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作,得林语堂盛赞,专门告诉你怎么吃喝玩乐
李渔(1611—1680),字谪凡,一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今属浙江省金华市)人,生于江苏雉皋(今江苏省如皋市)一个富裕的药商家庭。李渔早年曾多次参加乡试,但均告落第。明清易代,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李渔便不再应举,开始了卖文糊口的生活,清军入关后曾一度躲入山中避乱。顺治八年(1651),李渔举家迁往杭州。此后十年间,李渔创作了大量颇受欢迎的戏曲和小说,并组织了自己的戏班,其演出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李渔也因此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得到了他们丰厚的资助。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迁居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在那里修建了别业芥子园,并经营书铺,刊印了大量戏曲、小说以及《芥子园画谱》。李渔晚年又举家迁回杭州,此时,他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昔,常常需要靠求助友人来维持生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李渔的生平事迹在《清史稿》中没有记载,目前可以参考的资料主要有钱谦益《牧斋外集》卷二五《李笠翁传奇序》,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四二六,王庭诏《李渔传》和敦睦堂《龙门李氏宗谱·佳九公才子传》。
李渔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剧作《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合称《笠翁十种曲》);小说《无声戏》《十二楼》;诗文集《笠翁一家言》。而李渔自己最为得意的著作,就是这部《闲情偶寄》。
“小品雅集”《闲情偶寄》,岳麓书社出版
《闲情偶寄》的撰写大约始于康熙六年(1667),历时数载,方告完成。《续修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子部杂家类,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然而,《闲情偶寄》一书的性质和特点显然不能简单据此界定。因为只要稍作翻检,就会发现全书除凡例中所标榜的“点缀太平”“归正风俗”等条目与所谓的“国体”和“王治”稍有关联之外,其主要内容都是李渔个人事业和生活中的种种心得和经验。既然如此,那么就《闲情偶寄》而言,这个杂家的“杂”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呢?我们认为,这里的“杂”主要有以下五层含义。
一是涵盖内容杂。《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内容涉及戏曲创作、舞台表演、化妆服饰、饮食起居、日常娱乐、园林营建、花卉栽培、养生保健等等。大到对中国古典戏曲创作和表演的理论探索,小到扫地糊墙这样的生活点滴,甚至还谈及如厕便溺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闲情偶寄》可以看作是李渔个人事业和生活的经验总结,它融汇了李渔对创作剧本,组织演出,以及日常生活方面诸多事务的独到见解;另一方面,《闲情偶寄》虽不以记叙为主,但也从侧面描绘了明末清初部分远离科场,依靠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经营才能自力更生,亦士亦商的“市井文人”的生活场景。
二是思想感情杂。如前所述,李渔的一生并不平静。一方面,他所创作和刊印的戏曲和小说以及他组织经营的演出活动曾得到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也曾经历过科场失意、改朝换代、家境衰落等许多重大的人生变故。《闲情偶寄》的文字,多多少少渗透着他对这些生活经历的种种感悟和思考。
大体而言,李渔对生活的态度是乐观的,无论是编写剧本,组织演出,还是种花栽树,穿衣吃饭,他都能够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并且为一些在他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的发现和发明而感到欣喜和满足。即使在穷困潦倒,身陷窘境之时,李渔也不忘苦中作乐:在囊中羞涩之时,他“质簪珥”来购买自己钟爱的水仙(《种植部·草本·水仙》);在疫疠缠身之时,他抛开医嘱,以自己所嗜的杨梅来治病(《颐养部·疗病·本性酷好之药》);一旦在艰辛的生活中觅得片刻的美妙,他便会发出“我辈何人,遽有此乐,得无折尽平生之福乎?”(《器玩部·制度·床帐》)的感叹。
这些言行一方面表明李渔是一个“乐天派”,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些许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意味。由此可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寄托的思想感情是较为复杂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这位一生几起几落、遍尝冷暖的江湖士子独特的心路历程。
三是审美旨趣杂。由于早年参加过科举考试,李渔的审美旨趣必然会受到经史类典籍的影响;由于长期从事戏曲和小说的创作和刊刻工作,李渔的审美旨趣自然会具有通俗化、草根化的倾向;再加上李渔的交游极为广泛,上至官宦贵胄,下至商贾工匠,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李渔的审美旨趣呈现出驳杂的特点。
