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查阅安仁、宜阳)
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历史的时、空不可分，故写历史必记及地理。中国最早 以“地理”为书名的著作。
著者班固（32 ~92），是《汉书》中十志之一。内容包括西汉及之前中国疆域及政 区的划分及消长演变情况全书共3个部分：
①黄帝 之后至汉初疆域变迁；
②西汉疆域政区及各地的山川、 湖沼、水利、物产、民俗以及户口的沿革等，是全书的主体；
③秦汉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和海上交通情况。该志开沿革地理学之先河，对于创 立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具有重大影响。
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历史的时、空不可分，故写历史必记及地理。此志，首先叙述汉以前的地理沿革，着重写了《禹贡》九州和《周官》九州；接着叙述西汉的地理，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项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路交通，等等；并总记了西汉平帝时郡、国、县、道、侯国的总数，全国的幅员，土地面积，定垦田、不可垦地、可垦不可垦地，民户、人口总数等；再就是参考了《史记·货殖列传》写各地风俗特产的内容，汇总了刘向“略言其地分”、朱赣“条其风俗”的成果，加以班固本人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按经济和风俗特点区分地域，写了各个地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点，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况。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本志重点在“风俗”，意在说明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提示为政者注意各地风俗，从地理实际出发以施其政。
《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是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为59594978人，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在县、道、邑、侯国的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别选择有关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等，各郡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现在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书还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 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 ，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 有天封火井祠，火从地出也 ，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的分布情况；书中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300多处，记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历史影响
班固创立《地理志》以西汉时期的孤域政区为主，分录其山 川物产等内容。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 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的地方，对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较详细的记载。此书对于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评价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3]》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开创政区地理志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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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将长沙王的封地（长沙、黔中）称为长沙国，长沙国下辖若干个县。最初也由长沙国藩王长沙王治国，拥有行政权、官吏任免权。削藩集权后，长沙王的封地逐渐缩小到长沙一郡，与郡几无差异，长沙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而成为名义上的王，上至相，下至县令、长全部由朝廷任免。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正式称帝建立西汉王朝后，西汉时期在行政区划管理上改秦朝的郡县制为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即“郡国制”。
与西汉王朝的命运相始终，长沙国自前202年始封至公元7年废除，存在了200多年，又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
汉朝初期，长沙国为当时的直属朝廷管理的一级行政区的诸侯国，实行世袭制，自主性也要大于同时期的郡。到了刘氏长沙国时期，中央加紧控制诸侯国，领土缩小，长沙国的自主权也大大下降，与郡几无差异。
公元8年（西汉孺子婴初始元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西汉所封诸侯王国、侯国全部废除；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国都临湘县改名“抚睦县”；公元25年东汉建立，公元26年（建武二年），刘秀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以控制洞庭以南的局势，到公元29年，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至此，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全境正式归于东汉；公元37年，刘秀以长沙王刘兴等“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将其改封为临湘侯，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
