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各区县得名考
陆安桥
西晋南浦县地望考
在重庆市万州区的历史上先后有两个南浦县。东汉末在今万州区境内置羊渠县。据晋《华阳国志》（常璩撰）记载，西晋初省羊渠，改置南浦县（一说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十月益州牧阎宇表改羊渠县立，见《宋书·州郡志》，何承天撰。此说不确，当时诸葛亮尚在，兼领益州牧，况《华阳国志》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应以《华阳国志》记载为是）。东晋永嘉后南浦县侨置于汉羊渠故县。西魏省南浦侨县置鱼泉县，北周改为安乡县、万川县，隋改为南浦县，元省南浦县入万州，明省武宁县入万州，旋降州为万县。
关于西晋南浦县治城，由晋至清末，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认为在今万州区北岸苎溪河口（此说旧时较为盛行）；其二是认为在今万州区长江南岸翠屏山（见清·咸丰《万县志》）；其三是已故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认为在今万州区龙驹坝或长滩井。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将晋南浦县等同于隋南浦县。第二种观点是顾名思义，皆无法自圆其说。因为：（1）如以今万州城区两岸为晋南浦县治城，则与《水经注·江水》“南浦故县地密恶蛮，不可轻至”的记载大相径庭。另据《华阳国志·巴志》“临江县……接朐忍县”，更说明由今忠县至云阳县之间的长江沿岸地区，在西晋时或属临江，或隶朐忍，因此，晋南浦县治城不可能在今万州区长江两岸。（2）《水经注·江水》既称南浦故县“物产不异外江”，就肯定晋南浦县治不在江岸。（3）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南浦县在巴东郡（治今奉节县白帝城）南三百里,如以今万州城区长江北（南）岸为晋南浦县治，则其距白帝城的方位与《华阳国志·巴志》相关记载迥异。第三种观点是将南浦县与羊渠县、南浦侨县混为一谈。关于羊渠县和南浦侨县治，根据《水经注·江水》“南集渠……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现多认为应在今万州区长滩井（任乃强先生和民国《万县志稿》认为在今万州区龙驹坝）。
愚意以为，根据前述典籍和《利川县地名志》、《华阳国志校注》（四川大学教授刘琳校注）的有关记载及民国《万县志稿》的考证，结合地形情况和地貌变迁，晋南浦故县治城应在今湖北省利川市南坪镇。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川市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和实地考察，进一步佐证了这个看法（见《湖北方志》1998年第4期“名镇谈往”，作者刘志尚系利川市史志办主任）。
一、南浦故县应在七曜山南
晋省羊渠县，改置南浦县，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主夷”。《华阳国志·巴志》云：“泰始二年……吴武陵太守孙恢寇南浦，宗以安蛮护军讨走之。因表宗为武陵太守，住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得三县初附民……迄吴平，巴东后省羊渠，置南浦……南浦县，郡南三百里，晋初置，主夷”。南浦县既因“主夷”而置，则说明羊渠县不便“主夷”。今七曜山以南地区属湘鄂西边地，历为少数民族（旧时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武陵蛮夷”，即今土家族、苗族）聚居地，这一带正是晋南浦县辖地。据《水经注·江水》载：“更始水（今乌江支流唐岩河）东入巴东之南浦县”。其说虽不确，但可见今唐岩河上游之宣恩、咸丰等县属古南浦县地。《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引《荆州图副》曰：“巴东南浦县与黔阳分界。”由三国吴至西晋，黔阳县在今湖南省龙山县南，由此可见南浦县之南界。汉羊渠县在七曜山北，由于大山阻隔，一旦山南有事，往往无法控制。因此，南浦县当设在七曜山南，才方便“主夷”以诱恤“武陵蛮夷”。东晋永嘉以后，汉族王朝已不能控制七曜山南之少数民族，乃于七曜山北侨置南浦县，由此进一步印证南浦故县在七曜山南。何况南浦故县设在七曜山南，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举措，更有利于“主夷”。
二、南浦故县当在长滩河上游南坪坝
长滩河发源于今湖北省利川市南坪镇朝阳村青岗林，流经奉节、云阳两县边界，于云阳县故陵汇入长江。上游在利川市境，名梅子水。据《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迳鱼复县之故陵，江水又东为落牛滩，径故陵北。江之左（当为‘右’之误）有巴乡村，村侧有溪，溪水伏流经平头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另据《利川县地名志》，由于梅子水下游的开河口比河面高300米至跌马坎，在柏杨镇沿河村梅子水东北伏流1600米，每遇大雨洪流，上游南坪坝（长30公里，宽11公里）一带即被“渍水淹没成湖”。清代以来，梅子水历经百多年的人工疏通，在南坪仍有猪蹄坝这样面积达200余亩且四季积水的深潭。在南坪坝北端，解放后还建有四座水库，总库容达340万立方米。近50年来，南坪香淹坝等地曾多次发生水患，洪水暴雨使数千亩良田变成水淹坝而颗粒无收，可见南坪历史上曾是湖泊。东北大学教授高风岐于1981年11月到南坪坝考察，发现南坪地下，上层多阴沉木，中层多草木泥炭且蕴量大，很有开发价值，证实南坪坝一带古时水草茂盛。古今地名有变，但地形难改。由此可知，“巴乡村侧之溪”就是长滩河，古“陂湖”在今南坪坝。南坪坝位于七曜山南，四周高，中间低，具备积水为池的条件，其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最迟在北魏以前，这里还是中山湖泊。随着时间的推移，湖水潜流不断溶蚀平头山（今之七曜山，此山脊平如抹，古称平头山）石灰岩而形成伏流，湖水遂穿山北流入江，“陂湖”因此逐渐演变为山间盆地——南坪坝。为永久根除水患，1957年动工，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打通消水洞，使梅子水成为明流。南坪坝既为古之“陂湖”，则南浦故县当在南坪坝一带。南坪坝位于七曜山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堪称蜀楚屏障。清·光绪《利川县志·武备志》称“施州卫诸夷，皆由七药山南坪，出没重夔，劫掠为患”。
三、晋南浦县治在利川市南坪镇
今利川市北南坪坝一带有两大集镇——南坪和柏杨坝，皆位于古“陂湖”之滨，人众物阜，经济繁荣，是利川市水稻主产区，有“恩施金子三坝不如南坪一岔”之说法，堪称“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不异外江。其中尤以南坪称最。该地开发早，北周为亭州治，宋、元仍有武署遗址，为都亭乡所在地；明为都亭里所在地并设有铺司，清设巡司。其致盛之由，必非一日之功，当与晋于此置南浦县后不断开发密不可分。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看，“南坪”实即“南浦”之音变（“浦”、“坪”为双声字）。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沧海桑田，地貌发生了巨变。因晋南浦县治城在陂湖南岸水边，故名南浦县。后陂湖逐渐演变为山间平地，南浦故县治城就在山间平地的南边，遂音变为“南坪”。
