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占伟：从考古材料看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
摘要：本文依据殷墟的考古材料，从殷墟各个时期的墓葬（人口）数量、居址的数量与规模、青铜器铸造业、都邑规模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不仅看不出殷墟第四期文化面貌的衰败景象，反而看到的是各方面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且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
殷墟遗址经过九十余年的考古发掘，清理了大批商代墓葬，以及建筑基址、灰坑、窖穴、水井、水渠、道路等与居住遗存相关的遗迹，并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牙蚌器等珍贵文物。下面结合考古材料，从殷墟较为系统发掘的几个族邑不同时期的墓葬（人口）数量、居址的数量与规模、殷墟青铜器铸造业、以及殷墟都邑规模的演变等几方面综合考察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
一、殷墟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是古代社会衡量一个城市乃至都城文化面貌的重要指标。从殷墟的考古发掘知道，商代墓葬绝大多数为单人葬，合葬墓甚少，故殷墟发掘的各个时期的墓葬数量基本反映殷墟不同时期人口的变化。据宋镇豪先生统计，盘庚迁到殷墟都邑的人口在万人以上；至殷墟第二期武丁时期，都邑人口已达7万人之多；再至殷墟第三期相当于文丁以前，都邑人口约增至12万人以上；最后到殷墟第四期帝辛时大概达到14.6万人以上。这与殷墟考古发掘的各个时期的墓葬（人口）资料是一致的，即殷墟都邑人口逐期增加，至殷墟第四期时达到了高峰。下面以比较系统发掘的5个族邑的墓葬情况来看殷墟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
1．殷墟西区墓地
1969～1977年共发掘商代墓葬939座，可分八区。除去不能分期的242座墓葬，其他697座墓葬的分期为：未见殷墟第一期墓葬，殷墟第二期墓葬74座，殷墟第三期墓葬189座，殷墟第四期墓葬434座。各期墓葬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零，殷墟第二期为10.62%，殷墟第三期为27.12%，殷墟第四期为62.27%（表一，图一）。
2．殷墟郭家庄墓地
1982～1992年共发掘商代墓葬184座，除去不能分期的41座墓葬，其他143座墓葬的分期为：未见殷墟第一期墓葬，殷墟第二期墓葬15座，殷墟第三期墓葬59座，殷墟第四期墓葬69座。各期墓葬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零，殷墟第二期为10.49%，殷墟第三期为41.26%，殷墟第四期为48.25%（表二，图二）。
3．殷墟孝民屯墓地
2003～2004年共发掘商代墓葬648座，除去不能分期的289座墓葬，其他359座墓葬的分期为：殷墟第一期墓葬2座，殷墟第二期墓葬13座，殷墟第三期墓葬103座，殷墟第四期墓葬241座。各期墓葬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0.56%，殷墟第二期为3.62%，殷墟第三期为28.69%，殷墟第四期为67.13%（表三，图三）。
4.殷墟大司空墓地
2004年共发掘商代墓葬457座，除去不能分期的140座墓葬，其他317座墓葬的分期为：殷墟第一期墓葬8座，殷墟第二期墓葬54座，殷墟第三期墓葬55座，殷墟第四期墓葬200座。各期墓葬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2.52%，殷墟第二期为17.03%，殷墟第三期为17.35%，殷墟第四期为63.09%（表四，图四）。
5.殷墟戚家庄墓地
1981～1984年共发掘商代墓葬192座，除去不能分期的54座墓葬，其他138座墓葬的分期为：未见殷墟第一期墓葬，殷墟第二期墓葬13座，殷墟第三期墓葬29座，殷墟第四期墓葬96座。各期墓葬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零，殷墟第二期为9.42%，殷墟第三期为21.01%，殷墟第四期为69.57%（表五，图五）。
以上殷墟5个族邑墓地能分期的商代墓葬总和为1654座，其中殷墟第一期墓葬10座，殷墟第二期墓葬169座，殷墟第三期墓葬435座，殷墟第四期墓葬1040座。各期墓葬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0.60%，殷墟第二期为10.22%，殷墟第三期为26.30%，殷墟第四期为62.88%（表六，图六）。
从以上殷墟5个族邑墓地各个时期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来看，殷墟人口总体趋势是逐期增加的。具体情况是，殷墟第一期人口数量甚少，有的族邑还未出现；殷墟第二期人口数量虽相对较少，但发展较快，殷墟都邑内的族邑格局基本形成；殷墟第三期人口数量较多，有的族邑比殷墟第二期发展较快，有的族邑与第二期基本持平；殷墟第四期人口甚多，人口数量是前三期的总和还多，各个族邑人口迅猛增加，有的族邑人口是殷墟第三期的数倍，是人口大发展时期。
