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修订本与其前后
吴泽炎 刘叶秋
一
《辞源》修订本的最后一册第四分册已经出版。《辞源》的修订，从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除动乱的十年中断外，到一九八三年底，经历了悠长的岁月，终于大功告成。这四册书，凝聚着广西、广东、湖南、河南四省《辞源》修订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许多同志的心血，包括校对、出版设计与工厂等各部门同志的辛勤劳动，真是得来不易！相传宋司马光等的《资治通鉴》编成，只有王胜之(益柔)曾读过一遍①。以现在通行本的排印本论，《资治通鉴》连正文带附录才六百万字。修订本《辞源》全书四册共收词近十万条，综计解说约一千二百万字，较《资治通鉴》几乎超出一倍。我们两个人，一个作为全稿的第一个读者，一个作为排样的第一个读者，为了对词条作最后的订正，全把这一千余万字，通读不只一次，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全面的加工，和王胜之的仅限于读的不同。丹铅点勘，文字推敲，倏忽二十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当看到《辞源》的最后一册摆在案头的时候，欣慰之余，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惭愧。《水浒》叙武松在景阳冈打死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可是面对死虎“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力气，手脚都酥软了。”我们也是因为卸下重担，松了一口气，反而觉得累了，虽然《辞源》这只猛虎是大家打的。
二
既谈修订，就得从旧《辞源》说起。我国老一辈的辞书编纂者，鉴于光绪癸卯、甲辰(一九○三——一九○四年)之际，上海的翻译书籍刚刚问世，报纸也在鼓吹维新，新名词大量出现，人不知为何语；在外留学的少年，回国以后要考征文献，又感到古籍浩如烟海，无从着手；编一部新型的辞书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即缘此而产生。这部书在旧字书、类书、韵书的基础上，兼取国外辞书的长处，突破旧的《尔雅》派词典按内容分类的藩篱，脱离经传注疏的范围，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为体例上的首创；适应由清末到五四以前“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既有古语，也录新词，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世界思潮、学术动态，为内容上的革新；所以深受当时知识界的欢迎，承先启后，起了不小的作用。卷首的《辞源说略》一文，论述辞书的类别和作用，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特别是其中指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尤具卓识。没有这些高明的编者，奠定了现代新型辞书的基础，今天就谈不到进一步的提高。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对《辞源》进行修订，删去新词，专收古语，是根据实际需要和与其他词典分工的原则决定的。当时齐燕铭同志主持的古籍规划小组，强调修订，不主张另起炉灶，这个方针实事求是，实践证明是有远见、有成效的。尽管十年动乱之后，修订工作重新上马，开头曾走过一些弯路，出现过“立足于改”的议论；但终于统一认识，对旧本的优缺点，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仍按一九五八年的方针，加工定稿，使修订工作比较顺利地完成。
三
编词典是苦差事，“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这话不假。十六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斯卡尔格曾经说过几句近乎顺口溜的话：“谁若被判作苦工，忧心仲仲愁满容。不需令其抡铁锤，不需令其当矿工。不妨令其编词典，管教终日诉苦情。”下过功夫，用过心思的编词典的人，都会有同感。不过个中甘苦，大有深沉，非局外人所能了解。读者从词典中查检要找的条目，翻开一看，也许只有寥寥的三、五行字，看了之后，不觉它有什么好处，以为词典解释本应如此，不会设想编者究竟做了点什么。例如“郑牛”一条，旧《辞源》的解释是：“白居易《双鹦鹉》诗：'郑牛识字吾常叹，丁鹤能歌尔亦知。自注：'谚云郑康成家牛，触墙成八字。”修订本改为：“东汉郑玄兼通今古文，为当时大儒。古谚有'郑玄家牛，触墙成八字。唐白居易《长庆集》五六《双鹦鹉》诗：'郑牛识字吾常叹，丁鹤能歌尔亦知。”还是原来的那些材料，经过修订，加上说明，调整了引文的次序，就比较明白易懂了，查补白居易诗的卷次，自然也得用不少时间。如果不把这两条对照来看，就很难分出优劣，当然不能体会编者的用心和所下的功夫。