在戏曲创作上,他既强调“贵浅显”“贵自然”,又强调“戒荒唐”“忌恶俗”;在服饰设计上,他既崇尚古朴,又不反对创新;在居室布置上,他既追求典雅美观,又强调简单实用。总体而言,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表现出的审美旨趣是健康向上的,然而受传统女性观的限制,李渔在一些涉及女性姿态和容貌的篇目中,也难免流露出低级俗套的欣赏趣味,其刻画之词往往贻人口实。
四是语言运用杂。正是由于李渔的审美旨趣较为驳杂,《闲情偶寄》的语言运用也带有杂的特点。《闲情偶寄》的语言以文言为主体,但又与先秦时期典型的叙事类和说理类散文有着很大的不同。
李渔驾驭语言的功力很强,他能够将娴熟的文言写作技法与自己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情感结合起来,敷衍成一篇篇活泼生动、富有灵气的文字。写自己喜欢吃蟹,他便发出“蟹乎!蟹乎!汝于吾之一生,殆相终始者乎!……蟹乎!蟹乎!吾终有愧于汝矣”(《饮馔部·肉食·蟹》)的感叹,将生动的比喻和真挚的情感巧妙地融入文言句法之中,读来全无严肃板滞之感。
另一方面,李渔也会在行文中不时地引用《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以此为自己立论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李渔讨论的都是吃饭穿衣一类的琐事,以这些严肃正经的语句来佐证,初读难免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然而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是李渔刻意使用的一种寓谐于庄的表现手法。李渔匠心独运,将不同风格的语言予以有机的结合运用,大大增强了《闲情偶寄》的可读性。
五是表达方式杂。《闲情偶寄》的表达方式以议论说理为主。除此之外,李渔还将自己改编的剧本作为实例附入书中(《演习部》),为文字增配图示(《居室部》),将大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作为例证,这些做法既可以将自己的意图清楚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也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总而言之,从以上五个方面来讲,我们很难在《闲情偶寄》中找到一条一贯到底的主要线索。唯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书中所谈的方方面面,都是李渔个人在创作活动、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可谓别具一格,自出机杼。《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既然当得起“一家之言”这样的评价,那么,《闲情偶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闲情偶寄》在清代有两个刻本:一是康熙十年(1671)的翼圣堂刻本,题曰“笠翁秘书第一种”,十六卷;一是雍正八年(1730)的芥子园刻《笠翁一家言全集》本,题曰“笠翁偶集”,这个本子将原来的十六卷合并为六卷。两个版本目前皆在国家图书馆藏有善本。
本次译注以翼圣堂刻本为主要依据,个别词句适当参考芥子园刻本。注释力求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对原文中的人名、地名、术语、用典和生僻词予以解释说明,译文力求在不改变原文基本意思的前提下贴近当前读者的阅读习惯。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对《闲情偶寄》的关注日益密切,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书所呈现给广大读者的,只是一些极为初步的工作成果,种种缺陷错误,还望方家诲正。
本文为岳麓书社“小品雅集”《闲情偶寄》前言,作者古亮。
“小品雅集”《闲情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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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是明末清初戏剧家、文学家李渔的代表作,既收录其一生戏曲理论的精华,又集中体现他在居室、器玩、种植、饮馔、颐养等方面的生活感悟。全书机趣新颖,言词浅明隽永,堪称中国古代生活美学之典范。《闲情偶寄》能想凡人所不屑之生活小事,发凡人欲说而说不出的议论。从词曲创作、戏剧演习、声容装扮到器物古玩、建筑、种植、饮食与养生等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字字句句皆是李渔毕生心血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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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雅集”(第二辑)
“小品雅集”丛书,文字简炼明隽,让人含咀无穷。它亦骈亦散,融经铸史,兼采雅俗。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堪为当代中国人修身齐家处世的必备之书。该套书由名家精心挑选,集众多专家之力,以全注全译的形式,充分展现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美学与文化品格。
第一辑共6种:《浮生六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了凡四训》《菜根谭》《影梅庵忆语》。
第二辑共4种:《随园食单》《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闲情偶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