还有，除了西北冈王陵区和后冈高级贵族区外，殷墟其他族邑内发现带墓道的商代墓葬至少二十座以上，墓主身份应是各个族邑的族尹或高级贵族。其中已知可以分期的墓葬有17座，未见殷墟第一、二期墓葬，殷墟第三期墓葬仅1座，所占比例为5.88%，殷墟第四期墓葬16座，比例高达94.12%（表七）。另，作为高级贵族墓葬陪葬的车马坑，自然多数也为殷墟第四期。
二、殷墟各个时期的居址数量与规模
各个族邑的居址数量和规模也是衡量殷墟都邑文化面貌的重要指标。殷墟考古发现的各族邑的居址，除少数为半地穴式建筑外，大多数为地面建筑，尤其殷墟后期各个族邑的宗庙和贵族居住区，更是规模宏大的“四合院”建筑群。下面也以比较系统发掘的两个族邑的建筑遗存来考察殷墟各个时期的居址数量和规模。
1．殷墟大司空居址
2004年共发掘53座商代建筑基址，分布于A、B、C、D四区，其中能准确分期的有36座：殷墟第一期2座，殷墟第二期6座，殷墟第三期5座，殷墟第四期23座。各期建筑基址所占比例为：殷墟第一期为5.56%，殷墟第二期为16.67%，殷墟第三期为13.89%，殷墟第四期为63.89%（表八，图七）。
由图七、表八知，殷墟第一至四期，大司空遗址都有商人居住，殷墟第四期的建筑基址数量占比近三分之二，是前三期的总和还多，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在C区的14座建筑基址中，F39时代为殷墟早期，其他13座均为殷墟第四期。殷墟第四期的建筑除F37外，其余12座布局紧凑合理，应为同一“四合院”建筑群的不同组成部分，即“C区建筑群”（图八）。2015～2016年，紧邻“C区建筑群”西侧，又发现数十座“四合院”建筑基址，2017～2018年紧靠“C区建筑群”东侧，也发现数座“四合院”建筑基址，时代大多数属于殷墟第四期，它们与“C区建筑群”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规划明确的大型“四合院”建筑基址群，此建筑群应是殷墟第四期时大司空遗址最为重要的一个族邑的族宗庙及高级贵族居住区。
2.殷墟徐家桥北地居址
殷墟徐家桥发现商代建筑基址多处，其中2002年在该村北地发现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的商代“四合院”建筑基址群。其范围南北长170余米、东西宽约160米，中心建筑群大致由5纵5横排列，组成近20组“四合院”建筑基址群组成（图九）。该建筑基址群的性质与大司空“C群建筑群”相同，也应是居住于此区域的某一族邑的宗庙及高级贵族的居住区，其时代为殷墟第四期。
另外，殷墟其他族邑发现的商代建筑基址的时代大多数也属于殷墟第四期。1996年，殷墟北徐家桥村北发现2座建筑基址（编号F1、F2），时代为殷墟第四期晚段。2002年安阳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座建筑基址（编号2002APNF2），2006年安阳铁三路制骨作坊区发现1座保存较好的建筑基址（编号2006ATSF10），时代皆为殷墟第四期。2007年，殷墟新安庄西地发现一处“四合院”建筑，时代属殷墟第四期。2011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一处保存较好、形制较特殊的“四合院”建筑（编号2011ALNF79），时代为殷墟第四期晚段。2017～2018年，殷墟大司空东地发现数十座建筑基址，其中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一条东西向的商代大型道路的南北两侧。这批建筑基址的年代大多数属于殷墟第四期。
三、殷墟青铜器铸造业
青铜器铸造业是殷墟最为重要的手工业。不少学者认为殷墟青铜礼器在殷墟文化第二期达到了鼎盛，自此走向了衰落。此观点主要是基于对殷墟墓葬发掘出土青铜礼器的研判，认为殷墟二期青铜文化达到了顶峰的主要依据是妇好墓出土的精美青铜器，又因殷墟第三、四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多数器壁较薄，纹饰较简单，铸造较粗糙等原因，故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走向了衰落。然而，近些年发现的殷墟孝民屯和辛店两处大型铸铜遗址的铸铜遗存皆是以殷墟第三、四期为主，尤其孝民屯铸铜遗址，殷墟第四期时，不但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涌现出不少新的器形，如以前认为属于西周初年的方座器、大垂耳器、华冠凤鸟出戟器等，均在孝民屯铸铜遗址内发现了与之相对应的陶范。再结合殷墟出土的和传世的部分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我们判断青铜器在殷墟晚期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第四期时明显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明器化方向，即出现了专门用于墓葬随葬的葬器。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小，体薄质轻；纹饰简单，或素面，或弦纹，或简化兽面纹；无铭；铸造粗糙，范线多未经打磨，泥芯多残留于器体内，盲芯多暴露出器体等。此类青铜器多出于殷墟第四期的中小型贵族墓葬，故很容易给人造成殷墟第四期青铜文化走向衰落的假象。