根据新修《利川市志》有关记载，在南坪正北16公里大锣村境内有古城池遗址，俗称“老城墙”。该遗址包括瓦厂包、小城、廖家坡三座土丘，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现存“衙门坪”、“内罗城”、“杀人坳”、“操坝地”、“割卵丘”等地名。相传古时此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往来多靠舟楫。四周曾以巨石修筑城墙，宽5~7米，高6~7米不等。城墙早毁，当地农民基建挖土仍不时发现巨大墙基，所遗整砖长37厘米、宽17厘米、厚10厘米，瓦板长24厘米、宽21厘米、厚2厘米。段面文化层1米以上。1958年群众开荒，在杀人坳发掘男女尸骨无数，一坑数具或数十具不等。可以初步确认该地为晋南浦县治，南浦县当因县治位于陂湖南边得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晋南浦县治在今湖北省利川市南坪镇老城墙。这个结论也与《华阳国志·巴志》关于晋南浦县所在方位、距离郡城里程的记载大致吻合。（本文收录于新编《万县市志》，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忠州得名考
忠县历史悠久，古以产盐著称，闻名全国的原始文化遗址—— 井沟遗址，就发现于境内 井河下游。汉置临江县以来，由南朝梁至清末，其地历为临江郡、临州、忠州、咸淳府治城之所在，其中“忠州”一名使用时间长达1279年，1913年2月，始改名忠县。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忠州之名取意“地边巴徼，意怀忠信。”明代方志界有人将其说予以发挥，认为“忠之名以巴蔓子，或云严颜。”根据《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太平寰宇记》等书中的有关记载，愚意以为，忠州之名实取典于严颜临乱守节，忠心事主，而与巴蔓子刎首留城无关。试作考辨，并以此就教于同仁、长者。
巴蔓子尽忠一事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常璩在其巨著中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得也’，乃自刎，以头谢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据已故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常氏所记巴蔓子事是民间传说而非信史，故其可信程度值得怀疑。此其一。
其二，即使常氏所记确属信史，唐宋时，忠州尚无巴蔓子其人其事的传说，也无有关记载，而忠州之名始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
其三，据南宋《方舆胜览》卷之一载：“施州有蔓子冢。”《明一统志》云：“楚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清江县西北都亭。”相传今利川市（旧属施州）鱼龙乡白羊塘东北古坟林就是蔓子墓。
其四，忠县自清以来的州志、县志将巴蔓子其人其事当做信史并纳入志书中加以褒扬，只不过是对明代“忠之名以巴蔓子，或云严颜”这一观点的片面解释而已。因为明代关于蔓子墓地的说法有三（一说在重庆市渝中区，一说在忠县城郊，一说在湖北省利川市都亭山）。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巴蔓子墓在都亭山的可能最大（见《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故明代“忠之名，以巴蔓子”一说是不可信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忠州得名与巴蔓子其人其事无关。那么，与忠州得名密切相关的“忠臣”是谁呢？是严颜。因为：（1）明代方志界已有此说。（2）据《三国志·张飞传》载，严颜为汉末巴郡临江县人。今忠县塘土坝昔有严颜祠、严颜墓碑，更足以证明严颜故里在唐忠州临江县境。（3）忠州之名始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是年，严颜被追赠为忠州刺史。明嘉靖二十年《四川总志卷之九·名宦》记：“后璋败，严自刎而死。唐贞观八年，改赠忠州刺史。”北宋时，苏轼、苏辙兄弟寓居忠州时皆有诗咏颜之忠烈。
可见，忠州之名源于严颜“意怀忠信”，事主不贰。（本文发表于《中国方域》1998年第4期）
忠县故城考
忠县位于重庆市东部，长江上游两岸。古称临江县，明朝省临江县入忠州。据《太平寰宇记》载，临江县初治县东二（疑为“十二”笔误）里，北周初徙治今忠县忠州镇。那么忠县故城在哪里呢？笔者不揣冒昧，拟从临江县名释义入手，初作探索。
关于临江县名由来，历有二说：一曰以郡城临江得名（见《太平寰宇记》），一曰以临江山得名（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愚意以为，前者难免有附会之嫌，试想一下，秦汉之际，郡城临江者岂止一县，为何偏以“临江”称此；至于后者，查历代有关文献，均无忠县“临江山”的相关记载。笔者以为，临江县当是“监溪”（今 井河）、“江水”（长江）各取一字合成命名。这是因为：“临江”以县名的通名出现于秦汉之际，当时的“江”作为专有名词，仅指长江，因此，临江县之得名当与县治位于长江岸边有关；第二，据《汉书·地理志》载，王莽“新政”时曾改“临江县”为“监江县”。另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临江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秦汉时“临”、“监”、“盐”三字形近通用。由此可见，“临江”之“临”即“监”，指监溪（今 井河，因产盐得名）。据此，笔者认为，“临江”之得名当与县治位于监溪岸边有关。今 井口在忠县城东北，正好位于长江与 井河汇合口，从“临江”县名由来推断， 井口应为忠县故城所在地。
从地下实物发掘来看，1985年3月，文物部门在 井口出土了距今约1800余年的汉代铜坊（盛酒容器）等珍贵文物。这一发现至少可以说明此地在汉代是临江县的政治或经济中心。
此外，古监溪下游（今忠县 井沟地区）开发甚早， 井沟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就是一个证明。秦汉之际， 井沟地区食盐资源已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汉临江县因之设盐官。为加强对食盐开发、运输的管理，古临江县治设在今 井口，亦是最佳选择。 （本文发表于《四川地名》1995年第2期）
云阳县建置沿革考
