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纠缠”话高考
微信版第1012期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席卷全国，报考工作紧接着一级级向下传达布署，公社随之发出了鼓励“知识青年”报名的通知。
我有幸算是“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听到这个消息却没有惊喜。
我属于响当当的“老三届”成员，却又是当时“知识青年”中读书最少的一批：1965年秋入初中，1966年就开始了“文革”，我所在的泾县中学是泾县的“最高学府”，“闹革命”当然就早于县内其他中学，我们这一届升到初二只领了课本，一节课没上，整天戴着个“红卫兵”袖章，就知道“快快乐乐闹革命”。我一个农村孩子，觉得跟“他们”耗不起，到1967年，干脆跑回生产队挣工分去了。
1968年10月，学校将我们召回，每人发了一张像奖状的“上山下乡状”，我就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实际上就是正式农民了。这张“上山下乡状”后来就等同于初中毕业证书，可是名曰“初中毕业”，实际只是“初一生”，可笑的是当时的我们还沾沾自喜，认为捡了个便宜呢！
而“回乡知识青年”基本上不被当“知识青年”看待，更倒楣的是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管制。我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当个“四类分子”子女，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做农民。直到1977年春村里小学办附属初中班，那时下放知识青年大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上调”回城，剩下没回城的也早没心思在农村待着而跑回城里“待调”去了，实在找不到人来教，于是我才被勉强当作“可教育子女”，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你想啊，初一学力、当上民办教师也才几个月，放到今天几乎可算“半文盲”的一个人，敢参加高考？哪来惊喜？
1977年，我已经26虚岁，尚未结婚。在当时的农村，那可是“高龄”剩男了。父母很着急，我却因为自己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别看只读了个初一，在当时的农村那也是凤毛麟角），不甘心在农村待一辈子而不愿谈婚论嫁。尽管作为“四类分子”子女的我当时并没有看到丝毫希望，还是莫名固执盲目地“等”。
妹妹上年出嫁，做裁缝的母亲一下子少了帮手，话计忙不过来，更是迫切为我张罗婚事，托人给我介绍了个也学裁缝手艺的姑娘，同时火力全开软硬兼施逼我结婚。看着辛劳的母亲，想着自己的处境，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答应了。正巧高考消息恰逢其时地来了，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向父母要求让我考一下，考上了去上学，考不上就结婚。父母同意了。我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自己考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只有捱一时算一时了。
到底不敢报考大学，就报了个中专。既然去参考，总得准备一番，考中专要考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六门，于是去找来了全部的初中课本。读书时候，我的语文、数学成绩都不错，当时又正在教初一语文、政治，自信语文、政治可以应付；数学嘛，居然不太费力地在很短时间内自学完了初二初三的全部课程；可是物理是初二开始学、化学是初三开始学，我根本没有接触到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物理算是学了点皮毛、化学是一头雾水；英语嘛，只好考多少算多少啦。考试完后，就将此事丟到一边，“黔驴技穷”地做着结婚准备。
没想到的是，考后过了好多天，村里的高音喇叭里忽然响起初选上的考生去公社开会的通知，一遍一遍播了好几次，我分明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很多村人也听到了，跑来告诉我，应该是真的了！
那一年，我们公社一共初选上了28个人，14个大学的，14个中专的。接着是到县城体检，体检地点设在当时的县委党校（与县城隔青弋江相望的水西山上），时令正值隆冬，体检出来已是下午，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没有车子，步行回家，我们村就我一个初选生，我也不认识别村的。
一个人撑个油布伞踽踽独行，雪越下越大，油布伞一会儿就堆满了雪，得不断地抖落去，否则会沉重不支。走到公社所在地丁桥村对面青弋江边，只见灰濛濛天地一色，迷了方向，找不着渡船位置了，觉得自己是那么地无助，那么地微不足道！正忐忑呢，见远远地两把伞向河边移动，我已顾不上认不认识，站着等近来搭讪，原来是丁桥的两个初选女生，也和我一样参加体检回来，她们熟悉地形，我得以与她们同行，总算是没有被大雪所“吞噬”。
