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清官尤可恨”（外二题）

《老残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官尤可恨”

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刘鹗《老残游记》）

史观察向张抚台进献“治河策”，力主尽废民埝，退守大堤，结果黄河泛滥，淹死了几十万人。他们事先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张抚台因为“体恤”百姓，还落了“几点眼泪”，但他们坚信这个办法是治理黄河的“一劳永逸”的良策，是为了将来百姓的幸福着想，“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恙”，终于还是一意孤行，酿成大错。这些官员都是清官，道德威望很高，可惜脑子糊涂，过于卤莽，好心办了坏事，所以刘鹗评论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老残游记》第十六回自评）有人说，刘鹗是主张“清廉有罪”的，这是对刘鹗的曲解。他的本意并不是批评“廉洁奉公”这种品质，而是批评打着“廉洁奉公”的旗号武断行事这种行为。清廉只是对官员的道德肯定，并不代表官员的执政能力，更不等于“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如果清官以道德为制高点，把清廉当作“尚方宝剑”“免死金牌”，势必就会陷入“动机论”的怪圈：我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谋取个人私利，所以即使我做错了，也不应责怪我。——如此“高论”，何其耳熟？

名家汇评本《红楼梦》，崇文书局。

脾气很大胆子很小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地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曹雪芹《红楼梦》）

作者自称《红楼梦》只写“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实则无处不在“怨世”，无处不在“骂时”。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段，是非常精彩的讽世笔墨，极尽人情世故，官场污浊。“呆霸王”薛蟠从冯渊手中夺走甄士隐之女英莲，并喝令家奴把冯渊打死，之后扬长而去，逍遥法外。冯家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刚刚复职的贾雨村闻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发誓要缉拿凶手，为死者伸冤。但是当葫芦庙出身的门子掏出“护官符”给他看，并且点明薛蟠和贾、史、王、薛这四大家族的关系时，他那满腔正义之火马上就熄了。甄士隐曾资助贾雨村进京赶考，但这点小惠怎么比得上贾政让贾雨村复职的大恩？贾政是有权有势的人物，可以“轻轻”让贾雨村复职，自然也可以“轻轻”将他再革职。薛蟠是贾政的外甥，贾雨村脾气再大，也不敢动薛蟠半根汗毛。如果要写一则红楼新闻，标题好办，“贾知府怒斥草菅人命”，正气凛然，可惜内文没法写，一写就是“阴暗面”。在官场上混，有脾气没乌纱，面对权势，贾知府汗出如浆，胆小如鼠，怒斥成了笑谈。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胆小，秉公执法很胆小，徇私舞弊却很胆大，所以，打死人命就白白地走了“这样放屁的事”不但有，还得劳烦他贾知府亲自玉成哩。

《日知录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

“亡国”与“亡天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民族国家”是西方近代的产物，中国传统并不存在以“土地、人民、主权”为界定标准的国家观念。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古代中国的“国”，主要是指诸侯国。《战国策》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可见“国”是很多的。诸侯互相征伐、兼并，最后江山一统，建立王朝邦国，“国”就成了王朝的代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与“天下”并不对等，而是有所区别的。余英时先生指出，近代以前，中国史上国际交往甚少，而异族入侵频繁，因此“传统中国人注重文化意义的民族意识远过于政治意义的国家观念”（《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这是十分中肯的论断。所谓“亡国”，只不过是朝代的倾覆，政权的崩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弃民如敝屣，则民视国如寇仇，所以，“保国”主要是“肉食者”的事情；“亡天下”则不一样，在顾炎武看来，那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衰亡、文化价值的丧失，这关系到整个民族中每一个人的切身利害，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惟识者赏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