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龙山时代的繁星是如何陨落的？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两个阶段漫长而又著名，那就是仰韶和龙山时代。仰韶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其核心区域晋南-豫西地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使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而龙山则是一个融合交流的时代，彼时华夏大地万邦林立，四方文化逐鹿中原，随后激荡而出的二里头文化，结束了群雄逐鹿的“乱世”，开启了青铜文明。
关于新石器文化，上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分区的，每个区有自己的传统，就是谱系，谱系下还分很多枝蔓。而文化演进不是一条线进行的，是多元的，或者是满天星斗式的。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则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即中国各区域文明一体化的同时，各自都向更高层次发展，每个区域的文明化的进程不完全一致。于是，山东地区、中原地区、长城地带，辽西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重瓣花朵式格局
当代的考古学家许宏又进一步总结苏秉琦和严文明的观点，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是单线进化来的，其发展脉络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线索清晰，如百川汇流渐成大江。很明显，许宏先生揉和了严文明的“多元一体”以及苏秉琦的“满天星斗”概念，他认为二里头之前华夏大地“万邦林立”的邦国时代的格局，如同天空中的“满天星斗”交相辉映，但他们并没有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核心，如同新石器时代的“战国”。二里头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广域王权时代的到来，华夏大地万邦林立的“战国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覆盖范围超过禹贡九州的二里头文化，此时的华夏大地，二里头文化一家独大，周边再无可与之匹敌的文化，似“月明星稀”。这种状态像极了后世的统一朝代，因而许宏先生称之为“广域王权时代”。
前二里头时代的华夏大地，新石器文化遍地开花如满天星斗
读到这里，大家或许会疑问，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英雄”辈出如满天星斗，为何最后独独是二里头文化脱颖而出照亮了夜空，那些龙山时代的“满天星斗”们是如何陨落的呢？下面我们分别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晋陕高原-西辽河流域这三个区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为切入点，了解仰韶-龙山时代文化演变大势。
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有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灭亡后是广富林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灭亡后是后石家河文化），以及上游是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下启三星堆文化）。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个特点，他们兴起的时间比较早，而且是越往下游时间越早。长江一线的这三个新石器文化的兴衰相互影响，有着紧密联系的，我们先从良渚文化讲起。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兴起时，中原地区“不温不火”正处于仰韶中期，此时的良渚人就已经开始建造巨大的水坝系统了，并且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稻作农业，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也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如此极盛的区域文明，竟然没能从“满天星斗”的仰韶-龙山时代突围，突然在4300年前就灭亡了。
对于良渚文化灭亡的原因，考古学者经过对30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地层剖析发现，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上出现了大量的黄粉土，并且不是来源于附近的东苕溪或大遮山，而是与钱塘江下游、长江下游以及东海的沉积物来源比较一致。这表明良渚文化末期，东海海侵或长江下游的洪灾，可能是良渚文化灭亡的主要原因。（《杭州良渚遗址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物源及其对良渚古文明消亡研究的意义》）。
东海海浸可能是良渚文化灭亡的主要原因
考古学者在良渚周围发现的水坝系统，似乎也间接证明了，良渚人一直和洪水做着斗争，建水坝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良渚文化层最高处海拔不超过20米，很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在大约4300年前，距离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时代还有300年，此时的杭州盆地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地方就已经是一片汪洋了，之后这里一直没有人居住，直到战国时期，才陆续有人迁居至此。大洪水无疑是造成良渚文化灭亡的重要原因。
良渚遗址的外围水坝系统
石家河、宝墩文化
