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学生划水何以可能？——基于反学校文化的讨论
作者：杨逊 成叶 蔡树腾 宋永娜 徐笔挺 曾昕茹
摘要：划水日渐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们延续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的研究路径，基于反学校文化的视角讨论大学生划水行为的内在机制。本文指出划水并不只是行动者惫懒的表现，还是行动者精心选择的一种应对学业的策略，是基于课程是否有用、是否有趣的选择，也是行动者基于自身所处境遇自我选择抑或自我放弃的表现，其背后则是当代大学生基于自身阶级体验与主流文化规训或认同、或反抗或游离的不同关系。
关键词：划水；反学校文化；阶级。
一、现象提出与概念界定
现象提出，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大家说某项任务水一水就过去了，集体活动、展示等任务中以偷懒的方式进行。
概念界定，划水行为，行动者对以学业为代表的任务，采取最低成本完成的行为；不同行动者通过划水行为在日常所建构的支撑其合法性的文化。
那么这种划水行为以及进而的划水文化如何被我们接受，不同行动者的划水有何区别？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我们认为划水是一种以行为为标志的文化，带有一定越轨色彩与对主流文化反抗，因而我们在亚文化尤其是反学校文化的脉络下展开讨论。
亚文化研究始于芝加哥学派， 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其中包括非法团伙、妓女、犯罪青少年、移民等亚文化群体，并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越轨亚文化”研究体系。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其忽视了阶级与权力的作用，关心社会环境对人的形塑而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反抗性与多样性。
在接续芝加哥学派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伯明翰学派将关注点转向阶级、权力权力。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建立在阶级分析基础上，他们将亚文化现象纳入到以“阶级”为轴心的权力关系之中。后期，这种研究模式被伯明翰中心内部的女权主义者打破，并将亚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从阶级研究向性别研究迁移，但这种迁移并非终结，而是引出了与权力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在有关权利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发现葛兰西、福柯等人的影响，尤其是葛兰西的抵抗概念在威利斯等人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拓展。
保罗·威利斯对通过对英国一个工业小镇12名工人子弟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其反学校文化背后，是对于社会制度乃至资本主义本质的“局部洞察”，工人子弟“洞察”了文凭的虚伪，因而通过与父辈车间文化相似的反学校文化进行对于学校制度的反抗，并适应了车间文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子承父业，表明其阶层再生产不仅是社会结构因素的结果，更是对学校主流文化进行反叛的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他们对于父辈地位的再生产是他们“看透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从他们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威利斯作品的译介，国内在威利斯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以打工子弟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反学校文化研究，李涛、周潇、熊春文、熊易寒等学者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从本土意义上对于威利斯的洞察与抵抗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尽管他们对于洞察的结果、行动者能动性存在不同认知，但大都倾向于承认，农民工子弟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大城市升学受限为代表的或明或含的天花板，之下选择了自我放弃，只是对于这一放弃的主动性存在不同观点，被迫放弃、主动放弃或主动选择。