云阳县，先秦名朐忍县（治今云阳县旧县坪），北周武帝年间改名云安县，唐末析县置云安监。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夔州云安县建为军，领县、监各一。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云安军为云阳州，旋省县、监入州。明洪武六年（1373年）降州为县，始有今名。记载其建置沿革的典籍不少，但关于徙治时间、原因及县名由来、含义方面的记述却不多，且往往一书诸说并存，使人无所适从。今试作探索，就教于同仁。
一、徙治时间
有关徙治时间的记载仅见于民国《云阳县志》。但该书前后说法不一，其《地理篇》认为当在隋唐之际，而《盐法篇》却云“后周移治汤口”，但未详加考证，无法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徙治时间当为北周武帝年间。
据《后汉书·地理志》章怀太子注：“汉之朐忍县。后周复置云安县，朐忍并入焉。朐忍故城，今云安县西万户故城是也。”由此可见，朐忍、云安两县治城不同，否则，其注文将言“更名”，而无“并入”、“复置”之语。今云阳县境在隋唐以前仅旧县坪和云阳镇两处曾为县治，朐忍县既治旧县坪（即万户故城），云安县治所理应在今云阳镇。章怀太子乃唐高宗太子李贤，其生活年代距北周武帝年间不到一百年，故注文当属可靠。又据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中“周武帝改朐忍为云安，属巴东郡”一语，我们便会得出云安县应“复置”于北周武帝年间这个结论。《周书·陆腾传》、《太平寰宇记》中的有关记载告诉我们，周将陆腾曾于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将信州移治今奉节县永安镇，又以巫县（今巫山县）、信陵（今巴东县）、秭归并为峡中险要，于是筑城置防，以为襟带。汤口（即今云阳县云阳镇）紧邻信州，是信州上游的锁钥，又便于控制云安盐场。可以肯定的是，陆腾在移治信州的同时，不会忽视汤口（今云阳县云阳镇）的军事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朐忍县很可能是与信州同时徙治，即于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徙治汤口。
二、徙治原因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朐忍夷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驽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嗔恚，尽搏杀群虎，大呴（音‘许’）而死。”秦王嘉之，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食邑万户。今云阳县旧县坪为昔朐忍县治所，古称万户城，顾名思义，当是秦昭襄王时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万户”聚居并筑城其地，故名。那么，北周武帝年间为何要徙治今云阳县云阳镇呢？
第一，南北朝时期，云安盐泉不断得到开发，其规模也逐渐扩大，遂成为昔朐忍县境食货大宗、利之所辏的产盐地，也成了县境一大都会。朐忍县治万户城距其地较远，不便于加强对云安盐泉开采、运输的管理。
第二，《周书·武帝纪》、《太平寰宇记》载：“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九月乙亥，信州（治今奉节县白帝城，北周时其辖区西起今云阳县，东至今巫山县）蛮冉令贤据巴峡（今瞿塘峡），攻白帝，于江南险要之地立十城，自率精锐守水逻城，僭称王侯……周将陆腾沿外江而下，军至杨口（疑即阳口），分道奋击，所向摧破，先拔其江南八城，由数道攻入水逻城，遂克之。”由此可知，如朐忍县治仍地处偏隅，很显然不便于进一步加强对县境土著“蛮人”的控制，也不便于行政管理。
第三，今云阳县云阳镇古称汤口，位于长江与汤溪河交汇口，峡高滩险，道兼水陆，为夔巫上游襟带，于军兴战守皆利；且汤溪河口距云安盐场较近，这更有利于加强对云安盐泉开采和运输的管理。
综上可知，适应当时的形势，当以徙治今云阳县云阳镇最为理想。
三、云安县、云阳州名的由来、含义
“云安”一名含义何在？周武帝为何要将朐忍县改名“云安县”呢？笔者认为，“云安”当即“永安”之音变。因武帝名邕，而“邕”字古音与“永”为双声叠韵字。如以“永”字名县则触帝讳，遂以与“永”字声音略近（双声）的“云”字代替，故名“云安”。至于改名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企望其统治长治久安，宝座代代相传，分裂时期的割据王朝尤其如此，这种意识往往体现于政区命名、更名中，北周初年也不例外
关于“云阳州”名的由来、含义。两宋疆域狭小，但于地方州郡之制，其阶级之复杂繁缛，不可以计数。之所以如此，乃是两宋王朝“打肿脸充胖子”，以显示正统王朝幅员之广大这一意识在作怪。元代疆域之广阔空前绝后，继续恪守宋制很显然不便于加强行政管理。有鉴于此，元初对政区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包括省并县、监，更改政区名称，以加强集权，维护和巩固统一。就今渝东北地区而言，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即占领渝东北地区后的第八年，改梁山军为梁山州，大宁监为大宁州，云安军为云阳州，省大昌县入大宁州，省云安县、云安监入云阳州。元朝为何将“云安军”改名为“云阳州”而不改为“云安州”，就如同改“大宁监”为“大宁州”，改“梁山军”为“梁山州”一样仅更换通名呢？笔者认为这是政区重名的缘故。因为两宋时在今云阳县境内以“云安”为专名的政区就有三个，即云安军、云安县、云安监，而且军、县同治，县、监治所相距三十里。为改变这种严重的政区重名局面并加强集权，以利于行政管理，遂改“云安军”为“云阳州”，旋省县、监入州。至于“云阳州”名的由来、含义，历有三说：一曰以处山水之阳，四时多云为名；一曰以处古镇云安之南得名；一曰以处缙云山之南为名。处山水之阳且四时多云者何止此地，为何独以“云阳”称之，故前者有望文附义之嫌；第二种说法尤显穿凿，不值一驳。至于后者，今云阳县城北依五峰山，据《元和郡县志》载：“（云安）郡有盐官、桔官，今五峰驿前有桔官堂。”可见，“五峰山”一名至少在中唐前即已出现，向无“五峰山”曾名“缙云山”的记载。笔者认为，“云阳”当是由“云安县”之“云安”和“阳口县”之“阳口”各取首字合成得名。因为：梁置阳口县，其辖地大致包括今云阳大部和奉节县西部。北周初年，阳口成为废县，武帝乃于今云阳县云阳镇另置云安县，辖有原阳口县绝大部分，两宋云安军与北周云安县辖地大致相当。元初改军为州时为解决严重的政区重名问题，并力图显示其对两宋正统王朝之制既有继承又有更新，乃于“云安县”和故县“阳口县”名中各取首字为州名，故名云阳州。（本文原载于《万县地区历代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今释》，成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古大昌县治迁徙考
古大昌县辖区在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宁河（小三峡）风景区内。今巫山县大昌镇为明、清大昌县城，东、西、南城门至今完好，城内多为清代建筑，它是三峡库区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县城，堪称大宁河（小三峡）风景区的一颗明珠。但明代以前的大昌县治究竟在哪里，是否有迁移，仍是重庆市两巫地区（巫山县、巫溪县）建置沿革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历代有关文献记载，在大宁河沿岸除巫溪县城和巫山县大昌镇曾为大昌古县城外，巫山县水口场在宋代也曾为大昌县城。史志界同仁就此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笔者不揣冒昧，试作探讨，以求证于前辈并与同仁商榷。
