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黄克诚）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之-,它是由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暴动组建的红五军为基础编成的。红三军团自一九三0年六月在湘鄂赣边地区组建成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乃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吴起镇会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正式取消红三军团番号,前后历时五年又五个月。这期间,历经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跋涉万水千山长征到达陕北,我自始至终在红三军团随军转战。故此,我对红三军团的情况略知一二。每当回忆起当年戎马倥偬、艰难曲折的岁月,激动的心情就难以自己。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和一望无垠、绝少人迹的雪山草地,仿佛就在眼前;无数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一个个言谈话语、音容笑貌,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所有这些,都令我终生难忘。今天,就个人记忆所及,将我在红三军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追记于后,谨供党史、军史界参考,并以此缅怀为革命捐躯的先烈。
囿于我在红三军团只担负过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全面情况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事隔已久,手头又缺乏历史资料查考,因此,在我的回忆中,片面、漏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恳望熟悉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不吝指正。
一、初到红三军团
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失败之后,我离开湖南,银转武汉、南京、上海,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二九年初在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又几经周折,我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到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请求,终获批准。中央军委原拟派我到广西红七军工作。后来,临时接到一个情报,得知国民党有一批武器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准备截夺这批武器,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指示,立即奔赴鄂南。
一九三0年二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乘轮船赴鄂南。与我同行的还有三名原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工作过的下级军官,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两个是步兵连连长。他们都是我在北伐军工作时办的教导队的学员,经我动员愿意随我去参加红军。我们到武汉后,那个迫击炮连长表示不愿继续同我们走,便自行回家了。我和两个步兵连长(一名刘玉生,一名张高寿)在汉口乘轮船到武穴镇渡口,再雇划子渡江,到了阳新县大王店鄂南特委所在地接上了关系。当时红五军已离开阳新到了江西活动,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到四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从江西回来,驻在龙港。我们三个人便被派到第五纵队工作。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设过几天,第五纵队奉军部命令,离开阳新,经江西修水、渣津马场，进至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主力会合。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作了演讲,并动员部队准备攻打平江县城。纪念会结束之后,部队分头进行了两三天的战前准备,便向平江县城开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守敌何键部余贤立团及平江县地主武装大部就歼。红五军在平江县城停驻约五六天时间,敌人增兵反扑,我军就撤回到长寿街。
打完平江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向江西开进。大约在五月中旬的一天,红五军将修水县城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修水县城。这次战斗中,第五纵队担任主攻,我率领攻城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在战斗中爬城。
打开修水之后,红五军即撤回到湖北阳新、三溪口一带。这里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好，当地群众对红军像对待自已的亲人一样,非常亲热，使我们深受感动。彭德怀同志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赞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太好了!” (记得当地特委的负责人一个叫吴致民，一个叫鲁连，还有一个忘了名学,人们都称呼他刘瞎子。在特委工作的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很优秀的同志。后来,这批同志几乎全部损失掉了,绝大多数是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掉的。非常可惜!)
在阳新县境内,红五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个纵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即第一、第三、第五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实行,政委吴溉之
第三纵队司令员郭炳生,政委张纯清
第五纵队司令员李灿,政委邓乾元
我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黄云桥。该支队各个大队指挥员分别是：
第五大队长刘× x,政委李修文
第六大队长黄英特,政委罗怀远
第七大队长吴桂桥,政委曹其灿
第八大队长陈桂,政委刘辉宵
机枪大队长叶长庚,政委甘渭汉
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红五军集中全力进攻阳新县城。阳新守敌罗霖部,很有些战斗力,工事也筑得比较坚固。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更缺乏攻城武器,虽经指战员一整天的奋勇冲杀,终未能奏效,部队受了很大伤亡,乃于黄昏时撤出战斗,伤员全部被群众抢救下来。在这次战斗中,刘瑜负了重伤,被拾下来时,伤口已包扎不住,血流如注。我跑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无气力说话了。按他伤的部位,本不至于致命。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太差,他被拾走后不久,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当地青年踊既报名参军,部队很快就补充齐了。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命根子,如果没有根据地群众的支持,红军不要说打仗,连立足生存也不可能。红军指战员正是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打起仗来总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
阳新作战之后,第三纵队到赣北瑞昌一带游击,打土豪,筹款,约半个月时间又返回到阳新县境。这时,第一、第五纵队攻克大冶县城和黄石港。在黄石港,红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对打了一阵。后来蒋介石派飞机前来轰炸,我军即撤回到根据地内。
一九三0年六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刘仁八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原来的第一、第三纵队改编为第五军,原来的第五纵队改编为第八军。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兼,第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邓乾元后来李灿去上海治病,由何长工代理第八军军长。
二、参加打长沙
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盲动计划,通过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同志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正值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暂时无暇顾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为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大都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我自湘南失败,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攻坚,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队伍几乎被打光了。朱德和陈毅同志收拢了南昌起义余下的部队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去攻打县城,结果纷纷遭到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的一连部队。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基于上述考虑,我便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央关于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我们俩一路行军一路吵,宿营时接着吵。我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因此,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我们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尽管当时要去攻打武汉的呼声颇高,但彭德怀同志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就没有下令去打武汉,而是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发展,相继占领了通山、崇阳、蒲折、通城、临湘一带地方,控制了粤汉路一大段,并对粤汉路进行破坏。于六月底、七月初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歼灭了岳州守敌何键部一个多营及地方挨户团武装。部队打开岳州城,我这个湖南人,这时才第一次登上岳阳楼。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向东开进,扑向平江。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平江城。刷后,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就当前形势、部队的任务及行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际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我在会上又发表了反对盲目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我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我发表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我已不适宜作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我当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联席会议刚刚结束,尚未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部署,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即逼近平江。何键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当时,何键正以其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所部和李宗仁所部,而以约七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集结在平江一线的红三军团梯次进逼。红三军团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主力移至平江城南二十华里处之晋坑就敌。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我军集结隐蔽,待机歼故。战斗打响之后,敌我双方很快即成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我军经反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击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