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尊师重道典故
王门后学与心学光大
王阳明从三十四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五十七岁去世，一生讲学二十三年，四方学子翕然追从，并以师说宣教天下。阳明殁后，随着王门后学在良知说上的分歧，以其亲传弟子为核心，逐渐形成了八大王门后学传承谱系，人员总数可达数千人，由此出现了阳明弟子遍天下的局面。[1]其中，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最具代表性。
八大王门后学[2]
一、浙中王门
这一学派主要流行于余姚、山阴、会稽等浙东地区，成员主要是由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组成。在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所列出的十八人中，布衣出身者仅董沄一人，而进士出身者就有十四人，其中官至尚书、侍郎、御史等亦不在少数。钱德洪和王畿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钱德洪（1496～1574年），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刑部员外郎。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回余姚祭祖，长居余姚讲致良知之说。时年二十六岁的钱德洪引郡中范引年（字兆期，号半野）、管州（字子行，号石屏）、郑寅、柴凤（字后愚）、徐珊、吴仁等人师事阳明。另其弟钱德周，其侄钱大经、钱应元、钱应扬（字俊民，广东巡按）等，皆在钱德洪影响下师事阳明。[3]
阳明在余姚讲学时，由于就学之人日多，无法一一亲自指授，就令钱德洪、王畿等大弟子代其先行教导之。钱德洪与王畿长期助师教化，被称为“教授师”。阳明卒后，朝廷尽革阳明封爵和赠谥等，并将阳明之学定为伪学，禁止讲授传播。同时阳明养子正宪又与嗣子正亿争夺家财及爵荫。为了保护阳明年幼的嗣子，钱德洪与王畿共同筑室于阳明墓旁，约同门弟子数人，互相轮守，以备不虞[4]。
嘉靖十年（1531年），钱德洪与王畿按例要赴京廷试，黄弘纲怕他们走后，年仅四岁的王正亿无人依靠，就向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同门友人黄绾问计，黄绾表示愿以自己女儿为正亿妻，然后便可以岳父身份保护正亿。于是同年五月，钱德洪与王畿共赴南京，为王正亿问名，然后赴浙江台州，获得黄绾母亲的同意，由同门王艮前往南京行聘礼。[5]
钱德洪与王畿到京师廷试后，暂在吏部观政。两人相携在京师进行讲学，轰动一时。由于担心父母年迈无人照顾，钱德洪“乞苏学教授”离京。此后，钱德洪一方面竭力编纂恩师王阳明的遗著、修订王阳明的年谱，一方面还在苏、浙、皖、赣、粤等地，循恩师阳明之说，宣讲良知学近三十年，七十九岁卒。
在王门弟子中，钱德洪不是最聪颖的。与王畿不同，他的证道是在王阳明去世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十六岁的钱德洪因郭勋之事触犯明世宗，被下诏狱。在狱中，钱德洪经历生死磨难，突然悟道。“亲蹈生死真境，身世尽空，独留一念荧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为我设此法象，示我以本来真性，不容丝发挂带。平时一种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为不足害道，由今观之，一尘可以矇目，一指可以障天，诚可惧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
钱德洪为人沉毅、笃实，王阳明生前十分信任他，将自己的近稿取出三分之一，标上年月，命钱德洪进行编纂。王阳明起往思田前口授《大学问》，让钱德洪“受而录之”（《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钱德洪一生，在编纂、整理恩师文集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据《徐爱 钱德洪 董沄集》记载，阳明先生已过世三十余年，钱德洪仍拿不出其负责撰写的《年谱》初稿，邹谦之、罗念庵等人不得不来信催促。于是，他登上玉怀山，“淹留三四月，便了数十年欠事”。在罗念庵、胡松的帮助下，他终于完成了初稿，然后他又“复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宝、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精校阅”（《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由此可见钱德洪在编纂中的谨慎与认真。由于他过于崇拜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许多内容情胜于实，多为后世诟病。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钱德洪对恩师的情感饱满而充沛。
王畿（1498～1583年），字汝中，号龙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他妙年任侠，个性豪迈不羁。1521年9月，王阳明回余姚（今浙江绍兴）省祖墓后，就长居余姚，讲致良知之说。王畿与王阳明虽是同郡宗人，但他一开始对阳明讲学，心里并不以为然，认为又是一位“腐儒”而已。“先生（魏良器）多方诱之，一日先生与同门友投壶雅歌，龙溪过而见之曰：'腐儒亦为是耶？’先生答曰：'吾等为学，未尝担板，汝自不知耳。’龙溪于是稍相嬺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阳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处士魏药湖先生良器》）[6]
嘉靖二年（1523年），王畿再次赴京会试，仍不第，更加深了他对恩师关于学习“要在得之于心”这一教导的体会。从北都回来后，他向恩师表示终身立志于良知学的心意，阳明让他“治静室居之”，王畿“颖悟绝伦”，“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7]。此时，他彻底领会了致良知说的宗旨，从此不再以仕途为念，而是一心一意于良知之学了。