新《辞源》的特点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知识性的条目；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除去保留原有的单字和古汉语语词外，于艺文、故实、典章、制度、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天文星象、医卜技术、花鸟虫鱼等等，也兼收并蓄，内容非常广泛。
修订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纠谬补缺：旧《辞源》的古汉语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照抄古字书、类书的材料，没有经过仔细的整理核对，以讹传误的情况不少；对“穷源竟委”的工作，做得很差；解释常不确切，讲错了的也不在少数；引书多不写时代、作者，没有卷次、篇目，不便复查原文。因此纠谬补缺，校正旧《辞源》注音、释义和书证的错误，查对所有的引文，加注时代、作者、卷数、篇目，就成为这次修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举将”一条，释义为“旧时所举之将”，接着引《三国志》：“吴郡太守朱治，孙权举将也。”按照这个解释，朱治就成了孙权举荐出来的将领，实际朱治是孙权的父亲孙坚的老部下，为孙权的长辈，年龄比孙权大得多，不可能被孙权荐为大将；恰恰相反，孙权作孝廉倒是朱治举荐的。原来“举将”与“举主”同义，即“举荐人”的意思。旧本这个解释，错得可笑。“孤僻”一条的第二义，引苏轼诗“我生孤僻本无邻”；本指性情古怪，难与人合，解释作“所居荒远”，纯属望文生义。“追风”一条，引文出自北齐刘昼的《刘子·知人》，误作《扬子》；“朱波”一条，出处是《新唐书·南蛮传》，误作《新唐书·西域传》；“鸣轧”一条，引杜牧诗“呜轧江楼角”，把原诗“呜轧江楼角一声”的七言句，腰斩成了五言，是照抄《佩文韵府》的。诸如此类的错误，都作了订正。
二、充实内容：旧《辞源》辑入的词语，远远不足读者查检之用，加之书证不早，所探非源，或内容过于简单等等，需要增加条目，更换书证，充实内容。此次修订所加条目，如“”和“子”、“记”、“青”等因古籍常见而增入；“在莒”、“潘舆”、“掣鲸”、“渭川千亩”、“杀君马者路傍儿”等，因其他词典不载而新收。于一般语词，注意提早书证的时代。如“一口”第一义“一人”，原引《后汉书》，今改《汉书·王莽传》；第四义“一言”，原引晋左思赋，现在增加了解释和《韩非子·孤愤》的引文。于典故、成语，皆注出处，析源流，谈用法。如“人面桃花”一条，先引崔护诗，后注崔与少女相恋的故事出于孟《本事诗》，说明此语的用法，比旧《辞源》线索清楚得多。于知识性条目，尽量说清其始末原由、发展演变以及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副榜”一条，旧《辞源》内容比较简单，修订本于元明清三代副榜的情况，各作扼要说明，能给读者以较完整的知识。“嫦娥”一条，旧《辞源》只说：“一作娥，古之仙人。《搜神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修订本列举了有关嫦娥的许多不同的传说，一一注明出处，可供研究神话传说者参考。“陋室”一条，指出唐崔沔有《陋室铭》，刘禹锡所作，本集不载，考证确实，也下了工夫。对单字的义项排列，都顾及其科学性。如“坐”字的义项次第和解说，曾得到语言学者的称道。这些都比旧《辞源》的内容质量提高。
三、改善体例：为了更好地分别多音多义词的读音，《辞源》修订本在第二音以次各词头之下，以2、3、4、5等序号标明读第几音。如“要”字有三个读音，第一音读yāo，是“腰”的本字，“要功”、“要求”的“要”都读yāo，即不标号。第二音读yào，“要人”、“要目”的“要”应念yào，就标明“要人”，“要目”；第三音读yǎo，“要裹”的“要”应念yǎo，就标明“要”；使读者一望而知，无须再费思考。另外还注“参见”以联系内容有关的条目；注“参阅”以附列本条的参考书目。如“掣鲸”一条，因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两句而立目，杜诗语意出于《庄子·外物》任公子钓大鱼事，“任公子”另有专条，就在“掣鲸”之后注出“参见'任公子”，使读者由此及彼，并看详略互见的两条。“乞如愿”一条，叙述南北朝以来流传的湖神婢女故事，末尾“参阅”之下列出两部书名，目的是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这种于词头标音和注“参见”、“参阅”的方式，都是新《辞源》在改善体例方面的尝试。
读者查检词目，大概总希望词典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所以这次修订，就多从读者方面着想，在旧《辞源》的基础上，尽可能搜辑材料，增加一些新条目，以补新旧辞书之缺。如“蝇栖笔”一条：
