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乡村档案 从蒙古草原到贵州大山 2021年第87期（总684期）
从蒙古草原到贵州大山
——探秘安顺市西秀区成吉思汗后裔
李玉琳
车在山间行走，晕头转向、忽上忽下、忽南忽北，我们往往在文字上很难准确的形容出哪种感觉，无非就是“山环水绕”“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等等。
进入山区，这一路过山车式的旅程来说，任何形容词都是苍白无力的。
当一个小时后停下车来时，从车上下来的人无一不是脸色铁青，扶住车门作呕吐状。
“吐出来还好受点，这吐不出来的感觉和半死不活没什么区别”！同伴真的快半死不活了。
这一路，就好比被扔进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里面搅拌了一个多小时，能挺过来真的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这是个叫青杠林地方，地处安顺市西秀区一个偏僻的大山深处，这里生活着中国苗族西部苗的一个支系——蒙正苗，现有苗族人口4061人。
要说青杠林的美，则是裹挟在神奇而又古灵精怪的山林之中的那种神秘，这种神秘更多的是繁多的山峦与林海相连处，形成一个一个雾蒙蒙的洼地凸显出来的，这也正是青杠林最令人迷恋的所在。
安顺西秀区青杠林余姓蒙古包
举目远眺，满眼皆是细雨洗浴过的碧绿浅蓝。
这时，山显示出来的是婀娜，如青石板上走来的妙龄村姑，透着脱俗的秀气与多情。
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里勤劳而美丽的苗族，也不是婀娜多情的山林，而是彪悍的蒙古族。
“马背上的民族”“人类的战斗民族”“征服半个世界的民族”等等，这诸多的光环全部戴在蒙古族的头上都是一点不为过的。
12世纪，蒙古民族从大兴安岭北段西迁至蒙古大草原，经历各种磨难，草原雄鹰铁木真于1206年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政权，随后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大金；1276年灭南宋，进军西亚、进军欧洲，建立起了北纬41.7度——51.6度，东经87.9度——119.9度的蒙古帝国，国土面积达45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占当时地球总人口的五分之四还多。
在我们的印象中，彪悍的蒙古民族一直是驰骋在辽阔草原上，有着追逐着太阳歌唱，枕着马头琴入眠的豪迈情怀。
在贵州安顺的大山密林深处，怎么也无法将其与粗犷豪迈的战斗民族联系起来。
藏在安顺大山里的蒙古包
沿山坡而上，在清幽碧绿的山林间，当一个大大的蒙古包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时，我们还是无法将北方草原的蒙古包与江南贵州大山森林建立起链接。
这个蒙古包的出现颠覆了我们在脑海深处对蒙古包设定的环境背景。
从蒙古包的门上玻璃窗望去，里面空空如也，地表虽然还是泥巴地，但整治得很平整。
蒙古包里挂了一张将军的像，因为很黑，看不清楚画像上的人是谁。
“成吉思汗”！同伴说。
“应该不是”，我对此是持不同看法的。
画像是个骑在马上的将军，和我们在网络，乃至教科书里面常见的成吉思汗像不一样。
常见的成吉思汗像是半身正面像，我们在内蒙古旅游时见过蒙古同胞家家户户挂的成吉思汗像都是教科书里的那幅，而这幅画像是马上骑乘的将军像，应该不是成吉思汗。
如果西秀区的蒙古族要供奉成吉思汗，那何必标新立异呢？
（一）“分手歌”揭开蒙古族
“铁改余”的悲壮历史
走进村支书家，这位王支书是苗族，他的儿子刚刚收到北京林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正高兴得没处撒欢呢，对于我们的问题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是铁木真后代搞的蒙古包，平时没人，只有祭祀的时候他们才打开来祭祖。”
通过王支书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历史上蒙古民族“铁改余”的故事。
蒙古族是贵州世居的18个民族之一，目前在贵州约5. 6万人，但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大融合后的自然迁徙。
然而，最初于历史上的元朝时，大量的蒙古人进入贵州，改变了贵州的民族结构。
