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 | 这是一个女人身世的故事
我一生并非总是那么荣耀。或许外人看来，这种生活令人向往，求之不得。可是，我体验到的不幸太多了。——黄蕙兰
黄蕙兰是顾维钧的第三任夫人，也是相伴时间最长，合作最多，对顾维钧的事业付出最多的一位。在遇到她之前，顾维钧先后结过两次婚，爱过其中的一位，就在他们新婚不久前，他一生怀念的第二位夫人唐宝玥刚刚因罹患西班牙流感在美国去世，留下一双幼龄儿女无人照料。也就是在巴黎和会之后不久，顾维钧经人介绍结实黄蕙兰，简单交往后，他站在她面前告诉他：“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这大概是最无趣的求婚，但20岁的黄蕙兰还是答应了他，开始了长达36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
黄蕙兰选择顾维钧，一个她不爱也不爱她的男人，并不是因为她傻或是为了生活保障。与此相反，恰恰是过于富有的家庭和破碎扭曲的家庭关系将她推进了顾维钧的怀抱。在她嫌弃顾维钧样貌土气，年龄偏大，不善于骑马跳舞时，一眼挑中了女婿的妈妈威胁她如果不嫁给顾维钧，她将会被父亲的姨太太毒死。黄蕙兰很聪明地接受了这个警告，尽管生长在“珍珠如土金如铁”的亚洲首富之家，黄蕙兰从小就看惯了父母失和与十八个正式登记在案的姨太太的宠辱春秋。爸爸再爱她也终会离她而去，而无论他在世与否，都不能绝对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事实上，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自己就死在了那个以用毒闻名的姨太太手里。
黄蕙兰身上流着炎黄子孙的血，但她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中国人。她的祖父黄志信年轻时参加了太平军，在失败后逃亡爪哇，终生留在这里，让后代成为了海外华侨。尽管在晚年他购买了赎罪券，但这没有将他带回故土，只是从故土运来一船又一船的名贵家具。他是一个吃苦能干的人，一手开创了黄家在爪哇的资本天下，他的儿子没有做挥霍财产的富二代，而是接掌过父亲手中的事业，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巨富。但他是个欲望强烈又极富战斗力的男人，他的姨太太太多，让家庭变成了仇恨的温床。最终把自己送进了仇恨的坟墓。
黄家缺少温馨。蕙兰的姐姐琮兰年长她许多，爱读书且性格孤僻。她是破碎家庭里最早的受害者，常年站在母亲一边却得不到父爱。她看不起被她认为愚蠢的妹妹，常常郁郁寡欢。在妹妹与顾维钧的婚姻上她扮演了撮合者的角色，但背后的动机却令黄蕙兰不寒而栗。黄琮兰的丈夫虽然出身爪哇富裕的华人家庭，也曾在欧洲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这个无权无势无身份的男人令她厌倦而烦躁。她有着不幸的婚姻，母亲魏明娘和父亲黄仲涵拥有财富和珠宝却不能以身作则为儿女做出榜样。黄琮兰继承了母亲的傲慢倔强，希冀妹妹与中国驻美公使的婚姻可以给她这个媒人带来社会地位上的好处。然而，她“愚蠢”的妹妹在当时未能领悟她的用心，辜负了她一番美意。黄琮兰没有从这场联姻里得到任何收益，并因此记恨蕙兰，甚至阻止母亲在妹妹生产时与她联络。
母亲魏明娘与父亲常年分居，为女儿黄蕙兰操办婚礼时，她正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寓居伦敦，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购置房产、珠宝和汽车就像随手买玩具。而此时，父亲黄仲涵则与那个日后会毒死他的小妾生活在新加坡，他不同意这桩婚姻。顾维钧的第二任太太唐宝玥去世前，他就与包办婚姻的第一任太太张润娥离过婚。而在黄仲涵看来，中国没有所谓离婚，如果女儿嫁给顾，将被视为妾室。蕙兰是他的最爱，他早年曾阻挠了她对一个已婚的广东男人的幼稚的迷恋，他自己娶过太多姨太太，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也去过那样的日子
