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威：清代的塾师与乡村杂事

​清代的塾师在教学之外，还要应付一些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杂事。这些杂事包括文字方面的杂事，主要有帮看文字、命名起字、写对联、写招贴、写契约文书、写寿文、写碑文等。除了文字方面的杂事之外，还有帮办婚事和丧事、居间调停、做媒、算命看风水，乃至看病立方等。塾师参与乡村杂事，给乡村社会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具有浓重的地方底层风俗文化特色，体现了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的特殊作用。

清代的塾师不仅教育乡村社会庶民子弟为人之道和读书识字，还因为其博杂的知识面和特殊的读书人身份，在乡村民间日常杂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塾师参与乡村杂事，给乡村社会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具有浓重的地方底层文化特色，也是其融入庶民文化生活圈的一种有效方式。揭示塾师在乡村杂事中的积极作用，对于研究乡村文化生态的结构和认识塾师的乡村角色有重要意义。然而，乡村塾师，多数为声名不显之童生与生员，常被主流文人视为三家村学究式的乡村陋儒。留下的关于塾师的资料就变得非常琐碎与匮乏。鉴于此，本文研究清代塾师在乡村杂事中的活动，不仅利用像档案、正史、文集、笔记、日记、地方志、家谱等常见的传统史料，而且积极地利用小说资源。小说中的具体年代和人物可能为虚构，但其所描绘之社会现象则可以有选择地作为史料来应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文字方面的杂事

在清代，我国成年人的识字率极低，即使如文化之渊薮的江南地区，在19世纪也仅达到30％左右，更不用说其他地方。而乡村社会成年人的识字率要远远低于这个水平。那么一般的平民百姓在遇到文字方面的难题就会求助于乡村塾师。如帮看文字、命名起字、写对联、写招贴、写契约文书、写寿文、写碑文等与文字相关的杂事就成为乡村塾师的分内之事。

(一)帮看文字

在农村，特别是偏僻之地，文化相对落后，一般村民多不识字，特别是女性更是如此。塾师帮看文字就成为常有之事。如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一辈子以教书为业，“士大夫有难字疑义，从府君取决，皆得其意以去。”士大夫尚且问字于钱王炯，一般之小民则可想而知。《儒林外史》中的塾师惠养民被称为“惠圣人”，其原因就是“几个村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儿”，都向他领教。

(二)命名起字

清代的农村，一般的士大夫多有名、字和号，而一般的村民则常常只有名而无字和号，甚至有终生只用乳名者。一般不识字之村民，常常以乳名唤子弟，只等子弟上学才求蒙师起名字。如晚清小说《情变》中的塾师殷曰校收了东家二百文的执敬礼后，“便替秦二官起了个学名，叫秦白凤。从此照例天天上书写字”。小说《英云梦传》中的塾师胡贤，“与桂儿起讳名枢，双桂名栋，朝夕训蒙。也有长辈专门请塾师为子弟命名的。如山西塾师刘大鹏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日记中写道：“二月十八日(3月24日)申刻，东家油店内二掌柜名王玉典者，求为其子命一名，大排行’皆从廷字。余于是从廷字择数个字书写纸上，令其自己采择。王乃告谢，欣然而退。”

古人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同辈不可直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一般乡民既无知识，尤难选择典雅而寓意深刻之词为子弟作字，往往请字于塾师。清代昆山县的信义乡，“男子将婚，则请字于塾师师长，和亲邻作字说，装潢以贺之，颇存冠礼遗意”。但是，取字号常常为士大夫之家所重视，一般村民还是以请塾师为子弟起名为主。

(三)写对联

对联在清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重要的节日和喜丧事件都要写对联。过春节要贴春联；婚嫁、建新屋、生子、做寿等喜事要贴喜联；丧事要贴挽联。写对联要求上联和下联必须字数相等，平仄交错，具有韵律。同时文字也要写得美观，具有观赏性。而乡村塾师平时在学堂教学生对对子和写字，练就了写对联的基本条件，所以乡村社会所贴之对联多出于塾师之手。