除了两汉时的长沙国之外，历史上还出现了司马氏、萧氏、朱氏等长沙国。
吴氏长沙
封王
秦朝灭亡以后，又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王刘邦最后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正式登基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称帝之后，改封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代长沙郡为中心建立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作为国都。从此，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王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楚南雄镇”发展为汉藩王都，长沙开始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
吴芮其人
吴氏长沙国的第一代王吴芮，是番阳（今江西鄱阳）人。秦朝时任番阳县（今江西鄱阳）令，因在任深得民心，被尊称为“番君”。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的烈火，英布率领一支义军来到番阳。英布原为秦朝“刑徒”，因面部被“黥”，故人们又叫他黥布。在郦山修秦始皇陵墓时，他常与“刑徒”中的“徒长豪杰”联系，后带了一批“刑徒”逃亡，活动于鄱阳湖一带。身为秦朝县令的吴芮见英布率众而来，即率子侄及部将梅鋗宣告起义，并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英布。吴芮举义后，闽粤王无诸和粤东海王摇闻风而起，也相继前来归附，参加反秦战争。后英布、梅鋗都率兵北上，分别随项羽、刘邦转战中原，进夺关中，为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秦亡后，吴芮被项羽封为衡山王，以郸（今湖北黄冈）为都。项羽败亡，吴芮毅然归汉，并与韩信、英布等人上表称臣，拥戴刘邦，成为西汉开国的元勋。因此刘邦一登上帝位，就颁布诏书，嘉奖吴芮：“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并封其为长沙王，建立了长沙国。
疆域
汉初长沙国的疆域，据刘邦的调书所说：“以长沙、豫章立番君芮为长沙王。”但这时，豫章郡早巳封给了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长沙国封疆实际上也就是秦朝长沙郡的范围，北濒汉水，南亘九嶷。
1971年在今长沙市东郊发掘的马王堆西汉墓，举世闻名，正是吴氏长沙国初期所葬。其第3号墓出士了一幅《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这幅地图绘制的范围大致为：西起今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东至今湖南新田一带，北抵新田、全州一线；其主区为深水（今潇水）流域和都庞岭，与史籍所载长沙国南部疆域的边界几乎一致。
汉初长沙国的辖县，据《汉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载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圈》，已设有22县，包括今属湖南的临湘、罗、益阳、连道、承阳、郝、昭陵、容陵、茶陵、湘南、恢、郴、营浦、南平、舂陵、泠道县等16县，以及今分别属于江西、广西的安成、桂阳、观阳、洮阳4县和处于湘粤边界的龄道县，与湘鄂边界的下隽县。
临湘故城
长沙城（临湘古城）作为长沙王藩都，位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为历代长沙王的驻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古书《水经注》记载，临湘城系吴芮始封长沙王建筑。作为汉藩王都，临湘古城雄峙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城垣高耸，宫室巍峨，为历代长沙王的驻跸之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据《水经注》载，临湘城，系吴芮始封长沙时所筑，史称“ 临湘故城”。有考古学者认为，临湘故城即在今长沙市区的湘江以东、建湘路以西、五一路以南、樊西巷以北的范围内，方广数里，确有王城的气派。城内有王室宫殿、丞相府邸、百官衙门。吴芮的宫殿，即后来所称的“吴王殿”，也是后来刘氏长沙国诸王的居所，就在今市区八角亭以东、蔡锷路以西一带。
1996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区中心五一广场平和堂基建工地，从一口汉代古井中，出士了汉代卷云纹瓦当和刻有“安乐”、“未央”宇样的瓦当。显然，这都是长沙国宫殿的遗物。今天心阁太平街的贾谊祠，即是贾谊当年任长沙王太傅时的邸宅。为了保卫王都的安全，城外水陆要冲还修建了驻扎军队的戍所。湘江两岸由南而北即有南津城、桔洲戍、北津城等，至今仍有遗迹可寻。
建制
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其王位世代相袭。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死，因无子被撤除，共传5代，丞相以下还设有御史大夫、尉及各县的县令（长）等官职，均由诸侯王任免。
忠诚
吴氏长沙国时期，为古代长沙历史上辉煌时期，政治上始终不渝维护国家统一，是西汉王朝的忠实诸侯王国。刘邦所封八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英布等七个诸侯王全部消灭，唯独吴氏长沙国自始自终效忠朝廷，就是淮阴王英布（即长沙王吴芮之女婿）反叛，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还大义灭亲。
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死，因无子被撤除，吴氏长沙国共传5代，历时46年。王国的官吏制度与西汉朝廷相同，设有丞相（汉高祖初曾称柱国），由朝廷直接委任，名为辅佐诸王，实际上是派来掌握该国实权以控制地方的。著名的马王堆汉墓2号墓的墓主利苍，即是第三代王吴回和第四代王吴右的丞相。西汉杰出的政论家大文学家贾谊，曾为第五代王吴著的太傅。
刘氏长沙简史
汉高祖刘邦画像
前157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吴氏长沙国除。文帝也于同年去世。次年。文帝之子景帝继位，公元前155年，重置长沙国，景帝庶子刘发被封为长沙王。史称“刘氏长沙国”，仍以临湘为都。
