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的权臣时代：“曹丞相”手里的帝国拼版！
吐蕃的权臣时代：02
在上一篇《“吐蕃曹丞相”的平步青云》里讲到，自从协助松赞干布解决了权臣琼保·邦色，禄东赞（噶尔·东赞宇松）便成了最受倚重的大臣，堪称左膀右臂。
不过，松赞干布是个强势的君主，他生前没有人敢翘尾巴，所有心里没数的人都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
由于打击力度太大，以至于贵族集团都惊了，松赞干布不得用君臣盟誓的方式，来安抚那些重要的贵族世家。
所以，禄东赞在松赞干布御前，既兢兢业业，又俯首帖耳。
可一代雄主去世的太早，他英年早逝时，儿子走在了前面，只能由襁褓中的孙儿继位。
主少国疑，是所有王朝的噩梦，吐蕃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几乎每代赞普交替，国家都要乱上一阵。
《旧唐书·吐蕃传》载:“弄赞子早死，其孙继立，复号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冬，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也有一些人心怀鬼胎，此时禄东赞挺身而出，带兵剿灭了“洛沃”（今阿里地区）和“藏尔夏”（今后藏地区）的叛乱。
由此，禄东赞大相之位稳如磐石，长达50年的噶尔专权时期华丽登场。
公允的说，禄东赞确为一代贤臣，松赞干布未能完成的制度建设，被他逐条实施，并有所发展。
654年(高宗永徽五年)，禄东赞主持了吐蕃历史上首次户口普查，并将国民分作“桂”（军户）、“庸”（民户）。
按藏文史料《贤者喜宴》的记载，“所谓‘桂’者，即高等属民，从事军务者之名称，‘庸’（民户）则是从事经济建设的低等属民。”
“桂”与“庸”的划分，及“红册”（军丁名册）的正式出现，代表着吐蕃军事体制上的变革，从部落制全民皆兵，走向军队调动、轮替、补充、后勤运作的正规化。
这是吐蕃军队走向军事国家化的开始，对唐蕃百年战争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
此后，禄东赞又调整了吐蕃的税赋制度，分为以土地计算单位的农税、以牲畜量为单位的牧税、综合征收机制——“大料集”，三个部分。
吐蕃是一个由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国度，国家的经济版图由位于核心区的农业，边疆区的牧业组成。
因此，吐蕃王朝是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作为国家核心区的基本赋税，农田税存在的时间由来已久。
但禄东赞时期，为明晰农田赋税的征收基础，曾在吐蕃境内主持过田地普查与划分。
目前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保存着禄东赞在征服吐谷浑后，责令原吐谷浑小王达延莽布支划定田界，征收田赋的记载。
以此来推论，在新占领地区实施田地清查，吐蕃固有领土内不可能没做过相关工作。
相比于早已有之的农田税，吐蕃的牧业税完全由禄东赞亲自制定。
藏文史料《大事记年》记载：“(唐永徽四年，653)，大论东赞于“枯”定牛腿税”。
禄东赞制定的“牛腿税”是专门针对牧区的牧业税，它规定“每头牛要按全牛的四分之一来交税。四分之一，也就是一条牛腿，故而称为牛腿税。”
虽然资料都表示，禄东赞制定的牧业税标准是“四税一”。
但参考中原地区农税，高时“十税一”，低时“三十税一”的标准。吐蕃牧业税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养一头牛，四年就归国家了，恐怕难以推行。可能在此牧税之余，有相应的减免条款，或者规定只有成畜交税，幼畜免税。
除农牧税外，吐蕃的 “大料集”也是一种赋税形式。
它是根据战争需要，征发户丁、粮草以及劳役摊派等方面，一种综合性赋税制度。
严格意义上说，“大料集”是一种混合着徭役的军事赋税。
在整个吐蕃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大料集”从一种临时性的应急征收体系，逐渐变成了常规募集手段。
因此，“大料集”成了藏文文献《大事记年》中出现最频繁的赋税名目，共有17次之多。
在内部制度调整之余，禄东赞还积极实施松赞干布定下的国家发展战略（详见《吐蕃的“一带一路”，松州的“东亚再平衡”》），走下高原拿到了第一块帝国拼版。
很多人都惊讶，高原严苛的自然环境，如何支撑吐蕃王朝强劲的扩张动能，其实自然环境的恶劣，正是其对外扩张的基础动力。
西藏地区的平均海拔，导致域内农耕用地稀少、破碎，且产量很低。而高海拔的草原，牧草蓄积量少，载畜量也非常低。
但当西藏本土完成了统一，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人口数量开始增长，为获得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其国家必然会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之路。
从地理的角度上分析，西藏四周群山环抱，深受地形阻隔之苦：
南部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东部有横断山脉的高山幽谷；
西北部有昆仑山的皑皑白雪；
东部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南方的天竺（印度）诸国，虽然武力值趋近于零，但热带气候实在令吐蕃人难以忍受。