今巫山县、巫溪县开发甚早，先秦时以宝山盐泉致盛，巫臷民曾因之立国。西周为庸国地，春秋为夔子国地，战国楚置巫郡（郡治巫子城，在今巫山县大昌镇），秦改郡为巫县。东汉末析置北井县，治今巫溪县城，辖今巫山县北一部分和巫溪县大部。西晋初析北井县置泰昌县，北周初避讳改名大昌县（南宋《方舆胜览》等称“泰昌县”曾名“建昌县”，但唐以前的正史没有相关记载），天和年间省北井县入大昌县。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析大昌县盐泉置大宁监，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大昌县自夔州改隶大宁监。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升大宁监为州，并大昌县入焉。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大宁州为县，十三年（1380年）复置大昌县。清康熙九年（1670年）裁大昌县并入巫山县。
关于大昌（泰昌）治，已故学者蒲孝荣先生《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认为没有迁移，历来就在今巫山县大昌镇。清·光绪《巫山县志》认为大昌县似乎有迁移，即原在今巫山县下田乡水口场，后徙治今巫山县大昌镇。其实，大昌（泰昌）县治不但有迁移，且徙治比较频繁。
一、晋泰昌县治应在今巫山县水口场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和南宋《舆地纪胜》及成书于元朝的《宋史·地理志》有关记载，巫山县水口场这个在今天看来是穷乡僻壤的边鄙之地，南宋曾设水口监，两度为宋大昌县治，应有其历史渊源，此其一；据清·光绪《巫山县志·疆域》“水口，县北一百二十里”和民国龚熙春《四川郡县志·晋宋齐疆域沿革考》：“泰昌县，今巫山县北一百二十里”，则泰昌县在今巫山县水口场，此其二；西晋初析北井县置泰昌县时，北井县治在今巫溪县城厢镇，巫县治仍在今巫山县大昌镇（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置泰昌县后巫县徙治今巫山县城），则泰昌县治当在今巫山县水口场，此其三。
二、北周至隋朝大昌县两度徙治
民国龚熙春《四川郡县志·北周疆域沿革考》：“永昌郡，《隋志》大昌县下云：‘后周置永昌郡，旋废。又废北井县入焉’。领县一。大昌，郡治，治今巫山县北九十里。”同书《隋代疆域沿革考》：“大昌，治今大宁县治。”据此，则大昌县在北周时曾徙治今巫山县大昌镇（据清·光绪《巫山县志·疆域》，今巫山县大昌镇距巫山县城九十五里），隋朝徙治今巫溪县城（1914年改四川省大宁县为巫溪县）。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其历史依据，是可信的。据《周书·武帝纪》和《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周武帝天和时，今渝东地区产盐地带政区变动频繁，驻地迁移时有发生，如省北井县入大昌县，省阳口县入云安县，云安县徙治今云阳县云阳镇，临江县徙治今忠县忠州镇，鱼复县自白帝城徙治今奉节县城（武帝宣政元年还治）。《周书·陆腾传》中的有关记载表明，今渝东地区在北周天和初曾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暴动。《周书·陆腾传》云：“天和初，信州蛮据江峡反叛，连接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等。又诏腾率军讨之……涪陵郡守蔺休祖又据楚、向、临、开、信等州，地方二千余里，阻兵为乱，复诏腾讨之……”可见，今渝东地区为这次暴动的发源地。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北周在今渝东地区的统治，许多州、县经济受到破坏，今渝东地区各产盐地不可能幸免。其时今渝东地区沿江一带政区大多因盐设置，暴动被镇压后，盐业生产一时难以恢复，故境内不少政区迁驻它地，并省并了一些荒废的州县。当此时，原北井县城（今巫溪县城厢）、大昌县城（今巫山县水口场）大概毁于战火，北井成为废县后省入大昌县，大昌县治也只好南迁故巫县城（今巫山县大昌镇）。隋统一全国后，政治稳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并日趋繁荣，巫溪盐泉的开发、利用肯定会受到重视，为便于加强管理，故隋将大昌县迁治故北井县城（今巫溪县城厢）。
三、宋大昌县徙治频繁
由隋唐经五代，大昌县治在今巫溪县城。由北宋至南宋，大昌县因盐业开发和防御金兵南侵而频繁徙治。北宋《太平寰宇记》记：“大宁监，本大昌县前镇煎盐之所，在县西六十九里溪南山岭峭壁之中，有盐泉涌出。”《舆地纪胜》引《图经》云：“大昌，旧在监南（六）十五里。后徙于凤山之侧，嘉定八年，知监张彧（音‘欲’）请复还大昌于旧县。”《宋史·地理志》曰：“大昌，旧在监南六十里，嘉定八年徙治水口监。”综合宋元这三部史籍的有关记载，再辅以《舆地纪胜》称“观音岩在（大宁）监治东凤凰山”，《四川郡县志·两宋疆域沿革考》云“大昌，监治，治今巫山县北一百二十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析夔州大昌县置大宁监时大昌县徙治今巫山县水口场，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大昌县自夔州改隶大宁监时还治今巫溪县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迁治今巫山县水口场。巫山县水口场水路，距巫溪县门洞（宋大宁监旧治）和巫山县城的里程，正好与《四川郡县志》、《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吻合。究其根本原因，则北宋徙治源于因盐业开发而引发的政区调整。（1）大宁监初置时尚无领县，与县同级，同大昌县无领属关系，皆隶属夔州。如与之同时的云安监（治今云阳县云安镇）置于产盐地，隶属云安军（治今云阳县云阳镇），便是一个例证，大宁监当不例外。大宁监初与大昌县既无领属关系，则大昌县治当从大宁监辖区迁出。（2）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大宁监升格，与夔州平级，大昌县自夔州改隶大宁监，为便于加强行政管理，大昌县迁回旧治，势所难免。至于南宋大昌县复徙治今巫山县水口场，则主要是出于军事上防御金兵南侵的考虑。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朝首都燕京（今北京西南）被元兵包围，被迫南迁开封，并在今陕西潼关驻扎重兵，进一步疯狂南侵、蚕食宋朝疆土，以为丧失东北故土和黄河以北领土的补偿。陕南成了抗金前沿阵地，大宁监（时治今巫溪县城，领大昌县）处金洋要冲，为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屏障。嘉定八年（1215年），将大昌迁还旧治（今巫山县水口场），以防金兵在大举南侵时，大宁监有进退的余地。