晋时前秦符坚将大赦境内，自为赦文，有大苍蝇集于笔端。见《晋书·符坚载记》。后因以蝇栖笔为议赦之典。唐刘禹锡《刘梦得集》外集七《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诗：“议赦蝇栖笔，邀歌蚁泛醪。”
苻坚事为词目的出处，刘禹锡诗为用典的书证，中间一句说明用法，源流俱在，解释比较清楚。又如“勿忘在营”一语，有一个时期，经常出现于报刊。这是什么意思，许多读者不懂。《辞源》据汉刘向《新序·杂事》增收了“在莒”一条，说齐桓公在作公子时，以齐国内乱，流亡莒国，后来返齐为君，与群臣饮宴，鲍叔祝酒说：“祝吾君勿忘其出而在莒也。”后来遂以“在莒”指离开故土，流亡在外，并引元虞俦的“飘然倘遂归田赋，食蘖勿忘在莒时”两句诗为证，这样，“在莒”的含义就很明白了。《辞源》作为一本“重在溯源”的古汉语词典，似乎条条全应该作到这样，有源有流。但如果材料不现成，只有出典，而没有后人用典的书证，也就无法说得圆满。
“杀君马者路傍儿”一语，见于汉应劭的《风俗通》佚文，略谓观众夸奖马跑迅速，于是骑者更加鞭策，以致马力竭尽而死。蔡元培先生当初要辞去北京大学校长，或加挽留，蔡先生引此为喻，是要表示“爱之适以害之”的意思。我们因有人询问其出处和寓意而增收此条，照引《风俗通》原文，加上了解释。其他如“潘舆”、“闻笛”、“渭川千亩”等等，都试图为新旧辞书填补空白，排除读者阅读的障碍。其他如引书皆注卷数、篇目；介绍人物，凡有功名的，注科举的年份；评价书籍，兼及版本；叙地理，侧重取名原由；引文多注意上下语意的完整，尽量征引流传众口的名句作书证等等；俱为读者省翻检查考之劳而着想。尤其是核对全书的引证，为修订《辞源》一项工程浩大的事情。如旧《辞源》的“阮囊”一条述晋阮孚事，只说见《类函》，新本查出此见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十阳韵，也比旧本详确。象“管晏”、“管葛”、“艮”、“管城子”、“算经十书”、“牛录章京”等等，其内容胜过旧本，也是和认真查核材料分不开的。
四
旧《辞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新《辞源》继往开来，保持了我国出版事业中的优良传统，又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它既可供检查，也可供阅读；一般读者可用，专家也可以用。例如一个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专家，无须从《辞源》中翻“太平天国”一条，但因太平天国有女状元，他也许要查查“状元”作为一种制度的沿革始末；对宋诗有深造的学者，未必记得起“春梦婆”的诗题，得由《辞源》内寻检。诸如此类，足见偏重实用的词典，人人需要。
修订《辞源》，当然不可能尽美尽善，毕其功于一役。有的解释，几经改动，终不惬意；有的材料，多方搜索，仍无踪迹。严复在《天演论序》中云：“一名之立，旬月蜘蹰；知我罪我，是在明哲”，他是就翻译说的。《辞源说略》中云：“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这是就编词典说的。前者为公元一八九八年的话，后者为公元一九一五年的话，今天看来，仍旧深有同感，特别切合我们《辞源》修订者的心境。例如“婆心”一条，修订本和旧《辞源》一样，只引《景德传灯录》的“老婆心切”一语，没找到“婆心”两字的书证；“抛砖引玉”一条，修订本只指出旧《辞源》所引常建先题诗于灵岩寺壁以待赵嘏补成的说法之谬，而不详所出；都是一时“解决无从”的。书内的其他疏舛，也在所难免。我们打算根据新《辞源》的内容，再一分为五，出《辞源简编》、《辞源语词编》、《辞源成语熟语编》、《辞源订补编》、《辞源资料编》，和《辞源》相辅而行。最后是再加修订，精益求精，永无止境。这里还用我们曾经讲过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旧《辞源》和新《辞源》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产物。一九一五年《辞源》的出版，标志着旧中国词典的编撰进入了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一九八三年新《辞源》修订的完成，显示了新中国的词典编撰又有突破，在推陈出新方面，迈出了一步。我们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一定会在新《辞源》现有的基础上把它的内容质量作进一步提高。
(《辞源》(修订版)，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四册，6.708.508.309.25元)
①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云司马光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