天泉证道中，王畿根据自己对阳明四句教的理悟，提出了“四无说”。王阳明随后在赴两广、征思田的路上，途经江西南昌南浦时，对前来请益的邹守益等百余名江右弟子说：“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我此意蓄之已久，不欲轻言，以待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虽出山，德洪、汝中与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诸君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待予归未晚也。”[8]阳明所说“此意”即指被王畿拈出的“四无说”。于是，通过阳明此说，王畿的四无说在王门弟子中流传开来。从此，王门中就有“江有何（何廷仁）、黄（黄弘纲），浙有钱（钱德洪）、王（王畿）”（《念庵文集》卷十五）的评价。
阳明去世，王畿自“请服斩衰以从”，与钱德洪一起料理恩师家中后事。嘉靖十一年（1532年），原来竭力压制王阳明的权臣桂萼在前一年引病归里，外界对王门的压制得到改善。阳明弟子方献夫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阳明其他众多弟子也都开始入朝为职。阳明去世后的第三年，王畿与钱德洪到京师廷试后，不忘宣师说，与同门一起举行每月一次的讲会，参与者少则四五十人，多则六七十人，最多时竟让车马堵塞道路、会场无法容纳，不得不分成四会，当时京师王门讲学之盛，可见一斑。钱德洪离京后京师讲学中凡有分歧者都请王畿折衷。[9]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畿被授以南京职方主事，几年后迁至兵部武选郎中。因被当时辅相夏言所恶，即乞休而归，从此，他“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年八十，犹周流不倦。万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
王畿是阳明门下弟子中最长寿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他一生讲学，又一生论战，他所宣说的“四无说”“良知现成说”“自信本心、打破毁誉说”经常被人（包括同门）口伐。然而，王学确也因王畿的讲学而风行天下。
晚年的王畿，常虑师门晚年宗说无人传继，希望“得二、三法器，真能以性命相许者，相与证明领受，衍此一脉如线之传”（《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然而直到去世，他也未得到满意的传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六月初，王畿稍感不适，他预知自己时日不多了。初六，赵锦前来问疾，次日一早，王畿洗脸整冠，从容走出寝室来到琴堂，卧榻而逝，时年八十有六。
门人张元忭作《祭王龙溪先生文》，用简洁的语句，准确地概括了王畿的一生及其在继承和传播阳明学说中的作用。“惟先生蚤事门墙。微言密授，神解心承，直窥阃奥，何止升堂？”“数十年来，总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浙之东西，或一聆其謦欬，辄兴叹于望洋。俾文成之脉，绵延不绝者，实先生为之表章。”“先生未死，文成犹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复生也！”（《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二《祭王龙溪先生文》）
二、江右王门
这一学派主要指活动于江西的王门后学。江西是王阳明生前的主要活动之地，故这里的弟子也最多。此学派的成员与浙中王门一样，多数是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进士，其中有些人官位很高，如邹守益是南京国子监祭酒，欧阳德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聂豹官至兵部尚书，邓以赞是吏部右侍郎，邹元标是刑部右侍郎等。
江右学派人数众多，但和浙中王门一样，各人学术观点并不一致。邹守益论学以敬为主，欧阳德论学则以格物为宗。其中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当推主张归寂、主静的聂豹和罗洪先。
聂豹（1487～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王阳明在越讲学时，聂豹以“御史按闽”，因服膺王学，“过武林（今浙江杭州），欲渡江”见阳明。此后以书问学，他与阳明未再见面。王阳明殁后，聂豹在苏州，以钱德洪等人为证，设位北面拜阳明，称门生。
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进士。阳明讲学虔台，洪先向慕不已。后《传习录》出，他读之废寝忘食，欲往虔台见阳明，因父母力阻未能成行，故于王门只称后学者而不称门生。后他与钱德洪共定阳明《年谱》，以钱德洪和王畿为证，拜阳明为师，于谱中改称门人。
在明代，这两人可说是实践归寂、主静的典范。聂豹“系诏狱，身不离接槢，视不逾垣户”，块然自守，于“闲久静极”之际，自悟心体。及其出，与来学者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而罗洪先曾“辟石莲洞居之，默坐半榻间，不出户者三年”。王畿闻之“恐其专守枯静，不达当机顺应之妙，访之于松原”，本想加以劝说，而见其气象后，王畿嗟叹而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
聂豹和罗洪先的归寂、主静，准确地说虽源于王阳明，但所继承的毕竟不是阳明心学的主导方面。王阳明早期一度主静，但自揭“致良知”之教后，就不再教人静坐了。王阳明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三、泰州学派
这一学派主要活动于泰州。创始人为王艮，其他重要人物还有王襞、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李贽、周汝登等。
