在河西走廊多分布在绿洲南部的山水灌区，要引水灌田，必须筑坝拦水，如武威市的“四坝（乡）”是因西营河灌区属四坝河系得名；“中畦（乡）”，是以杂木河旧四坝中畦得名，还有“二坝”、“上坝”、“东坝” 、“六坝”、“西坝”等地名亦如此。

酒泉市现今还保留有“西洞”、“东洞”的地名，据《肃州新志》记载：明洪武年间，大将冯胜平定河西，在酒泉移民屯田，为了引水灌田，擢千户曹斌，鸠集伕匠在洪水河陡峭的崖壁上凿壁穿洞，开掘天井，使洞相通，井井相联，引水上岸灌田，人们称西岸渠道为“西洞子坝”，东岸渠道为“东洞子坝”，后遂有“西洞”、“东洞”之地名。民勤县有“新河（乡）”， 据《镇番县志》载，清乾隆八年，在县城东开掘人工河渠，便以此得名。

打开河西1比10万地形图，可明显看出有些市县的村庄名称，亦是历史上屯田的产物，以屯田地块划分和方位分号所命名的地名，如金塔县有“上三分”、“上四分”、“中五分”、“上八分”、“西四分”、“南九分”等；玉门市境内有“下西号”、“下东号”、“西红号”等，据考察为清代驻兵屯田；酒泉市境内有“七分脑”、“西二”、“东西”等名称；临泽县、张掖市境内有“西六号”、“中七号”等，这类地名产生丝毫未有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的特色，都与历史的屯田有关。还有些村名是以屯田地块的形状和方位两者结合起来命名的地名，如民勤县有“东正方形”、“下正方形”等；同时，还出现以屯田所收获的产量来命名的地名，如“上三十石（dàn）”，“十八石”等村庄名；安西县还出现一种特殊的地名，以工字来命名的，有“头工”、“二工”、“三工”，一直延续到“十工”；这类地名多分布在安西县城的西南部，疏勒河中游平原地带，大约每隔二公里为一工，整齐排列，这显然均以屯垦的地块划分而命名的，据《安西县新志》记载，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吐鲁番回民八千一百六十口，东迁河西，在瓜州（安西）地方筑城安置，四里一方筑一堡，共分十个工堡，遂取名“头工”、“二工”、“三工”，以至“十工”。同治年间，因遭战乱，便返回原籍，城堡遂废， 后因汉民来此屯垦，仍沿用此名。

除此之外，在河西走廊还有的地名是颂扬历史人物，因屯田有功而命名的村庄名称。在酒泉市东南部有一个“屯升”地名，原称“九家窑”，《肃州新志·九家窑屯田》记载，署肃州知事童华，察知九家窑有千人坝，坝水渗透不堪，难以利用，虽有万亩良田，但因高出河岸不能灌溉耕播，造成缺水、土瘠、民苦。为解救民难，必须凿山开洞引水。只因工程艰难， 无人承担主办，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奉命讨准噶尔，署陕甘总督，到肃州（酒泉）办理边防要务视察。此时，童华首次提出屯垦救民的意见，结果被采纳。鄂尔泰当即命童华主事，州判李如进协理。于是在九家窑聚集伕匠数百名，经过两年的艰苦开凿，凿通五座山，挖隧道千余丈，开渠一千五百丈，其悬崖不能过者，架桥四座，终于在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水到渠成。人们开始垦荒，耕耘播种两年，年年五谷丰收。这时，众欢民乐，丰衣足食。童华也因屯田有功而被升调京城，当地民众为颂扬童华的功德，将“九家窑”更名为“屯升”，即“屯田荣升”之意 。

河西走廊的地名与历史上的屯田息息相关，它乃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着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铭刻着各族人民开发河西走廊绿洲的伟大功绩，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地理、经济等信息，研究探讨河西走廊地名，对于今天开发绿洲经济、进行文化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