刘发之长沙国正值西汉王朝大削诸侯王国势力的时候，至此，疆域广阔的长沙国分离出南部另立桂阳郡和零陵郡。自前155年封地，到前145年，随着朝廷对诸侯番国管理体制的改变，这时的长沙国瞎地大为缩小，由于已析出桂阳郡和零陵郡，仅有临湘、罗、下集、益阳、连道、湘南、安城、丞阳、茶陵、攸、昭陵等13县；长沙国的番王至此也削除了实际权力，不得干预自己所辖诸侯国的政务，成为名义上的王，上至相（管理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改制以前称为“臣相”），下至县令全部由朝廷任免。“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西汉王朝灭亡而废除拆除。
刘发的母亲唐姬，原来是汉景帝程姬的侍女。一次，景帝召幸程姬，程姬因“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当时，景帝因酒醉不知，直到唐儿怀孕，才发觉所幸并非程姬，便将其所生之子取名为“发”。景帝即位后，分封皇子，刘发因其母出身低微而无声，被封到离京师较远的长沙。
据传说，刘发离别长安，来到长沙后，十分思念自己的母亲，曾“运来长安之士，筑台于临湘城内，以登临遥望”。后来，这座望台因刘发溢号定王而称为定王台，遗址即今长沙市图书馆址。2000多年来，刘发的慈孝思亲之情一直深深地感染着人们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刘发建国，正值西汉王朝大力削弱诸侯王国势力之时，原来疆域广衰的长沙国已经分出南部之地另立桂阳郡和零陵郡。刘氏国的封地只有临湘、罗、下集、益阳、连道、湘南、安城、丞阳、茶陵、攸、昭陵等13县，远不及往日之大了。正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说：“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因此，刘发心中颇为不快。据东汉学者座劭的《汉书集解》，传说前142年（景帝后元二年），刘氏诸王到长安朝见，景帝命他们“更前称寿歌舞”，而长沙王刘发仅摆了摆衣袖，抬了抬手。旁人都笑他舞姿笨拙迟钝，景帝见了，也感奇怪，便问其由。刘发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原来，他是借此机会发发牢骚。
刘氏长沙国不仅版图大大缩小，而且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地位一落千文。前145年，汉景帝鉴于诸侯王权位太重，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下诏改变王国旧制，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为相。”从此，诸侯王不能干预自己封国的政务，封国官员上至相、下至县令统由皇帝任免。诏令还减少了封国的官员人数，改变一些官员的名称。诸侯国的地位、规模、仪制都大大降低，诸侯王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也都一一收回。此时的长沙国也同其他诸侯王国一样，实际上就是汉朝廷直辖的一个郡，而长沙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了。
公元8年（西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外戚王莽废除汉朝自立为帝，建立“新”朝，刘氏所封诸侯王国、侯国也被全部废除。次年（新莽始建国元年），末代长沙王刘舜被废，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国都临湘改名“抚睦县”。至此，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而结。
刘秀复汉后，封刘舜的儿子刘兴为长沙王，但后来刘兴因与光武帝血缘关系太远而被削去王位，降封为临湘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长沙王刘发的直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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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属荆州。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县十三：临湘，莽曰抚睦。罗，连道，益阳，湘山在北。下隽，莽曰闰隽。攸，酃，承阳，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昭陵，荼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声乡。容陵，安成。庐水东至庐陵，入湖汉。莽曰思成。
(1)长沙国：辖境在今湖南省东部，及江西莲花县、湖北通城县。治临湘。
(2)高帝五年为国：高帝五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后七年为郡。景帝二年复为国。(3)临湘：故城在今湖南长沙市。
(4)罗：故城在今湖南旧罗县西北约十里。
(5)连道：在今湖南湘乡县西南。
(6)益阳：故城在今湖南益阳市东十余里。
(7)湘山：在今岳阳县西洞庭洞中。
(8)下隽：故城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约十里。
(9)攸：故城在今湖南攸县东北约六十里。
(10)酃(líng)：故城在今湖南衡阳市东郊。
(11)承阳：故城在今湖南邵东县东南约五十里。
(12)湘南：故城在今湖南湘潭市西南约四十里。
(13)衡山：在今衡山县西北约四十里。
(14)昭陵：故城在今湖南邵阳市。
(15)荼(xié)陵：“荼”一作“茶”。故城在今湖南茶陵县东北约七十里。武帝封长沙定王子洣为侯国。
(16)泥水：今洣水。
(17)容陵：故城在今湖南攸县南。武帝封长沙定王子福为侯国。
(18)安成：故城在今江西安福县西约六十里。
(19)庐水：今泸水。庐陵：县名。故城在今江西泰和县西北，湖汉水：今赣江。