大概父母的不幸给两个女儿的婚姻埋下了不幸的根基，尽管富有，但却不懂得经营婚姻。姐妹两人的婚姻都没有爱情做基础，结局都是离婚。尽管琮兰再嫁，但依然是个悲剧。
一百年前，海外华人的身份是令人尴尬的。他们在旅居地受到歧视，更被国内同胞“另眼相待”。尽管黄家是巨富，可以在荷兰人监管的爪哇拥有一定治外特权，但珠光宝气的上流社会里，他们是开豪车住豪宅戴珠宝的暴发户，拥有钱财却不能同时拥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地位，这是富人的悲哀。
年轻的黄蕙兰愿意冒险结婚，对社会地位的渴求是最本能的原因，也是她终生引以为傲，频频炫耀的经历资本。
和黄家相比，顾维钧虽出身商人家庭，但也只能算小门小户。他送给新婚妻子的结婚礼物是“一只镶喀什米尔蓝宝石的订婚戒指”和“一件貂皮长斗篷”这与黄家的财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然而，身为中国外交大员的顾维钧却可以赠送她永远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正式的中国人身份、外交官夫人（公使夫人、大使夫人）头衔，海外外交特权、享用特权、待遇特权、办事特权等等。这所有的不能以物质衡量却可以带来巨大物质好处的身份和特权让没有爱情的黄氏公主在世界各国过足了瘾。她用钱为顾维钧改头换面，为海外中国使馆增光添彩，他用特权让她声名鹊起，地位提升，在战争危机时刻免遭罹难。他们连手打造一个得体辉煌的外交生涯，又合伙毁灭了维持几十年的婚姻，华丽的背面是寒凉。
尽管他们正式分居是婚姻后二十年的事，但在新婚伊始就已显露了两人的不和。一次在晚间卸妆时，顾维钧望着黄蕙兰的耳环说：“我赠送给你我仅有的力所能及的首饰。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羡慕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也许是黄蕙兰的奢华招惹了外国人的嫌话，也许在美国读书时过惯了穷日子的顾维钧本身对奢侈存在抵触情绪，也许是富有刺伤了他身为男人的自尊心，他还希望妻子退掉新买的豪华轿车，而由自己出钱买一辆二手的旧汽车，这样看来更符合他现有的身份和经济实力。从小娇生惯养的黄蕙兰既不能理解他的心理，更无法屈尊于他的“淫威”之下，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尽管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但隔阂已埋进心里。
黄蕙兰继承了母亲对待婚姻的悲观消极，也继承了她对待男人的冷漠高傲。每当母亲魏明年与丈夫发生矛盾，身为女主人的她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解决矛盾维系家庭，而是用出走、对抗和冷暴力来激化矛盾，加深隔阂。尽管她坚持不离婚，保留自己合法的正室身份，但丈夫去世后她拒绝参加葬礼。她恨他，就一味地恨下去，并不会意识到这会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黄蕙兰对母亲最大的埋怨，是父亲死后她不来奔丧。因为怀疑父亲并非死于官方宣布的心脏病发作，她要求开棺验尸。然而作为女儿她没有这个权利，父亲后事都被姨太太把控，如果母亲能来，真相就可以揭晓，姨太太也不敢胡作非为。然而意外的是，她在爪哇得到了母亲一方亲戚的友善对待。母亲出身穷苦，年轻时用丈夫的钱恶心家人，遭到一致差评。但他们并未恨屋及乌，而是尽可能地给予了更多的帮助，令黄蕙兰非常感激。
