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 Levitsky & Lucan A. Way | 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威权韧性
文献来源：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Comparative-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authoritarian durability,”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pp.97-118.
作者简介：
Steven Levitsky，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研究兴趣为政党政治、威权主义与民主化、拉美弱国家与非正式制度。
Lucan A. Way，加拿大多伦多大学Munk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为前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与威权主义。
上图为本文作者Steven Levitsky（左）和Lucan A. Way（右）
在过去的20年间，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推进和威权国家的转型，民主化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但是在2000年后，学界逐渐回到了对威权主义的研究上。面对在中东等地区长期统治的威权政体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正在兴起的威权主义，学界开始重新探讨威权韧性的来源。
由此，学界尝试从资源禀赋、经济绩效以及包括政党、选举以及立法机构在内的制度等角度进行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是围绕对所谓“威权持续统治的原因”进行解释，而忽视了当时的情境。比如学者们着重强调政体类型学下的威权制度区分，其中Barbara Geddes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她认为，一党执政的政体要比军人政权和个人化的统治稳定得多。因为一党制下的政党能进行政治动员、消解体制内部精英间的冲突以及为公共部门提供机会与预期等，这些措施强化了威权政体的生存能力。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诸如马拉维、塞内加尔和赞比亚等实行一党执政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却走向崩溃了呢？事实上，不仅是威权制度本身在维持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因为其他混合的因素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因此，学界给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经济绩效，比如威权政体可以通过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恩庇的方式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在此基础上解释威权政体韧性的还有自然资源收益，特别是石油资源。因为威权统治者们可以依赖石油资源提供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来加强专制统治，石油带来的收入会被用于奖赏忠诚者，弹压反对者，为强大的专制结构提供财力支持。
尽管如此，上述两种解释依然无法它们对不同案例的影响，比如威权制度和经济绩效是如何作用的？它们作用的程度究竟为何？最近研究发现，经济绩效和制度变量的影响受到历史和情境的形塑。正如Paul Pierson所述，我们要向回走并往回看。因此，我们要问威权制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巩固的？因此，相较于现有的分析方法，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威权韧性的视角。
Steven Levitsky和Lucan Way在这篇文章中，重点强调了比较-历史分析在还原历史因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威权政体的起源、时序以及反应序列等因素在政权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具有相似制度安排的政权在面对类似的经济或者资源冲击时的下场不尽相同。同时，他们也着重回应了比较-历史学派面临的挑战：威权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将会持续多长时间？
首先，事件发生的顺序对威权政体的生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历史分析高度强调时间性与反应序列的重要性。近来，一些比较-历史研究表明，在长时段内，事件的反应序列（一些变量影响到其他变量）是影响政体结局的关键。但是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一件发生的事件才会影响到另外一件事件？正如Benjamin Smith指出，所谓“石油国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在什么时候获得这些石油资源的？具而言之，威权政体发现这些石油资源的时间是在其自身制度的建立前还是建立后？如果是在威权制度建立后发现了这些石油资源，那么这将大大增强政权的韧性。相反，有利的初始条件也可能会抑制威权制度的塑造。因为在早期石油收入充足的情况下，统治者更有可能做出用石油财富代替国家和政权建设的选择，从而导致政权存续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由此，制度便会变得脆弱不堪。正如伊朗的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王朝高度仰赖丰富的石油资源，几乎没有动力去建立强大的政党和国家，因此这样一个政权只能是脆弱不堪的，无法逃脱走向崩溃的命运。Dan Slater认为，威权政体的持久性在于有效的国家能力建设，而且威权国家的建构需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并紧密合作。因为，一方面，对官员来说，国家需要发展有效的税收能力和强制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国家能力特别是税收能力仰赖于经济精英的缴税意愿。据此，Slater将威权建立的结果表述为官员和经济精英之间达成了“保护协议”，即经济精英愿意支付高额的税收和租金来换取统治集团为他们提供的安全与秩序。