良渚文化的原生地被大洪水所吞噬后，有证据显示，良渚人并没有留在原地，而是逆流沿着长江北上，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融”到了一起。几百年后，在大约距今3700年前，石家河文化因为某种原因走向衰落，巧合的是，四川本土的宝墩文化也在此时突然衰落，考古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入侵成都平原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种突变，很难用文化传播和影响来解释，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民族的迁徙和征服过程。（《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
通俗的讲，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有两股势力进入了成都平原，一股是因环境变化而西迁的良渚-石家河“联军”，一股是南下的二里头文化（根据时间判断，很可能是夏朝灭亡时的夏桀南迁），这两股势力融合了成都平原的本土文化后，迸发出了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
三星堆玉器风格与石家河极其相似，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继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玉器制造技术也很发达，石家河的玉文化对后世殷商、三星堆时期玉器制造技术、纹饰与造型等方面均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石家河文化所处的时空背景与良渚文化很相似，其兴衰与良渚文化极也如出一辙，都是受当时的自然环境制约而灭亡的。之后的宝墩-三星堆文化，虽然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受限于地理单元，未能突破成都平原而对中国产生更为广域的影响。
西辽河-晋陕高原
红山文化
在中原的仰韶文化还没有完全兴盛起来之时，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绝对是中国北方最亮眼的一颗星，但让考古学者不解的是，红山文化在极盛的颠峰时期，却突然灭亡了。一种考古学意义中文化的突然灭亡，只有两种可能：不可抗力的天灾或被外来文化灭亡。红山文化的灭亡在学术界还未有统一的意见，最近有观点认为，红山文化的灭亡原因有可能是土地快速变为沙漠，从而促使人们迁往中国其他地方。
红山文化典型文物
据考古发掘分析，从红山文化早期的工具种类和数量看，红山文化是以农业为主，渔猎业和手工业为副的农耕文化（《红山文化研究》），但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区域内生产方式经历了农牧交替的两次重大转变，当时的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红山文化在日益恶化的环境面前渐渐推出了“涿鹿中原”的资格。
《红山文化研究》中的附图表明在红山文化晚期其区域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石峁文化
与红山文化一样，石峁文化也是长城外农牧交界线的新石器文化之一。石峁文化上承内蒙古草原上的老虎山文化。根据考古资料显示，石峁人在陕北地区盘踞了400余年，公元前2300年开始在陕北扎根，公元前1900年前后，在夏王朝早期突然去向不明，消失在了考古人的视野当中。是城防失守、火灾所毁灭，还是遭到外族侵略灭亡的？考古学家并没有在遗址中发现与其相对应的证据和痕迹。不过有学者认为，石峁文化与内蒙一带的老虎山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带的气候变得日益干冷，可能是石峁南迁的主要因素（中原文物，2007年第一期《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
此外，南迁的石峁很可能灭掉了陶寺文化。考古显示，大邑陶寺在中后期被外来文化给灭亡了，而矛头直指北方黄土高坡的石峁文化。极盛一时的陶寺亡于石峁，颇有龙山时代的游牧文明灭亡农耕文明的意味。
陶寺文化的灭亡，矛头直指北方的石峁
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极盛一时，是龙山时代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了，然而数万人聚集的都邑，300年兴盛发达也抵挡不住外族的入侵，有证据显示，毁灭陶寺的正是来自北方农牧交界的石峁文化，气候变得干冷导致北方部族南下，陶寺首当其冲。其实中原的威胁不仅仅的来自北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众多城邑在东部“边境”地区呈现统一的抵御外敌的姿态（此观点参考许宏《何以中国》），可见在城邦并起的龙山时代，人口的激增，加剧了资源甚至优良的地理环境的争夺，各个城邦之间，并不太平，危险可能随时来自于远方甚至近邻。很显然陶寺文化未能挺过龙山时代这轮竞争。晋陕高原-西辽河这些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结局颇为相似，不是败给了地理环境大势，就是自身在竞争中出了局，终未能挺到二里头文化到来的前夜。
黄河流域
齐家文化
位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其他三处分别是二里头、夏家店下层、四坝文化。这样看来，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齐家文化，具有了与二里头文化“一决高下”的资本。然尔，考古至今未在齐家文化发现有发达的复合范技术，也就是说，在西亚地区的青铜潮自西往东传播的过程中，齐家文化虽然占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但自身的冶铜技术却一直处在初级阶段。相反，二里头人在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后，立马发明了先进的复合范技术，制造出更为复杂的青铜礼器群，并且铸造出了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从这点上讲，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齐家文化已经失去了与二里头较量的资格，被明月的光辉所掩盖，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图片来自：许宏，《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