王艮（1483～1540年），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江苏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王艮原名王银，师从王阳明后由师赐艮而改名为王艮。他出身于社会下层家庭，父亲王守庵是安丰场煮盐的灶丁。王艮幼年曾上过四年私塾，辍学后奉父命开始经商，贩卖私盐。经商之余，他熟读了不少儒家经典，打下了学问基础。三十八岁时，他在江西豫章听王阳明传良知之学，以二诗见阳明，得到阳明赞赏，被收为弟子。王阳明去世后，王艮迎丧至桐庐，又与其他同门一起经理其家。后返泰州，开门授徒，一时学者云集，逐渐形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王艮共有五传弟子共四百八十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遍及大江南北，仅江苏就有一百余人。”[10]
王艮以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为宗，把良知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点。他肯认人欲的合理性，“夫所谓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王心斋全集·王道论》），提出安身尊身，认为良知本来具足，不假修为，率性而行，众善自出，纯任自然，即是圣人之道。其子王襞更是强调道即自然。以此为传统，泰州学派的人物无不以至道心体为自然，都有率性而行的狂士特征。例如嘉靖二年，王艮依古制，自造招摇车，上标“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等语，北行讲学所到之处，耸动视听，以至观者如堵，直至惊动最高统治者。又如罗近溪守宁国，召集诸生会文讲学，又令讼者将双足交叠而坐，敛目观心，并以库藏财物馈遗罪犯，一时归者如市。可见泰州学派人物的这种为人行事，类于魏晋时期阮籍、嵇康的“任自然”。
罗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五岁时，母亲给他启蒙，“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经》《小学》《论》《孟》诸书”（《罗汝芳集》）。他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十八岁前后因读理学著作，依照教导做“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曾留下“制欲重病”一段公案。二十六岁时在江西南昌，恰遇颜钧广发布告，讲学集会。罗汝芳有缘与之接谈，言下醒悟，遂拜其为师。
在恩师处获儒家真脉真传，罗汝芳跃然怡然，如脱缰锁，早年因依照程朱理学做工夫留下的旧病也都痊愈，他对恩师的大德终身铭记于心。1566年，恩师颜钧被捕入狱，时年五十二岁的罗汝芳朝夕伺候，“揭词”鸣冤，变卖家产，发动募捐，全力营救恩师出狱。其门人深受感动，写道：“罗师以心传心，阐扬宗旨，以开示来学，所以终身不舍，留恋眷注。”（《颜钧集》）师徒深情，由此可见，于尊师重道而言，堪称典范。
罗汝芳承袭师门传承，阐扬成圣之道，他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视、听、言、动，无一不是“道”的作用和表现。他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践道”。在他看来，人的“赤子良心”是永远不会泯灭的，是不增不减的，圣愚之差只在“觉”“迷”之间，因此成圣成贤，易如反掌。
六十三岁致仕以后，罗汝芳壮志不减，经常率弟子游学闽、粤、苏、浙、鄂等地，频频集会讲学，阐扬泰州学派的义理。他善于把玄妙难懂的道理用平易的言语表达出来，受众甚广，听众常常成百上千。由于他的讲学情感饱满，言辞恳切，听者无不动容铭心。
临终前，罗汝芳还教导弟子说：“性命一理，更无疑矣。”（《罗汝芳集》）由此可见其道心坚定，修学大成，境界高妙。
四、阳明心学对近代的影响
作为儒学精髓，五百多年来，阳明心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中国近代维新派著名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
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贺麟等，也都无一例外地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孔子的精神在汉唐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宋儒虽有所好转但亦不得孔子之旨，只有王阳明及其弟子出，方将孔子的精神发扬光大。熊十力称颂王阳明说：“儒者之学，唯有阳明善承孔孟。”“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十力语要》）牟宗三则直接贬程朱而扬陆王，他称颂王学是“明代继宋学而发展，又开一尽精微之局。王学之出现于历史，正人类精神之不平凡，儒家之学之焕奇彩也”（《道德的理想主义》）。
阳明心学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对整个东亚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韩国皆有影响深远的阳明学派和学者，如日本的中江藤树、井上哲次郎和韩国江华阳明学派的创立者郑齐斗等。
近世以来，阳明心学在欧美的影响亦有渐渐扩大之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几度应邀出国，环球旅行讲学，阐扬包括王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1957年和1963年，他在美国出版《新儒家思想史》，列专章介绍了王阳明和王门流派，又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关于王阳明的研究论文，使阳明心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