既有研究中，包括威利斯在内的伯明翰学派在关注工人阶级等边缘群体的同时，忽视了中产阶级等相对主流群体的主体性，对于威利斯而言，底层是在抵抗的过程中在生产阶级，而精英阶层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在生产阶级 ，但这一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后发国家经验，正如李路路指出，发展中国家中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一些日常经验也可以说明中产阶级子女对于主流文化宰制并非仅仅接受。因而我们的讨论中，会将来自优势阶层与劣势阶层的子弟共同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他们面对主流文化规训如何被整合，如何反抗，为什么选择划水，不同人划水的不同意义与策略。 国内有关反学校文化的研究中，指出打工者子弟缺乏像威利斯笔下小子们的阶级认同与阶级文化，但一定程度忽视了威利斯的前设，即阶级文化来源于继承和父辈拥有完整的阶级文化可供继承。而刚刚经历转型与社会变迁的中国显然是缺乏相似条件的，因而我们试图在阶级文化如何被青年建构，其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继承，结构与主体性在建构过程中如何体现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与讨论，即划水如何被不同阶级的行动者建构，处于不同位置行动者逻辑存在怎样差异，差异由何而来。因而我们所讨论的划水，与既有反学校文化研究的差异也在于我们并不是再讨论某一个特殊群体的亚文化而
三、研究方法
参与观察、访谈法
四、样本列表
编号性别大学年级专业
1b男南开大学大一社会学类
2y1男南开大学大二物理
3y2男南开大学大二通信工程
4y3男南开大学大三金融学
5c1男南开大学大三心理学
6c2女南开大学大四社会学
7x男南开大学大三社会学
8s1女南开大学大三政治学与行政学
9s2女南开大学大三政治学与行政学
10z1女南开大学大三图书管理
11z2女南开大学大三翻译
五、作为策略的划水
划水行为一定意义上时普遍的，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学业态度的受访者都存在划水行为
例如，c1，上课睡觉、玩手机、翘课睡觉、作业水过去、抄作业、学年论文拖延，属于我们常见的典型划水。
C2则与c1不同，比如说老师布置的作业，就不会像社会学那么认真，社会学的问题我会查很多资料，思考得很深入，但是说金融的话，我基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可以了，但是可能会有些名词我不了解，但是我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精力去查阅，基本能够满足老师的要求就好了，划水可能是比较消极地应付老师，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比较积极的策略性行为。其划水更加鲜明体现出指向自身的意义。
对于x而言，则更富有技巧性，了解老师期末要求，出勤到、论文、展示好好做，而其余则选择划水。
对于行动者而言，划水不仅是一种惫懒所带来的无意义的对规训的反抗，同时也是许多行动者精心选择的结果，是他们应对课业的一种策略，不同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会选择是否划水，怎样划水。
比如z2，平时会划水有选择的划。对于本专业不太喜欢，但是出于出国学分绩的考虑，因此在涉及学分绩的内容上不会划水，认真对待。但是其他学校布置的有关学习的方面就会划水，认为这些方面与自身的前途和学业，所以无所谓，把所有精力投入重要的方面。
X则表示，其目标就是保研的九十分，而不是更高，分数并不意味着更多，所以在完成老师对于分数的要求之余划水。
S1则表示，个别课程由于老师讲授太无趣，会在课堂玩手机甚至睡觉。
因而我们可以发现，划水是一种应对无用或无趣的策略与反抗。学校通过课程表控制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规定的事情，对于行动者而言，这些事情除非选择彻底的自我放弃，否则都需要完成，于是面对其中对于他们而言无趣或者无用的任务，选择通过划水的策略应对与反抗。
六、有趣与有用——知识不能换未来
为什么有趣与有用是重要的？
首先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有趣的。有用分为对于成绩有用的以及对于成长有用的，当然对于部分人而言前者也可以转化为后者。
例如对于大一的b同学而言，论文结课的课程选择划水，而高数不会，高数拉下就不会了，会影响期末成绩，而z1同学则明确指出自己明白重心，涉及学分绩的不会划水。但有用还有另一种含义，对于未来有价值，比如对于s1而言，其认为马基等思政课对自己帮助不大，为了就业选择双修，而双修课程学习之后意识到没有什么用处，对于ta而言，有用显然是对于更加长期的就业与发展的用处而非相对短期的成绩。我们认为，这种分化一定程度是因为，并非对于所有人成绩与未来存在线性关系，对于少数学业精英而言，较高的学分绩意味着保研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但对于更多同学而言，分数对未来的作用并不显著。
有趣，则包括有兴趣与老师讲课不枯燥两个层面，但我们都可以笼统认为可以从学习/课堂中获得乐趣。反学校文化研究中，底层学生经常会在课堂中找乐子，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则倾向于课堂有乐子才会更可能不划水，传统规训中，课堂提供知识，学生回馈关注，而无论教学过程是否有趣，一定程度源于知识关乎成绩，成绩关乎未来的相关与转换，但在大学这一转换破产，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同学而言。行动者对于趣味的要求，一定程度体现出他们部分洞察到课堂中知识的无用，大学是一种通过仪式，不违反规范就能过获得唯一有价值的文凭，只有当分数满足较高的要求时，才能转换成现实的优势。
七、自我放弃、自我选择与境遇