塾师写春联，亦可获得额外之收入。如清人顾禄在《清嘉录》中载：“居人更换春帖曰'春联’。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与学书儿书写以卖榜于门，曰'春联处’。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或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帖”。又如清人胡承珙《春贴》诗云：“采笔干霄气，何如里塾师。三钱浑不值，两字恰相宜。久逐桃符退，新从板屋施。犹冷燕市好，花样纪干支。”

有的塾师在贫困之际，也通过写对联卖钱。浙江上虞县人丁文彬，原在哥子家教书。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到苏州，“写对子送各店家讨几文钱”。

无锡蒙师余治，“尝因保婴局劝禁溺女演戏，自题戏抬楹联有云：'演几回旧舞新歌，试看善劝恶惩，现世洵多真果报；害一命惊天动地，若使有男无女，收场那得好团圆’。又有一联云：'你娘亦是女，你妻亦属女，胡独你不肯养女；他生也何冤，他死也极冤，只怕他总要申冤。’”小说《照世杯》中的穆太公新盖了三间粪屋，拿了百十张红纸去村馆，训蒙先生见了就问：“可是要写门联么?”可见，写对联是塾师应付乡村社会杂事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写招贴

在清代，一般之村民有什么事情要通告其他民众，常常要请塾师写招贴。如《照世杯》中的穆太公新盖了三间粪屋，“恐众人不晓得，要贴些报条出去招呼”。就请训蒙先生写下了“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二十个字”。又《隔帘花影》中的云娘丢了儿子，仆人王进财就请前村教书的刘先生写招子，“那训蒙的刘先生进来，取了一块板，在锅台上写。”像写招贴这样的生活琐事本微不足道，然而是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所需，可以看出塾师教书之外的事务应酬和对于一般村民生活之帮助。

(五)写契约文书

大约自明清以来，民间契约文书，大致有买卖田地、兄弟分产、招股合伙、互相借贷、个人之纳妾买婢等等，在乡村社会较为常见。塾师常常充当契约文书的代笔。何梦雷有《村学究咏》诗云：“黄梅日子最为长，绝妙先生住落乡。通口三杯新做酒，栖身一榻旧穿廊。教书毕后糊金锭，把笔玩时点线香。只恐忙多闲变少，契单借券有人央。”末句“契单借券有人央”就点明乡人央求塾师代笔书写契约文书的情形。这在清人的小说中也多有反映。上文所提到《儒林外史》中的塾师惠养民就为“几个村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儿”。清人小说《枕上晨钟》中的君章要把鹤仙买给世无，“便去央对门一个教书先生，写了帖子来，双手交把世无。世无收了，叫史义兑了二十两银子，交他君章收了，就去领出鹤仙来拜父亲”。

(六)写寿文

在明清时期，乡村社会做寿习俗非常盛行。一般来说，做寿的年龄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等各个层次。亲朋好友所送之贺寿礼除了有金银、宝

玩、彩缎等物，亦有极具文化内涵的寿屏、寿障、寿联等。其中的寿障亦俗称寿文，一般乡民往往请村塾师代写。如“程明諲系湖北孝感县生员，至河南桐柏县教书十有余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初一日郑友清生日，戚友刘用广等挽程明諲撰文制幛祝寿。”子孙为长辈过寿，亦需写寿文表达孝心，为此求助于塾师。如陈梓在《吴母劳孺人六十寿序》中写到：“岁戊午(按：为乾隆三年)，予馆海村吴声翁家。季夏，翁之长孙煜执巨卷，跪而请日：'今月十九日为煜王母六十设阅之辰，请先生一言，以垂不朽。’”