四、明初于今巫山县大昌镇复置大昌县
据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称，元兵习于马战，对阻碍他们横冲直撞的城池十分厌恶，每克一城，常火烧之。宋末大昌县城（即今巫山县水口场）被元兵攻占后当毁于大火，故元初将大昌县并入大宁州。明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降大宁州为大宁县（1914年改为巫溪县），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析大宁县复置大昌县。鉴于隋唐大昌县治已成为大宁县城，宋末大昌县城（今巫山县水口场）毁于兵火，荒废已久，且地势狭促，而今巫山县大昌镇昔为巫臷国邑即巫子城，是故巫县治，北周大昌县曾迁驻其地，加之处河谷冲击平坝，地势开阔平坦，故于其地置县筑城。
下面附带谈谈宋大宁监治的迁治。清·光绪《大宁县志》认为监治原在今巫溪县前河乡门洞，而清·嘉庆《四川通志》和已故学者蒲孝荣先生编著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却认为监治一直在今巫溪县城。南宋景定碑刻《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壬戌仲秋，余来帅夔，奉总镇吕公命，俾就监择地，兴筑一城，为保聚计。即相视形势，去昔监四十里，得一山焉，名曰天赐。”其中“昔监”一词便可肯定大宁监治确有迁徙，否则当无“昔监”之称。清·光绪《大宁县志·沿革》综合有关记载，肯定监城原在今巫溪县门洞，而门洞水路距今巫山县天赐城（即宋大宁监天赐城）四十里，与南宋景定石刻记载一致。因此，清·光绪《大宁县志》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宋大宁监徙治今巫溪县城的时间，根据北宋政和时地理总志《舆地广记》中“皇朝以（大昌）县之盐泉所置大宁监。端拱元年来隶，为监治焉”一语便知大宁监当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南迁与大昌县同治今巫溪县城。另据清·光绪《巫山县志》载，南宋末大宁知监张宣（负责主持天赐城的修筑事宜）曾屯兵天赐城，抵御元兵。（本文发表于《史志文汇》1999第2期）
万顷池地望考及其他
摘要：自明清以来，关于“万顷池”的地望问题，一说在今万源市境内，一说在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根据历代有关记载，结合地貌变迁，按照“因水以证地”的原则，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万顷池”应在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该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地理条件，开发潜力大。
“万顷池”曾是长江三峡西部北岸一个著名的中山湖泊。据《大明一统志·山川》载：“万顷池，在达县，相传为春申君故居也。其旁平，田可百顷，及有花果园林。”由清代至今，关于“万顷池”的地理位置，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万顷池”在今四川省万源市境内（清代地方志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在县东北八十里，有的认为在县东南九十里石塘乡龙池）。清·嘉庆《四川通志·山川》记：“万顷池，在厅东三百里，一名千顷池，邻邑之水多源于此，在峡口山南交大宁县界，接万顷山。幽谷深箐，水潴为池。按：旧志‘在县东北八十里’误”。民国《万源县志》“县东南有万顷池，又名龙池。不足灌溉，省府改正县名，谓县属因有此池推定为邻邑之水多源于此。谓邻邑之水多导源于县属河流则可，谓导源于此池则非”。但由“民国”至今，坚持此观点的不乏其人。“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省太平县因与安徽省太平县同名而改名万源县，即是以“万顷池在境内，邻邑之水多源于此”而得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四川卷》皆顾名思义，沿用此说。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万顷池”应在今重庆市巫溪县西部红池坝地区，其地与开县、城口县交界。
按照“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江水》语）的原则，根据历代有关记载，结合地貌变迁，笔者认为，“万顷池”应在今巫溪县西部红池坝地区。下面试作探讨，以求证于专家。
一、红池坝地区简介
红池坝地区位于巫溪县西部，万顷山顶，西、北分别与开县、城口县接壤，属中山二级夷平面，长70公里，宽约3公里，面积28.19万亩（2.8千顷）；呈西北—东南走向，地形狭长，两面为中山，两山之间为槽形平坝，中部高，南、北部较低，南部山水从溶洞消失。云阳县汤溪河、奉节县梅溪河、巫溪县大宁河支流后溪河发源于红池坝地区南部边缘（大宁河另一支流马连溪，从表面上看源出巫溪县塘坊乡蔡家坪山麓十歇场，环汇挖断山泉水，但其水源却是红池坝地下水潜流至此岩穴涌出）；北部山水先汇入西流溪，后也从境内消水洞注入地下，城口县前河、开县东里河和巫溪县西溪河（大宁河上游干流）发源于红池坝地区北部边缘。红池坝地区处大巴山暴雨中心，其地形具备积水为池的条件；如果不出现漏斗，红池坝地区至今仍将是一片汪洋。
“红池坝”之名始见于清嘉庆年间，清乾隆时曾名“红石坝”。清·嘉庆《三省边防备览》载：“经城口之东……桃花垭，过大团城、小团城至红池坝、老木园、宝塔，往大宁县、奉节县城。”从红池坝地区地质剖面推断，距今约4000万年前，红池坝地区开始沉积碎屑岩。此后地壳逐渐下降，形成海浸，产生浅海相沉积，形成三叠纪下统地层。之后，地壳上升，短时期沉积滨海沼泽相地层，形成为中山湖泊。后来，地势低洼处出现漏斗（天坑、落水洞），湖水潜流消失，湖泊逐渐变成为一望无际的沼泽并最终淤积成平坝。虽然如此，仍有少量洼地积水，有的积水被氧化铁（红池坝地区蕴藏有黄铁矿）污染，呈现出淡红色，人们遂称这个洼地为“红池”。现在，红池坝上仍有“红池”、“青池”、“黑池”，红池坝即是因“红池”而得名。
二、千顷池在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南部
“千顷池”一名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该书记载：“千顷池，在（大昌）县西三百六十里，波澜浩渺，莫知涯际，分为三道：一道东流当县西为井源（今巫溪县后溪河——笔者注，下同），一道西流为云安县汤溪（今云阳县汤溪河），一道南流为奉节县西瀼水（今奉节县梅溪河）”。明、清方志均认为“千顷池”在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近、现代方志界的肯定。