本秦京师为内史(1)，分天下作三十六郡(2)。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3)文、景各六，(4)武帝二十八(5)，昭帝一(6)，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7)，侯国二百四十一(8)。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9)，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10)，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11)，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1)内史：秦始置，掌治京畿地区，相当于后世的京兆尹。汉景帝时分左右内史。(2)三十六郡：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分全境为三十六郡。裴骃《集解》曰：“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颖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凡三十六郡。”清以来学者多以为裴说不足尽信，但又各家之说不一。(3)高祖增二十六：王先谦列举二十六郡之数。王国维《汉郡考》曰：二十六郡国，其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诸郡中确证为高帝置者，唯河内、清河、常山、豫章四郡。……若直以孝平时之疆域，为汉初之疆域，而谓此二十余郡者，悉为天子所有，则全不合事实。(4)文帝六：庐江、济南、河间、甾川、胶西、城阳。景帝六：山阳、济阴、北海、广川、济东(即东平)、江都。(5)武帝二十八：冯翊、扶风、宏农、陈留、临淮、零陵、犍为、越雟、益州、牂柯、武都、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西河、朔方、玄菟、乐浪、苍梧、交趾、合浦、九真、平干(即广平)、真定、泗水。钱大昕曰：沈黎、文山、珠崖、儋耳、临屯、真番、苍海，后皆废，故不数。(6)昭帝一：金城。(7)道三十二：邑有蛮夷称“道”。《志》中县邑以道名者二十九，尚缺三；以《续汉书》证之，则蜀郡汶江道、绵虒道，武都道，与三十二之数合。(8)侯国二百四十一：周寿昌口：《百官公卿表》云，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综此计之，适符其数；而以每郡国所领县计之，止有一千五百七十八。本注侯国一百九十三，尚有四十八未注。则皆传写脱漏之失也。(9)提封：通共。(10)山川林泽：当作“山林川泽”。(11)不可垦：王鸣盛曰：此误衍“不可垦”三字，南监无。
凡民函(含)五常之性(1)，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徒，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集)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1)五常：仁、义、礼、智、信。(2)孔子曰云云：《孝经》载孔子之言。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1)。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雟、益州，皆宜属焉。
(1)天官：天文，天区。东井、舆鬼：皆星宿名。
秦之先曰柏益(1)，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赢氏，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得华、绿耳之乘(2)，幸于穆王，封于赵城，故更为赵氏。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3)，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孙，氏为庄公(4)，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时，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洛邑。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岐、酆之地，列为诸侯。后八世，穆公称伯(霸)，以河为竟(境)。十余世，孝公用商君，制辕田(5)，开仟佰(阡陌)，东雄诸侯。子惠公初称王，得上郡、西河。孙昭王开巴蜀，灭周，取九鼎。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叛)之。
(1)柏益：即伯益。一号伯翳。(2)(liú)：亦作“骝”。赤身黑鬣之马。(3)知禽兽：谓了解禽兽之性而善于牧养。(4)氏：通“是”。(5)辕田：分配田地之法。历来说法不一。
故(古)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1)。昔后稷封，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2)。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3)，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徒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资)富人及豪桀(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4)。是故五方杂厝(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5)，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1)《诗·风》：指《诗经》“风”的部分。(2)《豳诗》：指《诗经·豳风·七月》。(3)郑国：人姓名。见《沟洫志》。(4)山园：陵园。(5)濒：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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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第八下》：“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属荆州......县十三；临湘......容陵、安成。”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容陵县（今灵官镇宜河村一带）。“容”，指能容纳16条小溪的容水（今永乐江支流宜阳河）；“陵”，指海拔753米的侯昙山。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容水，自侯昙山下注洣水，谓之容口。”“容口”，指容水汇入湘江一级支流洣水的地方（今衡东县草市镇）。
《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福（汉景帝之孙）为容陵侯，封侯山为侯昙山。
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侯福坐酎金，国除。”意为刘福在祭祀祖宗时，因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被汉武帝撤销侯国封号（史称“酎金夺爵”），存国17年。
容陵侯国被撤销后，仍存容陵县。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容陵县废，划属阴山县。北宋乾德三年（965年）置安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