(七)写碑文

在清代的乡村社会，碑文随处可见，死者坟墓前立有碑文，修桥铺路、旌表善行亦有碑文。这些碑文的撰写不仅需要撰者的文章有文采，而且要求撰者写字有一定的书法水平。而这两条都是塾师所常习，所以乡村社会之碑文多出于塾师之手。如清代吴县塾师蔡家驹，“晚年专事古文，熟掌故而深于经学，文体近曾王，郡中碑版之文，半出其手”。武进塾师毛颖士，诸生，“屡试不售，从蒋汾功学古文辞，一时铭诔多出其手”。

塾师在乡村社会所做之文字方面的杂事，除了上文论证各项内容，亦有帮人修纂家谱和替人写讼词等内容。此两项内容笔者已经有多篇论文涉及，而且资料最易于搜求，此处不再赘言。

二、其他方面的杂事

上述所论塾师所做文字方面的杂事，常常为分内之事，以解决村民日常生活之所需。除此之外，乡村塾师在教学之余，还要应付其他方面的杂事，如帮办婚事和丧事，居间调停，做媒，算命看风水，乃至看病立方等。塾师应酬的这些杂事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是其融入乡村风俗与底层文化圈之表现。

(一)帮办婚事

我国古代婚礼极其繁琐，相传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而清代的民间婚礼有所简化，大致仅实行三个步骤，即小定等于纳采，大聘等于纳征，娶亲等于迎亲。小定需要“换帖”，大聘需有礼单，娶亲要写对联，加上婚礼中繁琐的礼节又为一般小民所不熟，一桩婚礼的完成常常需要乡村塾师的帮忙。据《清稗类钞》载：“有塾师为两家部署婚礼，乡僻少士人，两姓婚书，咸出塾师手。甲家以青年娶美妇，乙家则颁白衰翁，偶五十许老妪耳。塾师书竟，以归甲乙，既交换矣，始觉其互误。”此为塾师部署婚礼，书写婚书之例证。而山西乡村塾师刘大鹏多次在日记中记载其帮办婚事。他在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三日(1894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去西镇村任秀琨帮办婚事。询之，乃云女家概不允期，必须改择良辰乃允，不得已遂思再卜吉期，早餐而归。”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1896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王锡九于翌日续娶正室，请食襄办婚事。午刻，去吃饭，毕即归馆。其妆奁甚厚，若大富家女也。”

(二)帮办丧事

“冠婚丧祭”四礼之中，民间最为流行者当为婚礼与丧礼。而丧礼又比婚礼更为隆重和繁缛，若无一定之丧礼知识则很难依礼行事。一般村民则须请懂得丧礼之人主持仪节。王尔敏先生说：“丧葬之礼进行，须请大傧相执事主持仪节，俱仿太常寺之礼官，但由丧家敦聘。多则八位、十二位，少则六位。必须入黉门之人方具资格，即是秀才。高可至于进士举人。丧家祭葬除大殓小殓不用外人，其余均由大傧相执行仪节进行，亦成为赞礼官、献礼官、执事官、读祭官，丧家敦请须封红包大礼。”其中所说之秀才多以教书谋生，所以说塾师常在乡村社会应酬丧事也就是常见之现象了。明末清初，教学乡里的张履祥就经常解决村民关于丧礼的难题。“里有妻死而娶再醮之妇者，其再醮之妇死，子妇问所服。”清末山西塾师刘大鹏在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九日(1894年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邻里丁熙出殡，其二弟丁元道人诵经，自去日午后至于今日午刻。兼有响工八名，此俗由来久矣。余清晨往助，黄昏乃归，里人助丧者六十余名，犹有古风焉。”也有的塾师超出帮办助丧的范围，直接为族人主办丧事。如清代武进人龚锡钝，“家贫，赖修脯以给。笃于行谊，举族之不能殡者十余丧”。