说到底，还是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黄蕙兰与顾维钧相遇的时候，一个需要女人照顾家庭子女，一个需要男人带来身份特权，两厢情愿，交易公平，双方都不委屈。而没有爱的婚姻，不愿主动调和的性格加上两人生活成长经历的巨大差异，在顾维钧卸任外交大使、结束外交生涯后，终于促使这段婚姻走到尽头。黄蕙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从小由家庭教师传授知识，对外语掌握熟练，能说英语、法语、荷兰语、马来语，在使用中文时，她可以使用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她对书本没有偏好，说话直爽，容易被人认为愚蠢或直性子。与她不同，顾维钧从小接受正规的西方教育，大学时代留学美国，是标准的读书成才型人物。在三观上他们存在巨大差异，共同语言仅限于外交宴会上如何接待外宾。对他而言，黄蕙兰的存在是因为她有用：她可以带孩子、生孩子、搞外交、为外交事业投资。而对她的个人能力他不屑一顾，一次会议上，顾维钧神采飞扬地做了45分钟演讲后，主席出人意料地请黄蕙兰也讲两句。惊慌失措的她看着丈夫，期望得到他的帮助，然而对提议感到不满的顾维钧置之不理。无奈之下黄蕙兰“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番演说，得到了在场人员的喝彩。她满心憧憬得到丈夫的评价，顾维钧却只是冷冰冰地说：“你应该星期天到海德公园，再给自己搬个肥皂箱子站上去。”黄蕙兰对顾维钧的评价是：“他愤愤不满。他实在宁愿娶一个温柔、恭谦的小妻子。然而他又得利用我。”
尽管如此不幸，正如她的母亲，黄蕙兰终生坚持认为自己是永远的顾维钧夫人。两人虽于1956年离婚，顾之后与严幼韵再婚。但黄蕙兰看来，“这个女人是冒牌货。我才是顾维钧的夫人，他孩子的母亲。”晚年，她独自生活在美国，偶尔去看姐姐，却仍得不到姐姐的爱。两个儿子和唐宝玥生下的儿女与她关系良善却也谈不上亲密。她收起了珠宝，过起了普通人烧菜遛狗的生活，从她的自述里看不到晚景凄凉的表述，相反倒显得新鲜和自得其乐。她对姐姐的冷漠和忽视感到失望后便不再登门，然而，当姐姐患癌症即将离世时却用“渴望的”语气对她说：“我好久没见到你啦。”这大概是琮兰一生里对妹妹说过的唯一一句温情的话。黄蕙兰陪伴姐姐度过了最后一个下午，黄氏家族的女人都不会表达情感，最终只让自己更孤独。
张学良年轻时与顾维钧交好，很早就认识黄蕙兰。他对黄的印象很差，晚年回忆起来说她随便、隐瞒年龄、搞婚外恋、坏极了，没有一句好话。黄蕙兰没有在回忆录里说过张学良的不是，倒是提起于凤至也吸毒。当然她写书时张还被囚禁在台湾，他评价她时蕙兰已经离世了。有人说黄蕙兰曾与阎锡山有染，她在回忆录里提到有许多关于她的不实传言，并坚称自己所受的教育只允许她做一个生活正派的贤妻良母。历史当事人均已退场，究竟怎样后人也只能听听而已。
1924年，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离世，她坚信他是被姨太太贺露西毒死的。曾经富可敌国的黄氏帝国就此瓦解，黄蕙兰与母亲和姐姐的后半生都靠黄仲涵的遗产生活。在黄蕙兰的人生里，父亲是唯一给过她爱与温情的人，她不断追忆着幼年时与父亲坐在庭院里聊天那其乐融融的场景。然而人生的大多岁月里，父女两人都只能遥遥相对，最终天人永隔。黄仲涵在去世前三个月与女儿在新加坡小聚，黄蕙兰已有不祥的预感，不断提醒父亲注意贺露西的一举一动，并提议父亲与自己同行。然而父亲无法离开那个晚饭后脱了衣服就上床的女人，他对蕙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蕙兰，我十分疲倦。”
一场华丽盛宴后，杯盘满地，只剩浮世悲哀。
※ 文中引用部分来自《没有不散的宴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