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是天然的阻碍。
吐蕃翻越横断山脉，组织大规模军队供应，根本无法实现。
唐蕃围绕着维州（四川理县）长达几十年的胶着战事，足以说明在这个方向上，吐蕃军队并不强势。
向西跨越昆仑山，攻于阗博取西域的战略方针，同样受制于补给线。
另外，南疆地区沙漠绿洲的地貌，极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唐朝在天山南北施行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构架，也是因地貌特点而来。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其间虽也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从那曲开始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因此，两位首领相隔19年，对同一目标的征伐，肯定不是巧合。
637年（贞观十一年），松赞干布挥师北上，吊打了吐谷浑，“弄赞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旧唐书·吐蕃传》
不过之后挑战唐朝的松州之战，让松赞和李世民都认识对方不太好惹，和亲成了缓和矛盾的解决方式。
作为文成公主出嫁的筹码，唐朝要求吐蕃退出吐谷浑疆域，吐谷浑王得以复国归位。
虽然事情得以和平解决，但吐谷浑对两国的战略意义并未改变，吐蕃和唐朝都在吐谷浑身上下了重注。
相比于唐朝主要围绕吐谷浑王室和拓跋鲜卑投资，吐蕃选择在吐谷浑国内其他势力身上下注。
有部分史料记载，松赞干布娶了毗邻吐谷浑的党项公主洁莫尊为妻，而其子贡松贡赞则娶吐谷浑公主芒洁墀嘎为妻，并与吐谷浑结为“舅甥之国”。（存疑）
要注意一点，吐谷浑虽然是由拓跋鲜卑西迁创建的王朝，但其国内土著羌人的势力极大，而吐蕃拉拢的正是本土羌人族群。
公元656年（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吐蕃再次走下高原，矛头所指依旧是吐谷浑。
但在攻击吐谷浑之前，禄东赞选择先剪除羽翼，他亲率12万大军击白兰羌，“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後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而后，659年（显庆四年），稳定了周边后，蕃吐之战正式爆发，这时吐谷浑领土上的博弈，表现为国内亲唐派与亲蕃派的斗争。
战争之初，以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为首的亲唐派军队，顶住了吐蕃的进攻，双方在千里草原上僵持三年互有胜败。
但663年（龙朔三年），吐蕃的政治投资结出成果，大臣素和贵倒戈而降，“尽道吐谷浑虚实”，诺曷钵才兵败如山倒，带着唐朝媳妇逃入凉州。
吐谷浑战事的胜败，某种程度是唐蕃政策路线，在军事上的映射。吐蕃通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击败了唐朝的上层路线。
除此之外，唐蕃两国在吐谷浑身上的力量投送，也相差甚远。
为支撑长达五年的军事行动（白兰羌两年，吐谷浑三年），禄东赞在吐蕃全国实施了“大料集”，几乎是倾其所有，毕其功于一役。
反观唐朝，却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西域和高句丽）上左右摇摆，并最终选择在高句丽投下重注。
在战争期间，禄东赞为迷惑唐朝，分别于659（永徽五年）、657（显庆二年）、657（显庆三年），三次遣使入贡，并为赞普贡松贡赞求亲。（《资治通鉴》卷二零零）
并且在吐谷浑王一败涂地后，禄东赞一面“留驻吐谷浑境”，瓦解抵抗力量，另一面则不断上书唐庭，申述冤屈，请求援助。
此时，吐谷浑灭亡在即，又是唐属国，求援自然合情合理，进攻方的吐蕃，也向唐朝“求援”，显然是政治上迷惑的手段。
可优柔寡断的李治，居然给出了一个“皆不许”的答案。实际上是坐视吐谷浑灭亡，也给自己养虎为患。
《资治通鉴》记载，“（663年）五月，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吐蕃在收吐谷浑入囊之后，获得了西可染指天山，东可争夺陇右，北可威胁河西走廊的战略十字路口。
此后的吐蕃军事行动中，吐谷浑成了重要的前进基地，“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马匹，半出其中”。《新唐书·哥舒翰》
反观唐朝，如果能充分认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战略重要性，加大对王室的战略投资，未尝不能锁死吐蕃的发展空间。
但历史不存在“如果”，禄东赞为吐蕃获得的第一块帝国拼版，成就了一个辉煌王朝的腾飞。
咸亨元年（670）8月的大非川之战，论钦陵在周边异族面前，首次痛打唐军，宣告一个新霸主的到来。
禄东赞在吐蕃内政外交上，做出卓尔不群的贡献，但他强势的存在，却让吐蕃王族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内部的博弈正在潜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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