(三)居间调解

在明清时期，地方官员为了减少刑狱案件，往往希望民间社会能够自行化解矛盾。而乡村社会之保甲、里长和族长以及乡绅等就往往成为主要的居间调节者。由于乡间塾师的文化人身份和善于说教的特征，也会成为乡民请求居间调解的对象。如清代中叶著名学者赵翼的祖父赵福臻，“生理益窘，去为童子师……乡里有争端，多就公质成，数十年来未有拖搆讼者。”又有临川人周详彩，“其人粗通文义，以训蒙为业，平日假仁假义，好与人间事，美言之则居然王彦方也，俚言之则水浒传之吴用也”。而武进人刘楠，教书为业，“凡里闱姻戚有忿争及困厄者，咸资之，以质正，以调停”。

(四)做媒

清代的男婚女嫁常常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完成。古人讲究明媒正娶，媒人(媒妁)是中国传统婚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以至在民间社会出现了专门说媒的媒婆群体。虽说塾师做媒不能和媒婆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和东家的特殊关系且学徒多为未婚儿童和少年，也就难免会牵涉其中。塾师为学徒做媒的，如吴县人富春山“少即声噪胶痒，邻有大贾方择婿，其家馆师者以公嘱之”。又如湖南祁阳人陈大受，“方为诸生，塾师为之作伐，女父以为贫，尚犹豫”。也有为获得主家女性而请求塾师做媒的。如康熙年间嘉定有烈妇葛氏，夫死守寡，“里有申姓者庆数往谋焉，欲得烈妇所延塾师训其嗣子者陈某为之媒”。虽然陈某拒绝做媒，但说明塾师与东家的特殊关系也是别人央求的原因之一。还有的塾师以做媒为第二职业，谋求额外收入，影响了教学质量。如“沪上某，以事赴浦东，遇雨避一村塾中。师他出，村童十余辈嬉戏殊甚……因诘师何往，以作媒对”。

(五)算命看风水

清代的乡村社会，算命与看风水之风盛行，特别是先人下葬多请风水先生选看坟地。王尔敏先生认为：“民间术数专业知识，完全掌握于读书人之手，并非一般平民所能创造与充分利用。但此类繁复多样之特殊知识，民众虽不知其内蕴，却倾信其价值功用，具有依赖信从之心。”而乡村之塾师于训蒙之暇，对于星命堪舆之术亦有涉猎。如道光年间的塾师王汝润在日记中写道：“余明于星学，善排八字，此事得之坤舆之师瞽目浦鉴东。盖坤舆早年丧明，曾习其业。余读书得暇，即兼其事。”江宁府学增生黄以旗，“既贫甚，常为童子师自给。盖冬无裘，夏无帷幕者至三十余年……尝作诗数千篇，又尝为历算星命之学，欲著书皆不就。”太平天国之南王冯云山，“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黄江，思旺墟人。粗知文义，为村塾师，兼通星卜，素习天主教。”

蒙师之兼习星命堪舆之术，还为治生之计，一旦失馆，可以此为营生之业。如乾隆年间李雍和，“自(乾隆)廿一年以后，该犯以到官递呈，每每受亏，从此不复具控，仍在附近地方算命度日。去年

及今年，在本村宗祠训蒙，未曾远出，询据该犯及邻佑族保供吐无异。又如邓譓“训蒙为生，兼习卦命，乾隆四十二年(1777)借寓苏谷才家教读”。后因与陈希圣产生矛盾，“旋即解馆，携带卦命书本前往澧州，寄寓生员刘青藜家，卜算为业”。

塾师在课徒之余，为村民帮看风水，在清人的小说中亦有记载。《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被“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后来解馆在家，“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葬坟。虞博士带了罗盘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过了坟，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此处所言之罗盘为风水先生必须应用之物，其原理极其复杂，一般平民难以掌握。又如《歧路灯》中谭绍文的蒙师侯冠玉，“会看病立方，也会看阳宅，也会看坟地，也会择嫁娶吉日，也会写呈状，也会与人家说媒。还有说他是枪手，又是枪架子。”作者李绿园对于侯冠玉这种不以教学为主，而热衷于为乡民做杂事获得额外收入之行为给予激烈的批评。

