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徐占生作品

母 亲

徐占生（山东）

母亲这一辈子，坎坷、不易。

母亲的身份证上登记的出生日期是：1928年3月15日。但这个日期中，只有年份是确切的，后面月、日的数字，只是为了办身份证“凑数”而已——母亲出生于几月几日，包括大舅、姨、母亲在内的所有长辈们，都记不确切。后来，当母亲上了年纪，在老家的我大哥、二哥商量了一下，把母亲生日中月、日的日期，“确定”为农历十一月十五日。

母亲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因为嫂子与小姑子不相容纳，我母亲就到了我们村她的舅家居住、生活。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1947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的南麻战役，陈毅、粟裕两位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距离俺村十几里地的茅坦村，解放军的野战医院（之一），就设在了俺村。

随着战役激烈地进行，解放军的伤员一批一批抬了下来。我母亲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被动员起来，帮助野战医院的护士们清洗伤员们换下来的纱布。几十年后，母亲对我和妹妹说起这事的时候，依旧感慨万千：“那些天，河里的水，都被洗成红的了呀！”那一天，我母亲她们正在河边清洗纱布，忽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紧接着，在“凤凰嘴子”山头上放哨的战士、民兵大声喊道：“敌机来啦！快往山上跑！”我母亲和其他人一听，赶紧跑向河南边山坡上的树林子里。一回头，就看到国民党飞机扫射的子弹，在河水里激起一串串密集的水花!

所幸我们这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地势呈“凹”形，敌机俯冲扫射、投弹，不敢飞得太低：它自西往东俯冲投弹，结果，炸弹落到了村东头的路上；自东往西投弹，炸弹又落到了村西边。那敌机扫射了一阵子，扔了几颗炸弹，悻悻地飞走了。我母亲和大家一起，又回到河边，继续清洗纱布……

母亲二十岁那一年，由长辈包办，和比她小六岁的我父亲结了婚。后来我们兄妹们陆续出生，家里人口多，八口人每天三顿的饭食，就很是需要操心费力的事情。一天三顿饭，奶奶炒菜，烧水；母亲或者摊煎饼，或者蒸窝头，或者煮地瓜。而且，还有我们几个上学的，要拿饭：先是我二哥上高中，再是我三哥，然后是我，我还复读了两年。光是蒸窝头、摊煎饼给我们上学的拿饭，就比平常人家的做饭多出一份工夫。

就说摊煎饼吧。母亲先盛上半箢子干玉米粒儿，到街上的碾上，推动那沉重的石碾子，把玉米粒碾碎。碾碎的玉米碴子拿回家，泡到一个大盆或者桶里，等泡透了，舀到小盆里，端到院子里的石磨上，推动石磨，一圈又一圈，一勺又一勺，一盆又一盆，将那带着水的玉米碴子磨成糊糊。把玉米糊糊盛进瓷盆里，等发酵好了，端到鏊子边，点上柴草，烧热了鏊子，开始摊煎饼。先摊够家人吃的，再给上学拿饭的摊，按照一顿饭三个煎饼的数量，冬天里，一次摊够五天半吃的煎饼，这就是接近50个煎饼；夏天，因为天热，半个星期回来拿一次饭，这就20多个煎饼——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冬天，饭棚里冷风飕飕；夏季，鏊子前热气袭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母亲这份“额外”的操劳，直到我1980年秋天在县城二中吃食堂为止……

那时候，白天，因为要下大力气干活，所以吃煎饼、窝头、地瓜这些“结实”的饭；晚上，因为不再干重活了，为了节省点粮食，几乎家家的晚饭都是以玉米粥为主，地瓜、窝头为辅。所以，无论春夏秋冬，几乎每天下午，母亲都要推碾子，把玉米粒碾成细细的玉米面子。那时候，大队里虽然有钢磨、粉碎机，但为了省俩钱，我们都是把粮食在石碾上碾、石磨上磨——一早一晚推碾、推磨，就成了母亲每天必不可少的家务活儿之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供出了一个高中生，两个大学生，奶奶没少操心费力；父亲的支持，不可或缺；母亲和她的碾子、石磨、鏊子，更是功不可没。