根据北宋《太平寰宇记》等有关记载，“千顷池”应在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南部，理由有三：（1）北宋《太平寰宇记》：“大宁监，本大昌县前镇煎盐之所，在县西六十九里溪南山岭峭壁之中（今宁厂镇），有盐泉涌出。”南宋《舆地纪胜》引《图经》云：“大昌，旧在监南（六）十五里，后徙于凤山之侧。嘉定八年，知监张彧请复还于旧县。”《宋史·地理志》曰：“大昌县，中下，端拱元年自夔州来隶。旧在监南六十里。嘉定八年，徙治水口监。”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北宋太平兴国时，大昌县治在今巫山县水口场，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大昌县自夔州改隶大宁监时徒治凤山之侧与大宁监同治今巫溪县城厢，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还治今巫山县水口场。旧称水口至巫溪县城厢六十多里（水路九十里），由巫溪县城厢至红池坝札鹿盘二百四十里；由此推算，则北宋太平兴国时“大昌县西三百六十里”约抵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中部天子城山梁（海拔2582.2米，为红池坝地区南北分水岭）。（2）发源于“千顷池”的后溪河、梅溪河、汤溪河之源头都在今红池坝地区南侧挖断垭一线。（3）今红池坝地区北部在北宋太平兴国时属开州万岁县。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开州·万岁县：石塔山，自开、达二州界南入当县界，与夔州界接，山下有一泉，分为三道：一入夔州，一入当州，一入达州……清水，源出县东北石塔山，西南流经石门山……又西南入开江县界。”根据明清方志有关记载，“万岁县”在今开县北，唐初由今开县大进镇榨井坝徒治温泉镇县坝村；“石塔山”即是由今开县东北延伸入巫溪县红池坝地区北缘的一字梁山脉。该山北坡在宋太平兴国时属达州，名建平山。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达州：建平山，在宣汉故县东三百里，东关水出焉。”一字梁现为开县（北宋兴国时属开州区域）、城口（北宋太平兴国时属达州区域）、巫溪（北宋太平兴国时为夔州大昌县）三县界山，山南现为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北部。由此可知，在北宋太平兴国时，今红池坝地区北部属开州，其地有一泉，今开县东里河（古称清水）、城口县前河（古称东关水）、巫溪县西溪河皆源出于此。
三、千顷池是万顷池的南部
最迟在南朝梁时就出现了“有池万余顷”之说法。据《太平寰宇记》载，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于宣汉县（是年，宣汉县由今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徒治今宣汉县东北五宝场，于今达州市通川区改置石城县）置万州，“以州界内有地（应为‘池’之误）万余顷，因以数名之”。但作为地名，“万顷池”最早见于北宋《元丰九域志》，比“千顷池”晚一百余年。据《元丰九域志·古迹》载：“达州……万顷池，《图经》云：‘楚公子黄歇所居之遗也’”。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称“万顷池洒流有四，三入于夔，一入于渠”。
明清以来的典籍或以为“千顷池”就是“万顷池”，或认为“千顷池”与“万顷池”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皆无法自圆其说，这是因为：（1）如果“千顷池”就是“万顷池”，那为何北宋《太平寰宇记》不直书“千顷池”为“万顷池”，而直至北宋《元丰九域志》才见“万顷池”之名？（2）如前所述，“千顷池”“分为三道”，而“万顷池”“洒流有四”。如果“千顷池”与“万顷池”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那为何宋、清典籍在称“万顷池”“水分四道”时，其中有“两道”（今城口县前河和巫溪县大宁河）发源于今红池坝地区北部，其余“两道”（今巫溪县后溪河、奉节县梅溪河）源出于今红池坝地区南部即“千顷池”呢？这一方面也说明“千顷池”并非就是“万顷池”；另一方面更说明今红池坝地区从南部至北部都是“万顷池”区域，“千顷池”本来就只是“万顷池”的一部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北宋太平兴国时，由于“万顷池”之南部隶属夔州大昌县，这部分遂被《太平寰宇记》称为“千顷池”，北部归属开州万岁县，但都无法独享“万顷池”之名，故在《太平寰宇记》中只见“有池万余顷”之说，而不见“万顷池”之名。另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大宁监·地理”载，大宁监“西至本监界一百七十六里，自界首至达州五百六十里”。由此可知，北宋元丰时大宁监（辖大昌县，监、县同治今巫溪县城厢）行政区域比太平兴国时大昌县西界缩小了一百二十四里，约抵今巫溪县西部红池坝地区南端山峰挖断垭一线。当此之时，原“千顷池”区域不再属大昌县，古“万顷池”区域悉归达州，遂以“有池万余顷”之说而统称其地为“万顷池”。因此，北宋《元丰九域志》中有“万顷池”的记载，反而不见“千顷池”之名。
四、万顷池应在南朝梁之万州界内
根据《太平寰宇记》“梁大同二年，于宣汉县置万州，以州界内有池万余顷，因以数名之”的记载，则南朝梁时，“万顷池”在万州（治今达州市通川区，辖区大致包括了今四川省达州市东部之通川区、达县、万源市、开江县、宣汉县和重庆市城口县全部及巫溪县西部）界内。《水经注·江水》云：“巫溪水（今称大宁河，其上游干流西溪河和支流后溪河、马连溪均发源于今红池坝地区边缘）导源于梁州晋昌郡（南朝齐梁州侨郡）之宣汉县（治今达州市通川区，梁大同二年徒治今宣汉县五宝场）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这说明由南朝齐至梁，今红池坝地区皆地处宣汉县（齐属梁州，梁属万州）东界内，与建平郡（治今巫山县，齐属巴州，梁属信州）泰昌县（治今巫山县北）、北井县（治今巫溪县城）接壤。也就是说，在南朝梁时，今红池坝地区正好位于当时的万州东界内，与信州（治今奉节县）接壤，而今万源市华岳顶却在万州腹地。两相比较，笔者认为，古“万顷池”在今巫溪县红池坝地区这个观点与北宋《太平寰宇记》“以（万）州界内有池万余顷”的记载更为吻合。更何况今红池坝古时本来就是一个中山大湖，而万源市华岳顶作为分水岭则不具备积水为池的地貌条件。
五、今红池坝地区堪称“邻境之水多源于此”
自明、清以来，凡言“万顷池”，或称“水分四道”，或称“邻境（邑）之水多源于此”。今红池坝地区历为三县交界处，有六条河流发源于此，堪称“邻邑之水多源于此”，而万源市华岳顶仅为白沙河（后江支流）和城口县白芷乡一小溪的发源地。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古“万顷池”无疑应在今巫溪县西部红池坝地区。
最后谈一下与万顷池（红池坝）有关的三个问题。
第一，“万顷池”历代隶属变化。根据《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及有关记载，“万顷池”在南朝齐、梁时属宣汉县，北周改属万县，隋属万世县，唐、五代属开州（隋恭帝义宁二年置万州，因州内万顷池得名，同年唐改名开州）万岁县（北周之万县，因境内万顷池为名；隋加世字，唐改万世县为万岁县，北宋太平兴国时改为清水县）。北宋太平兴国时，“万顷池”北部属开州万岁县，南部隶夔州大昌县；北宋元丰时，“万顷池”悉归达州。元因之。明初降达州为县后“万顷池”，属达县，成化元年（1465年）析置东乡县后“万顷池”属东乡县，正德十年（1515年）析东乡县置太平县后“万顷池”属太平县。清嘉庆七年（1802年）升太平县为厅后“万顷池”，属太平厅。清道光初析太平厅置城口厅，太平厅还为县，“万顷池”改隶大宁县（今巫溪县），与开县、城口厅（今城口县）接界。