元朝灭亡，盘踞西南的元朝梁王巴喇瓦尔密的几十万元朝军队，绝大部分就是蒙古族。白石江战役失败后，这支蒙古部队作鸟兽散，也就最大限度的融进了西南民族大家庭中，这也是贵州有大量蒙古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1369年，元朝将亡，一支蒙古小部队在十个兄妹的带领下疲倦的行走着，这支小部队连妇孺在内只有383人，他们一路向西，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着。
这支小部队当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元帝国大势已去，江山已失，北归蒙古之路已断。而此时，凭借几十万蒙古军队占据着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半壁的元梁王巴喇瓦尔密就成了这群人的最后归宿，是唯一的希望，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路途遥远，一路上蒙古人的身份让他们处境危险，不断有人去世，不断有人离队，悲鸣之情充盈着队伍。
看来要走到梁王的地盘几乎不太可能了。
这天，队伍来到四川一个叫凤锦桥的地方，十兄妹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决定：为了不至于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十兄妹哪怕只保住一支也好，那就只能化整为零，就地分手各奔东西，如果苍天眷顾，后代得以保全，大家以一首“分手诗”作为子孙后代相认的凭证。
我本元朝宰相家，红巾赶散入西涯。
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
否泰是天皆由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十人誓愿归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
余字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千万家。
诗毕，又相约插柳为记，撮土焚香，望空朝北而拜，对天明誓说：余姓子孙永世相亲相认，不得富不认贫、贵不认贱，余、金不准通婚。议定排行12字“位世其昌，永曰芝贤，耀祖应国”。
诗里有句“余字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千万家。”作何解呢？
《分手诗》网络截图
通过来王支书家做客的一个年轻人（蒙古后裔）说：这支队伍是元朝南平王铁木健的九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带领的，在凤锦桥分手时大家决定隐去带有蒙古贵族的“铁”字标记，以“铁”字金字偏旁为姓，但有人反对，说：金字也容易让人联想到“铁”字。
最终大家决定：既然我们江山土地都失去了，那就把“金”字下面的一“横”去掉，大家统一姓“余”。
所以才有了“余字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千万家”和“余”“金”不得通婚之说。
于是，蒙古族历史上“铁改余”的故事便成了史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
（二）南平王铁木健其人及十儿女之西迁
关于铁木健，网络上有很多介绍，明朝官员余子俊所序的《青神余氏家谱》是这样记载的：“世祖之孙铁木健其人也。------”“封铁木健为南平王、东路不花元帅，镇江南。”
网络上关于铁木健是这样描述的：铁木健，元朝人，蒙古乞颜部奇渥温·孛儿只斤氏，元太祖铁木真第五代嫡孙，生于13世纪中后期，卒于14世纪中叶。封南平王，食邑湖广行省黄州府麻城县。自幼在漠南汉地忽必烈军营中成长，15岁随军出征，战功显赫，很得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
由此可见，铁木健从小生长在忽必烈的军营中，这对他的人生成长有着极大的裨益。
因为，作为元帝国皇帝的忽必烈在中国历史上的雄才大略是有目共睹的，他尊儒学，开商埠，善科举，重人才。正是有了这样的包容与豁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才可能在中国做官，也正是有了忽必烈的前瞻意识，才使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巅峰。
忽必烈非常重视儒学和汉文化，为此他为自己的儿子们聘请了饱学诗书的汉学名士为师，以传授儒家经典，所以他的子孙都是儒家弟子。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师从大儒士李孟；
元英宗硕德八刺，不但精通唐诗，还擅长书法；