又接着是政审，首先得生产大队填写意见，大队“两委”开会，经过研究后在我的政审表上“慎重”地填上了两句话：“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本人劳动表现一般。”然后盖上公章。十分的客观真实，我无法否认，只能递交，结果可想而知。
学虽然没上成，但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潜力。那一年考试成绩没有公布，也许不仅仅是政审问题，可能分数不够呢，而且我们公社初选上的28个人，只有三分之一被录取，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落选。希望，已在前面出现。我决定投入复习，明年再考！父母没有反对，结婚问题被搁置。
时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改为夏季，吸取理化未学过的教训，我改报了大学文科。考后成绩公布，我考了306分，初选分数线300分，我又初选上了！这次我们公社初选上14人，正好是上年的一半。
体检正值盛夏，地点仍设在水西县委党校，体检中别的一切正常，唯量血压，居然高了！激动？高温？不得而知，恐慌油然而生。体检医生很同情，说暂不记录，让我过一会重量，并告诉我不要慌，要心静。怎么“心静”？能静得了吗？半小时后再量，还是高！我真的慌了。体检医生连连安慰我，说还不记录，再过一会重量。这时外面忽然下起雨来，同时来了风，我跑到屋外，张开手臂，将自己淋了个半湿，燥热暂休，身上顿时凉快下来，进去又量，血压终于退到了正常值，我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
接在后面的政审比较顺利，大队没有再为难我。现在就是等了，我满怀希望等来的结果是，录取分数线310分，我差4分。紧接着又传来消息，说要补招，300分以上全部录取，希望重新燃起。但这个不是全国统一行动，而是由各省根据省情自定，结果好多省份都执行了而安徽省偏偏没有，我被拒之大学门外，希望落空。我不甘心，斗志不减反增，决心再战明年！
1979年高考，经过了一年的艰苦复习，我对自己颇有了一点信心。没想到考题比上年难了许多，考得很是辛苦，特别是地理一道大题，其中一个时区题，本有计算公式己经套算完成，我却鬼使神差地不放心，于是在稿纸上用原始办法画岀时区来“扳指头”数，考出来查书才发现画漏了中间一个0时区，本来答对的，满盘改错了。
成绩出来，我297.5分，与上年比，成绩下降了8.5分，完了，没指望了。可是结果公布，我还是初选上了，这次初选分数线290分，我的成绩超分数线7.5分，这样计算，就比去年提高了1.5分，希望也上升了1.5分。可是毕竟只有1.5分，要是那道地理题不改就好了！可是没有后悔药吃。忐忑中等来的结果是，录取分数线300分，我以2.5分之差又一次与“大学梦”失之交臂。
几次三番名落孙山，失望、沮丧，自信心严重受挫。如果继续再考，应届毕业生已经接上茬，我们这些学历残缺的“老三届”劣势凸显。可是放弃吧，三年的辛苦白费了；而且，自己也已年近“而立”，还有没有再“跳农门”的机会和途径呢？
犹豫中，同年迎来了我县第一批民办教师转正招考。因为我的连续三年高考经历，加上在民师的岗位上也做出了一点成绩，得到了学校和公社领导的赏识和关怀，领导主动关照和热心鼓励我报了名。我当时的思想是，不好意思拂了领导的好意，但对考取并没有抱多少希望，因为全县有几千民师报考却只招录几十人，可谓“百里挑一”，其难度较之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想到却考取了！而且是我们公社唯一考取的。我终于跳出了“农门”，成了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
教师转正后，我立即被派往外村一所小学任负责人，三年后被调到乡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随后担任中心小学校长。期间，我因为没有正规学历，又参加了安徽大学“文革”后第一批中文专业函授考试，成为全县数以千计的参考者中仅录取4人中的一员（另有法律专业亦录取4人），虽曰函授，教学却相当正规，于我更算是接受了一次“正统”的大学教育，文化知识汲取收益颇丰。后来，我转任镇中学校长，任上又被提拔为镇党委副书记，从教师出口到了行政上。
回首高考，我算是尝够了艰辛，历经了希望、失望、兴奋、沮丧，三年考试，三年初选，三年未录取。看似白费劲一场，却意外地让我在高考之外取得了至少三大收获：其一，“逃婚”成功，父母再也没有逼我结婚，那门亲事也“黄”了，我一直到教师转正两年后才结婚；其二，高考复习的“知识储备”无意中帮助了我民师考试转正，因为是第一批转正又是全公社唯一，为我后来任职校长积淀了重要的“资本”和“威望”；其三，高考“余热”又帮助我比较轻松地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专业函授，这一段“大学学历”不仅对我在职时的工作助力明显，而且对我在退休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文人”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恢复高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改变了莘莘学子的人生命运，从它身上能够透视到 那个时代的烙印，也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我与高考“纠缠”三年，虽然最终被拒之门外，我还是要对它真心地道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