海岱文化
在中原周边地区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当中，海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是黄河流域少有的能与中原文化相匹敌的新石器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同期文化的发展水平。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完整的传承序列，从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脉相承，传承有序是有生命力的一种标志。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有文字的雏形出现了，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高超的制陶工艺曾经独领风骚。其实海岱地区虽然在二里头时代被二里头的光芒所掩盖，但它并没有失去生命力，只是暂时蛰伏起来了，因为创造岳石文化的那批人，很可能就是史书中商朝建立者的祖先，它真正大放异彩的是后二里头时代，推翻二里头王朝的正是从东方而来的那批人。
尽管无法匹敌二里头文化，海岱文化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应该是最明显的，自仰韶晚期以来，海岱地区的许多文化因素都被中原系统所吸收，如成组的酒礼器、发达的棺椁制度等等，都是源于海岱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岱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原王朝文明之中，自身也成为了中原王朝文明的重要缔造者之一（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海岱文化代表文物
庙底沟-王湾三期
仰韶庙底沟类型-王湾三期所在的伊洛盆地，正是日后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的核心区域。在仰韶庙底沟时代，彩陶文化迅速向四方扩张，之后的几百年中原大地城邦并起，文化遍地开花，但却似乎并不太平。如在嵩山南北分布着数个大型城市，王城岗遗址、古城寨遗址、瓦店遗址、新砦遗址平粮台遗址等等，这些遗址兴盛时期或有先后，各个表现出浓厚的防御色彩，这些城址的忽兴忽废，反映出了这一带存在激烈的矛盾和战争。
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出土异常增多的箭簇也表明了这里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二里头文化正是在这群雄涿鹿的厮杀和锤炼当中问鼎中原的。从文化面貌上看，二里头文化是在继承嵩山南北的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许宏，《何以中国》，P104）。在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原极周边再无能与二里头文化匹敌的存在，二里头文化如当空之明月，照亮了华夏大地，满天星斗时代落下帷幕。
二里头的崛起过程参见文章：她诞生和灭亡的样子，像极了古人口中的夏王朝
月明星稀的二里头时代
注：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龙山时代前夜，各个部族之间的战争日益激烈，考古发现的石质箭簇等杀伤性武器也在不断增多。到二里头时期箭簇以铜来制作，这表明战争做为手段依旧被重视。此外，二里头还发现了诸如戈、钺、斧等近战兵器，它们有很多都不开刃，这一方面表明二里头将之作为礼器使用，并不是兵器。其次这也表明了二里头文化的自信，掌握了青铜文明的二里头在面对外地入侵时，可迅速铸造应敌的兵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及礼器
通过上面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及晋陕高原的代表性新石器文化的梳理，很明显能感觉到地缘格局对文化（王朝）的兴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自二里头时代之后的商、周直至宋朝，先后有数十个王朝都以中原为根基，不是没有道理的。二里头所在的中原地区，天下居中，八方辐辏，很容易吸收、融合来自东南西北各地新石器文化的优点。同时，中原地区还是南方水稻作物与北方旱地菽粟作物的交汇种植地，旱涝保丰收，又远离极端环境。这些因素都是中原文化能在与四方文化的对峙当中胜出的原因。
重要观点参考文献：
- 《杭州良渚遗址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物源及其对良渚古文明消亡研究的意义》，姬翔，2016 年，南京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 《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的来源》，裘士京 陈震 ，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
- 《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江章华，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 《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 《红山文化研究》，索秀芬、李少兵，《考古学报 》，2011年第3期；
-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一期；
- 《何以中国》，许宏，三联书店，2014年3月；
- 《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宏，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许宏，《文物》，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