1983年7月15日，我从临沂师专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山东第一机械厂（沂源县土门一厂）子弟学校教学。寒假里回到家，母亲问我：“在学校里，买着吃？自己做着吃？”我说：“厂里有大食堂，买着吃。”母亲又问道：“食堂里都卖什么饭？”“馍馍，米饭！”我说。“哦，那就好！”母亲说道。过了一会，母亲又说：“别舍不得买，要吃饱！”

临开学时，母亲把刚摊好的煎饼给我装了满满一黄帆布提包，说：“饭空里要是饥困了，就先吃个煎饼垫垫！”……

1993年年初，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发表在当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校园微型文学》刊物上，描写的就是当年母亲推磨、摊煎饼供我们上学的情景。

石磨 鏊子

旋转着 日 月 星 辰/ 磨碎了/雨 雪 风 霜

舀进 汗水/ 浓稠的期望/流  淌

烧热鏊子/把期望烙得滚烫/小心包好/ 装入儿子的小背囊

烧尽了笺笺沉重的忧愁/一张张盼望已久/烙出/连同那颗心/

伴儿奔向远 方

不知何时/霜雪沾染了母亲的发/再也掸不落/石磨上的坎坷/

爬满了母亲的额

假期里，我回到老家，把刊物拿给父亲看，把诗歌里写的事情说给母亲听。我舅家大表哥、二表哥来走亲戚，看到我发表的诗，大表哥大声对我母亲说道：“三姑！你摊煎饼供俺兄弟们上学的事，全国的学生都知道啦！”

子女多，劳力少，日子过得不容易。1994年，我曾经在《齐鲁风》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小散文《牙》，叙写当年母亲为儿女操劳的艰辛。

牙

最让我感到不体面的，就是我的牙了。

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就经常牙疼。当时，生活挺困难，再加上孩子又多，父母也就不太在意。我每次牙疼起来，父亲就抓个盐粒子让我含在嘴里，说能消炎止疼；母亲则把苦杏核砸破，取出杏仁儿研碎了，泡在水里，然后用一小块碎布蘸起这苦水，滴到我耳朵眼儿里，过一会儿，叫我歪歪头让水流出来。这样三、四次之后，牙疼就止住了。但以后不久，牙又疼起来。如此四次三番之后，我的上排右侧牙齿有两个慢慢地松动了，脱落了——再没长出新牙来。此后，每当我裂嘴笑时，就会露出一个“洞”来，这时候，同学们就喊我“没牙豁子”，于是，我不敢再裂嘴笑了。

因此，我很苦恼，曾多次对母亲嘟哝：“都怨你！灌水！灌水！把我的牙都灌没了！”这时，母亲总是无奈地一笑：“娘还能有啥法子？”

母亲还不到五十岁，牙已开始脱落了。我感到不解，就问母亲。母亲还是无奈地一笑：“还不是生你们兄妹们的时候，月子里落下的病？”

母亲先后生了我们兄妹七个孩子，因为医疗条件落后，有两个男孩出生不到十天就先后夭折了；长大成人的，是我们兄妹五个。那时候，家里人手少，生活条件又差，孩子还不满月（仅十几天），母亲就得下地做饭、忙家务了。营养根本谈不上，有时还难免吃凉饭冷汤。就这样，月子里落下了病根。从此以后，母亲就经常腰疼，手臂发麻。现在，最为明显的是，牙开始脱落了。

听了母亲淡淡的叙说，我心中忽然生起一股悲壮激昂之情：“娘！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给你买一口金牙！”

听了这话，母亲抚摩着我的头笑了，眼里却闪着泪光。

后来我上了高中；后来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开始有钱了，但也该着意打扮找对象了。怕缺牙影响容貌，花了三十元钱，镶了两颗牙，消除了多年的烦恼。

