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了15年,为啥沦落到国破身死的结局?儒生治国的反面案例

王莽篡位后的十五年里,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改革,以及为了应对由此导致的乱局而疲于奔命。

王莽改制的内容,与他所处的时代全然不相符,反而依稀有些近现代概念的影子。因此,他也被冠以了“穿越者”的雅号。但这只是个戏称,实际上,王莽是个彻头彻尾的复古者。作为儒生治国的一次全面尝试,他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要搞清楚王莽改制为啥失败,我们得先弄清楚他为何能够上位。

外戚王莽能够篡位,靠的却并不是外戚,而是天下儒生的支持,这跟西汉后期的衰落有关。

从巅峰走向滑坡,西汉的衰败来的如此之快。在“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达到了综合国力的最巅峰;而他的儿子汉元帝即位后,为人柔懦、不懂权谋,逐渐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西汉开始走向衰落。

对于西汉末年的朝野状态,史书中用了两个描述。

在统治阶层,“各从其欲,欲所无穷”,极度的腐败,日复一日的互相倾轧,极大影响了政权的有序运转;

在经济、民生层面,“国家空虚,度用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土地兼并日益严峻,大量资源向权贵、豪族手里集中,朝廷税收锐减,失去土地的百姓流离失所。

根据当初董仲舒提出的理念,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即圣君治国;而西汉末年统治者的无能,已经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心生不满,涌现出了一股“厌汉”的情绪。

另一方面,秦汉以来,“五德循环”的逻辑颇有市场。比如早在汉昭帝时期,就有一个名为眭孟的文人上书声称:“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成顺天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下场可想而知:以妖言伏诛;

甚至到了汉宣帝时期,仍有一位“盖宽饶”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下场也差不多;

而到了颓势尽显的汉成帝时期,这种言论出现得更加频繁,谷永曾上言:“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不久后,方士甘忠可提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而到了汉哀帝在位期间,甘忠可的弟子贺良前仆后继的上言:“汉运已经中衰,应当重新接受天命”。

这种舆论流传的太广,以至于汉哀帝本人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动摇,比如他曾半开玩笑的对自己的男宠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而王莽之所以能够崛起,外戚身份只是个敲门砖,真正的法宝,则是顺应当时天下文人阶层的“厌汉”思潮、刻意把自己打造成儒家理想中的“圣君”形象。

比如在王氏子弟纷纷极尽骄奢时,王莽却“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而且还“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简直是外戚界的一股清流;

伯父王凤生病后,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与儒家理念中“孝”的标准完全吻合;

他担任侍中之后,不像其他外戚那样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也不大肆敛财,穷奢极欲,而是一边仗义疏财、赈济他人,一边大力举荐民间贤士,“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

王莽还严格要求家人,他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外形上跟一般人家的奴婢没什么两样;而他的几个儿子中,王宇、王获、王临,都因为触犯了法令被王莽勒令自杀。

因此,在王莽被汉哀帝遣送回封地后,曾经出现了100多次“吏民”为他上书喊冤的情况;甚至到朝廷里参与考试的士子,也在试卷里对王莽的功德大加歌颂。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汉哀帝不得不把他召回。

王莽回京后不久,汉哀帝去世,王莽的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成了话事人,在朝臣几乎全票推举下,王莽官复大司马一职。在扶持年幼的汉平帝上位后,王莽按照更加迅猛的节奏收买人心。

比如大肆分封功臣、宗室,先后有两百多人因此得到了好处;

团结老干部,给予退休官员终生领取原俸禄1/3的待遇;照顾鳏寡孤独,遇上灾荒年,他带头捐出自己的土地、钱财赈济穷人,甚至还专门在长安城给贫苦百姓修建了免费住房;

优待老人妇女,承诺不让这些弱势群体遭受政治上的株连;

他扩充太学,扩大招生规模,给太学生们修建了上万间条件优越的宿舍;在郡、县、乡都设置学校,全方位、无死角推行儒家教育;

......

王莽的付出,自然收到了回报。比如,在他拒绝接受朝廷赏赐的田宅时,共计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对朝廷施加压力。王莽最终登上帝位,几乎是水到渠成、被儒生们推上去的。

其后,王莽立即动手,按照他的设想对社会进行改革。他的改制基调,在首个诏书中就已经体现得明明白白:

古者......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即:秦代以来礼崩乐坏,这正是民间困苦的根源所在,因此,自己要以封建皇权的力量,在天下推行儒家所推崇的三代古制。

具体来说,有这几方面:

第一,土地国有,不得买卖,推行传说中的井田制;地主手中多余的地必须上交;

第二,奴婢不得买卖;

第三,除了原有的盐、铁专卖外,酒也实行国家专卖制;

第四,由国家出面贷款,利息极低,取代民间资本;

第五,施行平价贸易,即政府出面收购,维持物价稳定,防止商人囤货居奇;

第六,降低爵位,比如匈奴、高句丽等附属国的首领,都要去掉“王”的称呼,降低为“侯”。

其他还有改革币制、征收土地荒弃税、改革政府架构等等一系列措施。

由上可见,王莽改制的初衷,是希望以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实现自己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以彻底解决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统治者奢靡无度、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困苦的危机。实际上,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礼治。

客观而言,他的上述举措,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痼疾。但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要从掌控社会命脉的地主阶级手中攫取利益,那无疑虎口夺食。

而为了推行这些政策,王莽的新朝采用了法家的严刑峻法,无数诸侯、公卿、平民遭受重罚,反而加剧了阶级的矛盾、社会的动荡。

而且,在遇到挫折后,王莽很容易朝令夕改,导致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对于朝廷的想法、制度无所适从,各阶层逐渐怨声载道。

此外,由于把藩国的“王”降格为“侯”,王莽激起了匈奴等部落的拒绝。面对这种情况,他无视当时的困难,轻易的付诸武力,把数十万百姓拖进持续不断的边境战火中。

最终,王莽雄心勃勃的改制,迎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

在官员阶层,“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儒家理想中的礼治,不但没有改变原有的贪腐风气,反而促使其愈演愈烈;

民间老百姓则“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面对繁琐的法令,老百姓无所适从,拼尽全力获得的回报,连税收都应付不了;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也会因为邻居私自铸钱而惨遭连坐。

最终,老百姓只有“悉起为盗贼”这一条路可走,绿林、赤眉军,原本仅仅是求食的流民而已,却被硬生生逼成了席卷全国的起义军。

戏剧性的是,在见识了王莽的改制后,原本“厌汉”的天下,又逐渐回归了“人心思汉”,这就是当时的各股起义军中,纷纷拥立刘氏后代为主的原因所在。最终,出身地主阶层、却已经儒化的刘秀,由于思路清晰、政策得当、能力突出,成功聚拢了人心、民心,成了笑到最后的那一位。

王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帝王。以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封建时代的统治,本质上是把社会资源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分配界线上,既要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得满足老百姓的生存需求。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示之以宽柔,更要以务实的法令、制度、权谋加以约束,其难度之大,不是儒家提倡的古制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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