(六)看病立方

和上面所论塾师兼习星命堪舆一样，为了解决生计，很多塾师亦粗通医术，帮助村民解决疾病之苦。如吴飞鹏，字九程，世农家，“十余岁已能为童子师，兼通医事”。有的塾师把行医获得之收入看做授徒收入之补充。如江苏震泽人王廷鼎，字梦薇，“乱定，乃于吴市赁一椽为童子师，藉修脯养母，妻钱氏以针黹佐之犹不足。乃学画学医，鬻其技于人”。甚至有的塾师以教书所得束脩不足养家而弃教从医。如秀水人张宿，字汉木，“天资颍毕，过目成诵，旁涉天文、地理、医卜、太乙、六壬、奇门诸书……始训蒙不给，乃更岐黄，活人甚众，遂稍复故产。”

三、余论

从上文可以看出，清代的塾师在乡村社会所做之杂事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所做文字方面的杂事主要包括帮看文字、命名起字、写对联、写招贴、写契约文书、写寿文、写碑文等，既是村民日常生活所必需，又具有浓厚的乡村风俗文化特色。可以说，在文化相对落后之农村，塾师可视作文化上之代言人，掌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利。涉及文化方面之杂事，乡村民众对于塾师有极强的依赖性。尽管统治阶层和主流文人多视乡村塾师为三家村学究，乡村陋儒，然而不能抹杀他们对于村民在文化上的帮助与影响。

除了文字方面的杂事之外，清代的塾师还帮助村民办理婚事、丧事，居间调解，说媒拉线，算命看风水，看病立方等。婚事与丧事是“冠婚丧祭”四礼之中在民间社会最为流行者。古代有所谓“礼不下庶人”之说，礼制在民间社会之实行极为有限，而婚礼与丧礼则是民间实践礼制最为集中之体现。而此二礼在乡村社会之实行，全赖有一定礼仪知识的塾师之参与。可视塾师为乡村社会继承与推行风俗礼仪之一大功臣。居间调解亦是乡村塾师应酬之一，此主要源于塾师之读书人身份与善于说教之职业特征。在此过程中体现塾师在乡村社会之地位非一般村民可比。而说媒拉线，算命看风水，看病立方等杂事，则是一部分塾师为治生之计，不得不为之。清代之塾师，特别是其中之蒙师，束惰极少，而且常有失馆之忧。而另一方面，很多塾师酷爱读书，闲暇之余，于经书之外，广涉天文、地理、星命堪舆与岐黄之书，知识也极为博杂，为他们算命看风水与看病立方奠定了基础。

我们对于清代塾师应付乡村杂事之行为，不可简单地看做是不务正业，影响了教学质量。而应该结合清代乡村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塾师的职业特点综合考察。首先是从文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塾师参与乡村杂事多为闲暇时所为。如前文提到的清人顾禄在《清嘉录》中载：“居人更换春帖曰'春联’。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与学书儿书写以卖榜于门，曰'春联处’。”“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已经基本年终解馆回家。而且，乡村蒙师的教学特点是因材施教和极大的灵活性。在布置完学生诵读任务之后，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供给他们自由支配。其次是，这些杂事为乡村民众所必需，有些非塾师来做不可。如前文所举《清稗类钞》载：“有塾师为两家部署婚礼，乡僻少士人，两姓婚书，咸出塾师手。”又如何梦雷在《村学究咏》诗中云：“只恐忙多闲变少，契单借券有人央。”三是大多数塾师收入的低下和职业的不稳定性，让一部分塾师乐于为村民帮闲，以获得额外之收入。乡村塾师的生活处境得不到根本的改变，而妄加批评塾师应酬乡村杂事，是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之精神的。应该说，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塾师的应付乡村杂事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具有浓重的底层风俗文化特色和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对于像前文提到的《壶天录》中的塾师丢开学生去做媒，《歧路灯》中的塾师侯冠玉专门钻营做杂事谋求额外收入，舍本逐末，影响了教学，则应该持批评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