这年夏天放暑假回家，看望年过六十的父母。母亲满口中只剩下一颗半牙了（其中一颗只剩一半），而且还摇摇欲坠。

见此情景，我心中又悲壮起来，想起了当年的宏愿，“娘，给你镶口假牙吧！全口的！又好看又耐用！”母亲又笑了，却问：“那得不少钱吧？”“大概八、九十块钱吧！”我推测。“快算了！快算了！那么贵！我这么多年不都过来啦？你在外居家过日子也不容易，咱花那冤枉钱干啥？”母亲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要紧！我一个月好几百多块钱的工资，八、九十块钱算什么？下一趟回来，我和你上县城医院！”我说。经过再三劝说，母亲不再反对了，但还是说：“太贵了！太贵了！”

但“下一趟”我回家，却不得不告诉父母，单位效益不好了，又要集资，又要入股，还要买房……母亲说：“你在外也不容易！”于是，再不提“上医院”之事……

再后来，我镶的那两颗假牙开始松动了，吃饭时感到挺别扭。“你去县医院让大夫另镶吧！”夫人吩咐道。于是，我“遵旨”而行。

镶完了牙，走出医院大门，忽然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

母亲年过古稀了，嘴里半颗牙也没有了！

母亲本不识字，经过我妹妹的不懈努力，母亲终于认识了自己的名字“田可英”这三个字。奶奶裹了一辈子脚，母亲拥有一双“解放脚”——母亲小时候，父母也让她裹脚，所幸裹了没几天，解放区政府就号召放脚，于是，母亲扔掉了裹脚布，把脚“解放”了出来。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给我和妹妹唱过一首歌，歌中有这么一句：“你看那大脚板走路多排场！”说的就是当年解放区号召“放脚”的事。

小时候，我和妹妹曾缠着母亲拉呱（讲故事），母亲给我们讲过一个类似于“田螺姑娘”的故事：天上有一个仙姑，看到地上一户人家很穷，就变成一个大姑娘下凡来，天天偷偷地去给他们炒菜做饭:喷喷香的肉,热乎乎的白面大馍馍……这大概是母亲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吧！

逢年过节，当亲友们来探望，一进家，母亲就拿个杯子，捏把红糖放进去——给倒上一杯红糖水。当我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了，假期里回到家，一进门，母亲就也给我倒一杯红糖水喝了。

三哥三嫂的儿子崔巍出生后，母亲曾经去照看过一段时间：那好像是1983年春天，我母亲和我姑坐长途客车去临沂市汤头镇，母亲晕车晕得厉害，刚上车不一会，就头晕、恶心。经过400华里沙土公里的颠簸，到了我三哥家，母亲晕得天旋地转，当天，几乎是水、米不能进。住了几天，我姑因为家里忙，先回来了。母亲留在那里看护孙子，大概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回来后，母亲想小孙子，想得时常掉眼泪。父亲见状，就给我三哥三嫂写了封信。过了几天，就收到了我三哥一封信封上标注着“内有照片，请勿折叠”字样的信——母亲戴上老花镜，看着小崔巍的那张光屁股的照片，笑逐颜开。

我大哥把北屋墙上装有照片的镜框拿下来，把这张光屁股照片放进镜框的玻璃里，排在了最下沿儿的位置上，然后，把镜框转眼间，夏天过去了，秋天来到了。母亲端详着照片，自言自语道：“天凉了，还光着个腚，不冷啊？”

那一天，当我大哥、妹妹干活回来，母亲正站在北屋西墙边，笑眯眯地望着镜框。见我大哥、妹妹进了屋，母亲很有些得意地说道：“这样，看着就不冷啦！”我大哥、妹妹一扭头，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起来——一片用红纸剪裁成的奇形怪状的“衣裳”，插在镜框外面的下沿儿上，挡住了小崔巍光屁股照片上的胳膊、腿，只有那张胖乎乎的脸，露在了“衣裳”的外面……