比如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殖民时代的精英在面临强大的阶级或者社会威胁时转而寻求国家的保护，臣服统治集团并向他们上缴税收，通过建立起专制的“利维坦”来保障秩序。当然，如果国家及社会精英没有面临激烈的冲突和威胁，那么国家政权的发展轨迹和命运可能就不同了。比如，在菲律宾的威权统治时代，由于阶级冲突并没有严重威胁到威权统治，因此，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在国家建设方面始终是虚弱的。也因为如此，马科斯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危机、精英叛逃以及群众抗议合流中轰然坍塌。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命运也是类似。由于围绕战后革命的争论只局限于北方农村地区，南越的精英们最初并没有达成“保护协定”，因此，吴廷琰治下的专制政权与马科斯有着相似的命运。尽管到了1968年，南越当局在北越发起的“新春攻势”的威胁下开始努力推行国家建设，但受制于虚弱的国家强制能力和税收制度，积弊难返，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其次，威权政体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采取的回应措施也解释了政体的存续原因。比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同样是威权政权，依靠流动资金持有者和国内固定资本持有者结盟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其建立的所谓“新秩序”在这一场金融危机中终结，而马哈蒂尔则因为与马来西亚的穷人和国内固定资本的持有者结盟成功地度过危机，延续了自身统治。
再者，比较-历史分析强调了在长时段内，起源、时间性以及序列形塑制度轨迹的角色。因此，制度遗产和自我延续使得威权统治可以近乎“无限循环”。但是，比较-历史研究需要识别并解释这些遗产的作用机制。换言之，研究者们必须明晰这些制度遗产，执政党、保护协议以及统治联盟是如何运作的？为此，作者分别区分了3种类型的制度遗产，分别是静态遗产、有限遗产以及动态遗产。
静态遗产（static legacies）。这是一种自我延续、稳定的遗产。这种维持威权统治的结构或联盟处于“无限循环”之中。因此，只有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它们才会发生变化或崩溃。Jason Brownlee指出，革命政党因为果断地击败了他们的对手而建政，这些执政党也逐渐赢得了一大批政治家对政权的支持，获得了执政的保障。只要政治家们有意维持，一党执政的制度就会自我延续。Michael Herb则强调，诸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由一个家族进行统治的专制王权要比像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将家族成员部分或者完全排斥在外的政权稳定得多。
有限遗产（bounded legacies）。一些创始遗产是有限的，尽管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强大而持久的，但是由于它们缺乏内在的生产机制，因此可能随着时间而消弱或者消失。因此，即使没有外在环境的变迁，以有限遗产为基础建立的政权也会变脆弱，更容易崩解。O’Donenell笔下用来分析拉美模式的模型——“官僚威权主义”（BA）便是如此。在他看来，尽管BA在一开始可以较好地恢复秩序、稳定经济，但是它的联盟基础却是不稳定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集团对重新出现混乱或受普遍“威胁”的担忧会减弱，这就可能撕裂联盟原来达成的“策略共识”，使得联盟分裂，进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另外，对革命政权而言，政治合法性的资源（比如意识形态合法性）会在代际之间传递的过程中衰减，因而代际变革可能是终止制度遗产持续发挥作用并使得政权变得脆弱的关键。例如对中国和越南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的推进，作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日渐式微，因此必须寻找其他的基础资源加以弥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绩效就成了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动态遗产（dynamic legacies）则能确保即使在外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威权统治仍然可以存续，形成了所谓制度强化的链条，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自我强化序列（self-reforcing sequences）以及反应序列（reactive sequences）等。自我强化序列表明在政权建立的初期产生了正反馈效应使得政权进一步巩固，简而言之就是“权力带来权力”。Slater对东南亚威权国家的研究便是明证。这些国家的社会精英与威权统治者达成“保护协议”，上缴税款来确保秩序与安全，统治者得以将社会中的资源汲取到国家手中，从而又强化了自身的统治。就反应序列而言，James Mahoney则总结道，制度和联盟或者会推动政体韧性的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或者可以促进威权的进一步巩固而难以反转这种趋势。他提示道，在历史中形成的以政党统治为基础的威权主义才是解释其威权韧性的机制。这就需要我们从政党是如何动员的？政党与社会中的其他势力是如何结盟的？政党又是如何运用暴力去弹压反对派的？等角度加以思考。对此，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可以作为一个较好的分析案例。革命制度党进行土地改革，拓宽政权获取资源的途径和提供庇护的机会，建立跨阶级的联盟，进行政治动员。一旦执掌政权，其就会利用近乎霸权的地位来削弱反对派，巩固威权统治。
当然，要更好的理解威权再生产的机制还需要审视它们是如何裂解的以及裂解的原因。以东南亚为例，如果是因为精英们自身感到恐惧才签订那些“保护协定”，那么一旦政权能成功地消除那些激发这些恐惧的威胁，这些协议就会被解除。
作者最后总结道，分析威权韧性的根源需要带入时序与历史情境。围绕对威权政体形成的讨论，从其建立的时间以及建立的过程入手是解释威权韧性的关键。此外，比较-历史分析还应该超越对制度遗产的静态分析，要更多关注这些遗产再生产的机制与过程。此外，CHA学派也要更加审慎地思考制度崩解的内生因素。
特别感谢
“政文观止Poliview”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公众号联合主办之
“比较历史分析”读书会
编译：杨端程
审读：释启鹏、赵德昊
编辑：杨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