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即祭器方向继续发展，且出现了两种风格：一种风格是沿着传统样式继续前行。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化不大，但器壁变得较薄；满身花纹减少，带状纹饰增多，不少纹饰虽有主纹与地纹之分，但主纹多不突出，与地纹基本在同一平面上；有的省去地纹，突出主纹；还有的以疏朗的云雷纹构成兽面纹或夔龙纹的身尾，给人以简练明快之感；多有铭文；虽然出现了角、筒形尊、四足盉等一些新的器形、也出现了较长篇的记事性铭文，但在铸造技术上似乎没有多大进步，甚至有的还有衰退之势。此风格的青铜礼器多与明器化的青铜礼器同出于殷墟晚期的中小型贵族墓。
然而，另一种风格的出现，不但弥补了第一种风格铸造不精的遗憾，而且在铸造技术上有了很大突破和不少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大、壁厚、质重，造型新颖、奇特、夸张，纹饰繁缛、地纹细密、主纹突起，铸造精湛、优良。其标新立异的造型，繁缛夸张的纹饰，皆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此风格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它们真正代表了殷墟第四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此类风格的青铜器多见于国内外博物馆所藏的传世青铜器（表九）。
四、殷墟都邑规模的演变
众所周知，殷墟都邑的总体布局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都邑模式属于“族邑模式”，即殷墟都邑是由数十个乃至上百个族邑构成的，王族居住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国王及其直系亲属葬在王陵区，而王族其他成员则埋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其他族邑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周围的洹河两岸。各族邑相对独立，均有自己的区域范围，其成员在本族邑内生活、生产和埋葬，即“居、产、葬”三位一体。这些族邑分层次围绕着王族邑，与王室关系越密切的家族，其族邑应该距离王族邑越近，反之会远一些。这种布局既有军事目的，又有经济原因。它们分布在王族邑四周，可以很好地把王族邑保护起来，防止外敌对王族邑的入侵；各族邑内的青壮年男性，既是族邑的主要生产者，又随时响应国王的征召，前往讨伐那些不听话的方国或诸侯。还有，这些族邑不少属于手工业家族，其产品不仅能够满足都邑内部的需求，还可以与周边各诸侯国进行商业贸易。
这种族邑模式是动态的，从殷墟的考古发掘材料看，殷墟第一期时都邑内已出现较多的族邑，殷墟第二期又增加了不少，殷墟第三、四期也有少量增加。这些族邑（包括王族邑）刚开始出现时大多数人口较少，规模也较小，族邑之间的“空白地带”较多，更像是一个个“居民点”。随着自身的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多，族邑规模也越来越大，其间的“空白地带”越来越少，最终“居民点”连成了一片，形成了方圆数十平方千米的大都邑———“大邑商”（图一〇）。下面以大司空东南地一族邑为例。
从历年的发掘材料看，大司空东南地是仅次于小屯宫殿宗庙区的一处重要晚商族邑。殷墟文化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文化遗存这里皆有发现。在殷墟第一期时，该区域位于殷人居住区的边缘，零星分布着少量单体建筑、灰坑、窖穴及墓葬；到殷墟第二期时，该区域的单体建筑，窖穴、灰坑和墓葬等遗存明显多于第一期，分布密度也相对增大；到了殷墟第三、四期，尤其第四期时，该区域出现大规模的建筑群，同时期的水井、窖穴和墓葬数量也显著增加，在建筑基址的边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灰坑，应是与房基配套的蓄水池。综合2004年、2015～2018年的发掘材料，殷墟第四期时，大司空东南地分布着规模宏大的四合院建筑基址群，可以确定是一处族邑的宗庙和高级贵族居住区。
五、结语
综上所述，殷墟第四期人口众多，其数量超出殷墟第一至三期的人口数量总和，是殷墟人口大繁荣时期，尤其殷墟各族邑内发现的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以及作为陪葬的车马坑，时代几乎均属于殷墟第四期，这证明殷墟第四期的高级贵族人数远高于殷墟前三期。还有，殷墟各族邑发现的建筑基址，殷墟第四期所占比例最大，尤其各族邑发现的大规模的四合院式建筑（群），大多数属于殷墟第四期。再有，到第四期时，殷墟各族邑间的“空白地带”几乎消失，殷墟都邑布局完成了从点到面的整体格局。另外，殷墟第四期时青铜器发生的重大变革，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所以，我们依据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古材料，不仅看不出殷墟第四期文化面貌的衰落趋势，反而看到的是殷墟在这一时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邑。至于商朝被周人灭国，原因很复杂，并非是因为国力衰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