第二，万顷池、千顷池的得名。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大宁县·山川：万顷山，在县北，广数百里，多产大木，中有万顷池……疑即太平厅之万顷池也。”今万顷山在巫溪县西部，为台原状中山，位于一、二级夷平面上，长80公里，宽12公里，面积960平方公里（折合1.5万顷）。之所以用数量词“千顷”、“万顷”名池，一方面极言其广大，另一方面也是概指其集雨面积，而不完全是夸张。
第三，红池坝地区的开发前景。（1）地下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坝区动植物生长发育和农牧业生产。据专家研究，今红池坝地区有一个天然地下水库，估计是因古“万顷池”水潜流消逝而形成的。（2）牧草资源。坝区牧草种类多，优质牧草产量高，适应性强，营养丰富，适宜发展畜牧业。为县畜牧场所在地，1986年，中科院在此设研究所，建立南方亚热带高山地区人工草地养畜试验区，开展北羊南殖。（3）旅游资源。红池坝地区堪称“南方草原”，绿色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其一；其二，红池坝地区地势高，海拔在1742.4米以上，夏季凉爽宜人，近年来又发现了一处夏季结冰的溶洞，适宜避暑；其三，战国时春申君黄歇曾在此居住“结客”。今红池坝地区附近的巫溪县建楼乡、大同乡和城口县东安乡境，都曾发现战国时宫廷乐器——编钟，估计与春申君“于兹结客”（《城口厅志·形势》）有关。战国末期秦灭巴，今重庆市涪陵以东的长江河谷盐泉区被楚攻占，成为秦楚反复争夺的热点地区。古“万顷池”位于长江河谷盐泉区北部，是楚国西大门前沿阵地，南扼巫郡（盐泉区），北控秦之上庸。春申君曾事楚顷襄王，在为楚考烈王相时曾合纵攻秦。为防止秦国兵分两路夹击盐泉区，为巩固楚国西大门，楚必于今红池坝地区置重兵把守，春申君也势必要率谋士（门客）赴红池坝地区视察地形，研究攻防方略。因此，旧志称“春申君在万顷池旁居住”应属可信。
（四）万顷池与张献忠。明末，张献忠率起义军多次转战在今巫溪、巫山、城口、开县，与明政府军周旋，其妻于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在今城口被俘。明崇祯十四（1641年）张献忠部曾在万顷山和今城口木瓜溪、黄墩山等地安营札寨，威震夔、巫。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占有全川，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今红池坝地区及附近有地名天子城、皇后城（一作黄侯城）、团城，考其缘由，当与张献忠在红池坝地区与明政府军及地方团练武装对峙有关，估计是因失散而定居该地区的张献忠部众为纪念张献忠夫妇而命名为天子城、皇后城。清代方志不愿正视这个现实，或不予记载，或穿凿附会。(本文发表于《四川三峡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梁山县徙治时间新探
关于梁山县（今梁平县）徙治时间，《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蒲孝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认为是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据悉，其根据是《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九：“梁山军……五代伪蜀在今军置屯田务（《图经》：‘在广政二十一年’）曰石氏屯田务（此据《元丰九域志》）。皇朝平蜀（乾德三年），土豪石处赟（音‘云’）纳庄田八所，遂废田务，移县于此，因升为军（此据《图经》。又《太平寰宇记》云：‘开宝三年置屯田务，因建为军，管梁山一县’）。”很显然，由这段引文是不可能得出梁山县（今梁平县）徙治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这个结论的。
南宋理宗时代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载：“梁山军……五代伪蜀在今军治置务，曰石氏屯田务。宋开宝初，土豪石处赟纳庄田八所，遂废田务，移县于此，因升为军。”数语便可肯定，梁山县（今梁平县）当于北宋开宝初徙治今梁平县城，并且移县之举既不会早于废田务，也不会晚于置军。《宋史·地理志》云：“开宝三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拨梁山县来隶。”由此可见，万州石氏屯田务废于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北宋《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皆有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置梁山军的记载。
因此笔者认为，梁山县（今梁平县）徙治的确切时间应是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本文收录于新编《梁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巫山由来新探
巫山位于重庆市东大门，为渝、鄂界山，呈西北—东南走向，长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关于“巫山”一名的由来，旧时有两种说法。一是清·光绪《巫山县志·沿革》认为，巫山一名“巫咸山”，以巫咸葬此得名。二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旧传形如巫字，遂以名山。”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均不可靠。
其一，巫咸之名最早见于《尚书》，有关记载或云神农时人，或云尧时人，或云殷商时人。现多以巫咸为殷商时人。神农、尧及商代皆是以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山西、河南等地为其活动中心。远古膜拜神灵之风甚浓，作为上达民意、下宣神旨的神职人员，“生为上公”的巫咸当为殷王（或尧，或神农）之左右手，其应葬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
其二，位于黄河中游的今山西省夏县城郊外有山自古以来皆名“巫咸山”，是巫咸生前封地和死后葬身地。该山一名“复奥山”，一名“瑶台山”，为中条山支脉，山麓有巫咸父子祠墓。《水经注·涑水》：“盐水西北流经巫咸山北。盖神巫所游，故山得其名矣。”据清代毕沅考证，此山即《山海经》中的“灵山”、“巫咸国”所在地。北宋《太平寰宇记》：“陕州夏县：‘巫咸山’一名‘复奥山’……巫咸祠在县东五里巫咸山下。”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云：“解州夏县：巫咸山，相传殷巫咸隐此，亦曰巫咸顶。”此山北麓与姚暹渠（据《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姚暹渠古称“盐水”，又名“巫咸河”）之间有著名的解池盐泉，其开发比今巫溪县宁厂盐泉还要早。