元文宗图贴睦尔，把大量的蒙古书籍译成了汉语，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大力提倡汉学，并下旨建奎章阁学士院，在皇城内建汉式学校。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十岁便学汉语，
在这样一位统帅身边长大的铁木健自然与众不同。
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铁木健也自幼畅游在儒学书海里。
铁木健于大德年间受封南平王，驻湖广行省麻城县。
期间，铁木健育有九子一女，皆能文能武，九个儿子一个女婿先后高中进士，故有“九子十进士”之说。
此时，元成宗铁木耳之太子取汉名“德寿”，铁木健便效仿太子，以“铁”为汉姓，以“德”为字辈，给自己的十个子女起汉名，分别是“德元、德朝、德真、德辅、德弼、德成、德盛、德隆、德兴、德仙（女）”。十子女分别为王妃弘吉刺氏、札刺儿氏所生，按蒙古习俗十兄妹的排号分别是秀一、秀二、秀三、秀四、庚五、庚六、庚七、庚八、庚九、庚十（女、名金莲）。
铁木健去世后，十兄妹不负众望分别在合肥、南京等地为官。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之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历来有抵触的传统。面对摇摇欲坠的蒙古政权，各地汉民揭竿而起。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领导的起义军，给千疮百孔的元帝国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1369年，铁木健的十个子女带着383口家属随从一路西逃，而此时回蒙古的各条道路已经被切断，全国各地汉民对蒙古人的敌视已经使他们举步维艰，每天都处在生命的危险之中。
于是，在四川一个叫凤锦桥的地方，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或继续赶路，或隐蔽于民间，生死由命，日后子孙以“分手诗”为凭相认。
因隐“铁”为“余”，十兄妹分别改名为“余德元、余德朝、余德真、余德辅、余德弼、余德成、余德盛、余德隆、余德兴、余德仙”。
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十兄妹的后代分别融入了西南地区的汉、苗、藏、布依、栗僳、土家、壮、彝、羌族等各民族中了。
明朝的建立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老六余德成之孙余祥，于公元1418年考中进士，官拜明朝户部郎中，其子余子俊也高中进士，在朝廷为官。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汉民对蒙古族的敌视情绪已逐渐淡去，再加上1449年，明朝军队与蒙古瓦剌军队在明帝国与蒙古边境发生了一场激战，战役的结果以明朝军队的完败，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被蒙古军队俘虏而告结束，史称“土木堡之变”。
由此蒙古势力有所抬头，隐藏于内陆的蒙古后裔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新的认知，他们开始进行族亲之间的联系，修书立说。如余德成之重孙余子俊，著《肃敏祖谱叙》；余德兴之八世孙余大量著《蒙古源流》；余之纲、余之纪两兄弟著《奇渥温铁改余氏宗谱》等
600多年前，这支小部队的行动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600后的今天，凤锦桥边的悲壮分手却给学术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文化谜团。
安顺的这支余姓蒙古人到底是铁木健第几个孩子的后裔？他们是怎么来到贵州安顺定居下来的？种种谜团虽然云雾缭绕，但这也给了我们研究团队无限的吸引力。
（三）安顺的余姓蒙古族
那么，安顺西秀区的余姓蒙古族究竟是铁木健十个子女的哪一支系呢？
“现在，村的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有这个小兄弟还在家。要不是疫情防控得紧，他也早外出了”王支书指着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说道。