因而划水，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情境下的自我选择或自我放弃，对于一些行动者而言，他们能够通过成绩看到未来，例如c2学姐，“学习一年取得好成绩之后实际上难以轻易地放弃它，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的，成绩比较靠前的话，在这个专业就有一定的基础了，学好这个专业之后就会有很多优势，包括奖学金、继续读研究生，不管做些什么，起码都能是比较好的基础。其实我对未来的想法也不是很多 所以在对自己更有用的地方选择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其他地方付出更少的精力，这一策略也有助于其保持在社会学成绩上的优势”，我们将之成为自我选择，对于另一些行动者而言，他们则发现了隐形的天花板，比较极端的如s2“觉得大学应该是提供一个供自己发展的平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人，但自己现在却要为现实的就业等问题发愁，但自己又确实没有就业竞争力，因此非常迷茫。”为了应对这种迷茫情绪，s2同学采取了麻痹自己的行为，选择用逃课、上课玩手机、看综艺等划水的方式暂时忘掉自己不理想的成绩和未来的毕业去向。面对天花板选择部分的放弃的我们称之为自我放弃。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我放弃和选择可以相互转化，例如一些行动者，在自我放弃之后选择考研，形成另一种自我选择。
八、认同、反抗与游离？
我们回到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行动者与主流文化规训的关系
我们认为存在三种可能，传统意义上的认同与反抗以及之外的游离
C2学姐体现了底层认同的非再生产，显然属于威利斯有意忽视的一种类型
“有一些反身性的思考，有很多因素影响我，虽然我可能不自知，包括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信息（去过日本和对比，了解一些，一些信息可能是我不知道的），还有我的性格一直接受体制内的安排，一直是好好的学生，可能觉得我在体制内我收到了益处，可能更多地没有质疑，我从中获利，看到了合理的地方，因为一直在从中获利，我不能否定自己，所以就不能否定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环境，家庭、学习经历、所在位置，很大程度影响到进入大学之后的状态……长大了才慢慢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从小家庭的父母文化水平比较低，在农村，很难给我什么指导，长大之后有意识了才发现读书可能是提高我的地位、改变我的家庭地位的一种捷径或者说比较好的道路，所以我会想要去在这个路上做得更好、走得更长。”
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概括为生活体验使得她更加认同主流价值观，而这一认同是嵌入在她作为劣势阶层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种整体阶层变迁中的，拥有一种超越个体的阶级层面意义，也是我们不同于威利斯当时所处的环境的一点。
在我们的研究中，或者说当前多数基于中国经验的反学校文化研究中，难以找到典型意义上对于主流的洞察与反抗，更多是微观层面的反抗，但真的如一些学者所言的没有意义么？我们回到福柯层面，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权力通过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学校生活中，大量的仪式性的任务体现着权利的规训，而应付、抱怨、调侃正是使这些规训变得虚无、消解，例如转完通知发微博调侃的同学，正如吕鹏曾指出的，“正像别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那些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日常反抗形式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Scott,1985)。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宏观背景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微观制度支持中,后者要求我们理解日常生活实践中(尤其是教育和劳动过程中)“甘愿”和“压迫”结合的方式,以及属于底层的、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政治社会”(陈光兴,2000)。于是,再一次地,问题回到了“民族志的想象力”所宣扬的立场上:通过对普通大众活生生的日常体验和实践的洞察,去发现他们创造性的火花。”
在认同与反抗之外，存在着第三种可能，不认同不反抗，不想认同同样不敢选择反抗，规训被洞察，但洞察之后选择了与主流的合谋，如x同学，利用主流文化，明晰标准，试图从中被选择出来，威利斯指出中产阶级认同的再生产，而我们可以发现不认同的再生产，如果学做工的悖论在于小子们看穿了，抗拒了却再生产了，而游离者的悖论则在于看穿了，不认同的同时积极投身其中使自己再生产。尽管看起来和认同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九、未尽的探索
理论方面，受限于时间精力，我们更多对话对象更多集中于反学校文化，威利斯之外的可能有助于我们讨论的个案研究如Brown,P.1987,Schooling Ordinary Kids:Inequality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Vocationalism.London:Tavistock.（有关工人阶级不认同不反抗而是照办的讨论）爱华赫德《那些年》（技术性劳工阶级子女学校中最省事的方法应付学校各种要求之余进行反抗）等讨论有待我们进一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