其三，《汉书·地理志》引东汉应劭注“河东郡：安邑，巫咸山在南”，“南郡：巫县，巫山在西南”。由此看来，自东汉以来，“巫咸山”与“巫山”的地望是明确的，一在今山西省夏县，一在长江三峡。晋郭璞系今山西省闻喜县（南邻夏县）人，是晋建平郡（治今巫山县）太守郭瑗的儿子，好阴阳卜筮之术，他应该深知“巫山”与“巫咸山”的地望。因此，他在《山海经校注》中称“巫山，在今建平巫县”，而在《巫咸山赋》却以“巫咸山”入题，并在其序中议论巫咸生前生后事云：“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生为上公，死为明神，岂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这更表明其治学之严谨。
笔者以为，巫山的得名与该地巫风盛行和盛产食盐密切相关。
第一，巫山地区在先秦时巫风盛行。李泽厚、马茂元和袁珂等专家、学者认为，地处峡江的巫山一带在先秦时代膜拜神灵的风气盛行，以宣神旨、达民意为职业的神巫因之众多。何谓“巫”呢？《说文解字》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裦（音‘包’）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觋，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由此可见，巫的职业是以歌舞娱神降神，为人祈福。巫风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宗教形式，是远古人神不分的意念的残余，指以女巫主持的祭祀降神的风气。《尚书》：“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是谓巫风。”巫风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北方，后传播到长江流域，到殷商时代，北方巫风更大大兴盛起来，所以伊尹有巫风之戒。西周之时，周人重农业，尚笃实，崇理性，严格区别人神。因此在西周直接统治的北方，巫风逐渐衰退，但在长江流域甚至黄河南部地区仍然盛行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活动。《汉书·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王逸《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鼓乐，以乐诸神。”先秦时，今三峡巫山地区隶属楚国，与湘鄂西山水相连。可见先秦盛行于南方的巫风在三峡巫山地区和湘鄂西特别浓厚。
第二，大宁河谷是巴蜀盐业的发祥地。位于巫山地区的大宁河谷产盐历史悠久。据专家考证，巫溪县宁厂盐泉早在五千年前就已开发，居住其地的人民因此致富（见《四川上古史新探》，任乃强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广韵》、《集韵》皆云：“卤令 ，音灵。”“卤令 ”为盐之别称，与“临”（古为食盐之称）字同音义，而“巫”、“灵”古本一字。因此，“临”、“巫”二字同义通用，故“巫山”亦即“产盐之山”。
先秦以来，全国至少有三座山相继被命名为“巫山”，一在今山东肥城县西北六十里，春秋《左传》称之为“巫山”。相传汉孝子郭巨葬母于此，后改名“孝堂山”。还有一处“巫山”在湖南省城步县东四十里。再有一处“巫山”便在长江三峡。这三处“巫山”之得名，应都与“巫风”有关。而仅长江三峡之“巫山”保存至今，其地自先秦以来盛产食盐，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可见，“巫山”之得名，与其地巫风盛行和盛产食盐都有密切关系，因此才沿用至今。
县名“人复”、“民复”解谜
奉节县位于长江三峡西口，为渝东古县，历为巴东郡、夔州、夔州路、夔州府治，古称“鱼复”，蜀汉曾更名为“永安”，西晋复名“鱼复”。据《隋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载，西魏改“鱼复”为“人复”，北周和隋朝因之。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改名“奉节”。这个观点已为历代史志专家所认同，并载入了史籍和方志，似乎已成定论。
但问题在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土于奉节县城西北角，曾存放在奉节县考棚，现保存于奉节县白帝庙西碑林的隋碑，即《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却称其地为“民复”。那么“人复”、“民复”究竟是同一个县名的两种不同写法，还是同一个县在不同时期的两种称呼，或干脆就是两个不同的县的称谓？最后一种观点当然无法成立。根据现存碑文可知，龙山公为司徒质，字弘直，祖籍青州乐安（今山东省青岛市境），其父开始在巴庸一带做官，碑文称“随官巴庸，即此民复人矣”。南朝齐为巴州刺史兼领巴东郡（治今奉节县）太守，梁授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其父辞世时，司徒质年龄尚幼，但其生性率直，勇猛过人，被称为三巴豪杰，北周即被封官授爵，并领乡团500人守卫三峡。隋朝平陈时他又立大功，享尽荣华富贵，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病逝，葬于奉节。可见“人复”也好，“民复”也罢，所指地域都在今奉节县。笔者认为，所谓“人复”、“民复”，实际上是同一个县名的两种不同写法。据《隋书·地理志》载，“人复”之名，始于西魏，周、隋因之。
为何隋碑称其地为“民复”，而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地理志》却曰“人复”呢？如果我们把《隋书·地理志》的成书年代同古代的避讳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唐太宗宰相魏徵等人编修《隋书·地理志》时，为避唐太宗名讳，只好用同义字将“民复”改写成“人复”。这种情况在唐朝文献中不胜枚举。如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将设于今开县北部的万世县（南朝宋之巴渠县，北周改名万县，隋加世字更名万世县）易名为万岁县，也因避讳故。改字避讳毕竟有局限性，稍不注意，即有可能写成“民复”，从而触讳犯忌。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遂干脆更名为“奉节”。虽然《隋书·地理志》的改写给后人留下一个悬案，但幸存隋碑《龙山公墓志》无须避讳“李世民”，遂得以保存奉节县古代沿革的一段真实记录。
笔者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当前是还奉节县名演变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事实上，奉节历史上根本就无“人复”之称，所谓西魏改称“人复”应为改称“民复”，周、隋因之，唐贞观末年改名“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