“你能介绍一下你们这支余姓蒙古人是从哪里来的吗？”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年轻人都有点所答非所问，不免有点失望。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能问多少算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老辈人说是从四川过来的，好像是叫泸州还是叫泸阳，我也不太清楚，先是到毕节，然后又分成了两帮人，一帮去了云南的昭通，一帮去了铜仁，我们是铜仁的这边，后来就到了安顺。我也不太清楚，都是每年敬老祖公的时候老辈人摆，我们在旁边听，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听，再说，记这个干什么嘛”
“祭老祖公是在蒙古包里吗？”
“是啊。”
“怎么祭的？比如要不要读一段家族是怎么样辛苦？要不要歌颂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之类的？”
“还不是和汉族一样，点香点烛，烧点钱纸，磕头。老辈人倒是讲很多我们余家的古老的事情，但年轻人基本没人听。”
“村里的蒙古老人在家吗？”
“有几个在，但都不是很晓得，倒是有个老人家八十多岁了，他最清楚，每年敬老祖公的时候有好多外地的蒙古人来，就是专门听他摆，可惜刚去世了。”
系统的田野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只能在与之交谈中去梳理其表述中的蛛丝马迹了。
“要不我们去看看一座坟吧，有外省的蒙古人来我们这里都要去看看这座坟的。”
王支书的提议得到我的首肯，他便回家拿了一把大刀：“那座坟都被野草盖住了，不拿把刀估计都走不进去。”
向导砍出通向古墓地的路
坟的地方倒是不远，但隐在一片高高的野草之中，要不是说这里有座坟，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乱草丛里居然埋着一位蒙古人的祖先。
因为那草实在太高太深，一群人走进去转眼便无影无踪。
被野草隐没的蒙古墓
王支书在前面挥汗如雨的砍出了路，终于来到墓前，再把墓前的草砍掉，墓碑终于显现了出来 。
从碑文来看，这座墓碑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孟月初三。孟月，即是正月。
咸丰年间的蒙古墓
1853年2月20日，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天京（南京），这座坟此时虽然地处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但依然使用满清咸丰年号，可见其对正统皇权的认可。
墓碑正文如下：
“皇清待赠肆拾捌岁故显考余公（讳）国栋老正之墓”
墓碑正文中为何用“清”而不用“亲”？是否使用了“皇”字之后用“清”来混淆视听，以便隐蔽其为蒙古人身份的作用。
而“待赠”，是否有“等待”“期盼”有朝一日皇恩浩荡，得以身份的正式“认定”“追赠”的意思，故而“待赠”。
而墓主人名讳为“国栋”，刚好与凤锦桥分手时约定的子孙字辈：“位世其昌，永曰芝贤，耀祖应国”的最后一个字——“国”字辈符合。
此番种种，都给了我们无数的谜团。
“这个墓碑最让外省的专家惊叹是碑的两幅对联，外省的专家说，这个就是蒙古的风格”。
经过他们是指点才知道，这个碑文对联的石刻风格确实不一样：一联采用阴刻技法，一联采用阳刻技法。
“那些外省来的蒙古人说，蒙古人信奉古老的宗教萨满教就是这样的，只要碑文对联用阴刻和阳刻的技法，基本上就认定墓主人是蒙古人”。
墓碑对联的阴阳石刻技法
北方游牧民族的确多信奉萨满教，但这个古老宗教的丧葬习俗多采用自然的丧葬仪式，很少看见如汉人这种圆坟墓地制势。
当年成吉思汗逝于远征途中，便是择地掩埋，不留坟茔，以回归大自然的气魄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然，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被汉族同化后，丧葬礼制有了改进，接受了汉制也未可知，人类毕竟是在不断进步的。
那么，安顺的这支余姓蒙古人到底是铁木健十个子女中的哪一支呢？
根据云南蒙古学研究会的研究结果认为，当年在凤锦桥分手后，十兄妹中的老大带着部属远赴成都并隐藏在四周民间，其他几兄弟南下进入泸州散居。
第七子余德盛率部属继续往西，落脚于四川犍为地区。
李自成、张献中的起义使四川战乱纷纷，民不聊生，人口骤减。为躲避战乱，这支人马举家进入贵州毕节，随后分成三部分，一支就地定居毕节，一支进入云南昭通，一支进入贵州铜仁。
铜仁分支在历史上又进行二次分流：就地定居一部分，另一部分转向云南进发。
途径安顺时，因路途遥远，生死未卜，便将一些不能跋山涉水的蒙古人留在了安顺青杠林。
继续行军的人马最终进入到了云南曲靖、沾益地区并繁衍至今，成为曲靖、沾益地区的重要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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