上了年纪的人，容易忘事。母亲在年过八十之后，忘事更快。那一个假期里，我和女儿一起回到了老家。见到了母亲，因为母亲耳背，我大声说“娘！我回来啦！”母亲看到我，笑了。转脸看到我女儿，问：“这个闺女是谁？”我对母亲大声说：“这是你的孙女明明！”“噢！是明明。”母亲答应着，说了没几句话，母亲忽然对我女儿说：“你是谁来着？我又忘了！”“奶奶！我是明明！”女儿大声说道。我们都笑了。我大声问道：“那你看看，我是谁啊？”母亲一听乐了：“你是俺那四份里儿啊！”

母亲是传统妇女，相信鬼神。那一年，刘纪增二哥的母亲病故后，刘二嫂来找我母亲，跟我母亲学唱一首大概叫做“免罪”的“挽歌”。在我家的院子里，母亲轻声“唱”一句，刘二嫂轻声跟着学一句：“一只蜡，一路香，一盏明灯照西方。西方路上蟠龙会，俺给俺娘免了一行罪——呀!” 从“一”一直唱到“十”，“歌声”凄婉悠扬……

在老家，老人们有提前给自己准备送老衣裳的风俗。那一天，母亲对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不大信这个，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还年小，要准备，你先准备你自己的吧。”母亲听了，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但过了些日子，还是让我的哥嫂们给提前买下，悄悄放在了柜子里。

母亲接近一米七的个头，本来，腰杆挺直的。七十多岁之后，有一年，母亲感觉脖颈不舒服，头有些晕，后来，头不能完全抬起了。二哥陪着母亲到县医院检查，大夫说：是颈椎的毛病。老人年纪大了，不能做牵引治疗，开点“骨刺灵”吃吧。回去后，上上热敷，多少也管点儿用。于是，从医院回来后，母亲每次摊煎饼的时候，就把那油乎乎的烫手的“油搭拉子”（摊煎饼时擦鏊子用的“抹布”）放在脖颈上“热敷”。后来，脖颈子不疼了，但背却驼了。于是，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拄起了拐棍。

当母亲身体还算壮实的时候，就曾经对我妹妹说：“我生了你们五个孩子，在河里洗过多少尿褯子？弄脏了多少河水？等我老了，你给我扎上一只牛，烧了——让它喝干那些脏水，减轻我的罪过！”妹妹听了，感到有些好笑，说了句：“这事还早着呢！”

上了年纪后，对于生死，母亲已经看得很淡了。我父亲、我姑相继过世后，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爷老了，你姑也走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我怎么还不走？”我听了，就说：“还早着呢！你能活到九十岁、一百岁！”母亲一听这话，笑了：“那还不成老妖精了？”

2009年9月，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日常生活，由大哥、二哥两家轮流照料。

2013年农历6月19日晚上，大哥突然给我打电话来，说母亲跌了一跤，已经两、三天了！第二天早上，我和女儿赶紧坐车回到老家。

俗话说“老人防跌”。虽然已经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但我们兄妹几个都幼稚得觉得，只不过跌了一跤，而且第二天母亲就自己下床倒水喝了，看来没有大问题。结果，我和三哥回到家的那一天下午，母亲突然小便不畅，浑身疼。我们这才觉得不妙，二十一日早上，把母亲送到县城医院住院拍片检查，检查的项目，还是看有没有跌伤了筋骨、头脑。谁会料到，当晚9点多，母亲的病情就急剧恶化，突然去世了！过后想来，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会儿看看我，一会扭头看看我三哥，看看我妹妹，那不就是母亲对儿女最后的眷恋吗？

父母走后，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么多儿女的拖累......父母的人生，将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吧!

现在想这些，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我们这些不孝子女，惟有默默祈祷：

愿父母安息！

（节选自散文《父亲》）

【作者简介】徐占生，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人，教师，现在山东省日照市技师学院任教。曾有诗歌、散文在《中国校园微型文学》、《齐鲁风》、《作文》、《影响》等杂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