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雪和哪里的雪都不一样，它不会在车灯映照之下才能分辨，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湿漉漉的泥潭。它像是天公洒下的鹅毛。上学时，下雪最让人激动，我们会悄悄约上几个班，一起向老师发起“进攻”，“缴获”一节体活课，然后冲下去打雪仗，打到亲妈都认不出来。我第一次这么讨厌一场雪。因为在这风雪之中，任何一个艰难前行的背影，都可能是我熟悉的人。按照官方通报，截止4月7日24时，黑龙江已经有87例境外输入病例了，其中84例从绥芬河入境。微博上，#中国公民切勿通过绥芬河口岸回国#的标题被顶上了热搜第一。在北京看到这条消息的我，整个人是懵的。我并非不知道绥芬河有输入病例，但几天前，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我立刻打电话联系家人。父亲说，前几天凌晨一点半，母亲被召唤到医院加班去了。他们公司也停工了，所有业务都分配到了个人，通过线上办理。这个边陲小城陷入了从未面临的危机。医院的警惕性当然是最高的。市医院派人加入了黑龙江医疗队，并将闲置已久的传染病医院加速清理出来，医务人员轮流值班，加强警示，排除隐患。那时大家最担忧的是，全国性疫情能否得到控制，但在绥芬河本地，并未有确诊病例出现。毕竟，这里离疫情爆发中心太远，人口少，娱乐活动也少，没有高危的大型聚集地，病毒传播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人们提高防护意识，多待在家里少出门，就是在为全国抗疫做贡献。三个多月过去了，国内疫情终于得到控制，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绥芬河的“灾难”却降临了。大量境外人员回国，作为中俄之间唯一开放的口岸，这座“十八线”小城成了一线战区。“在外打工和做生意的中国人都在等着回国，俄方把人送到边境线上，他们过一个大铁门，我们再把他们接回来。”“绥芬河的二十多家宾馆都住满了。有的宾馆这么多年没人住，暖气都一直报停，这回也启用了，还是不够。剩下的人只能送到体育馆。”“体育馆？在体育馆住？”我惊讶地问。我实在难以想象，家里唯一那座体育馆要如何安置入境人员。“住？哪有床住啊，是坐里面等检测结果，再根据轻重症分配到其他周边市县。不然怎么办，已经没地方安置了。”“现在都把‘绥芬河’说成‘疫区’了，人家一听是‘绥芬河人’都害怕。”边境线、海关、宾馆、体育馆、医院……我努力回想，在这些地方以外，家乡还有哪些建筑设施？人群涌进来，绥芬河人艰难地在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腾挪，承载量已达上限。我只能反复告诉他们，北京公园的花已经开了，我们已经复工了，我的物资还充足，我一切都好。我自小在绥芬河长大，在来北京读大学之前，离开家的时间，最长不超过12天。绥芬河是个很小的城市，按照官方记录，我们有7万人口。7万是多少呢？北京朝阳区2018年的常住人口是360.5万人，我们不到它的五十分之一。但当地人心里都明白，近些年来早已达不到7万了。绥芬河之于黑龙江，就如同黑龙江之于中国。作为一个百年口岸，绥芬河的兴衰，和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联系紧密。02年、03年，是绥芬河最繁盛的时候，很多本地人和外地人凭着外贸生意攒下了家底。广场上的小贩，可能是文盲，却懂得讲俄语，能和俄罗斯人讨价还价做生意。大街上到处可见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还有扎着满头小辫的俄罗斯小姑娘。我会牵着妈妈的手，大着胆子说上一句：“Здравствуй.（你好）”他们会笑着回应我，我再朝妈妈笑。初中时，我在学校读双语班，同时学习俄语和英语，还参加过学校举办的俄语百词竞赛。在绥芬河的大街小巷，有不少标注俄语的店铺，其中有一些主要面向俄罗斯人经营，繁华的街区不时会放上几首俄罗斯歌曲。这是一座被俄罗斯文化浸润着，充满异族风情的中国边城。俄罗斯东部地区本就相对贫穷，在俄罗斯遭遇制裁，卢布贬值之后，更是雪上加霜。绥芬河对面的俄罗斯城市工资低或发放不及时，购买力下降，导致来口岸旅游的人大幅减少。很多商家赚不到钱或亏损，就离开了口岸。同时，俄罗斯限制木材出口，中国境内部分木材品种关税提高，导致木材加工企业盈利困难，也陆续搬离。假期回家时，我赶上一次绥博会（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兴奋地下了公交，却发现来的人里，大多是老人和正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我深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萧条。国际环境的变化，人口的流失，让绥芬河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活力。外地人离开，部分本地人迁徙，还有许多年轻人前往大城市寻找出路。留下的，大多是扎根多年，亲朋好友都在身边的绥芬河“老人儿”，或是愿意守在这里，享受平淡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人少了，贸易也少了，文化的味道是很难散去的。在绥芬河人的家中，每年过年都会摆上几盘俄罗斯糖果，聚餐时会备上几瓶俄罗斯的果汁或葡萄酒，在外读书或打工的家乡人，会把“俄货”当作年货，带给其他城市的朋友。家乡人们知道，太好的事捞不着，太糟的事也不常有。没有大富大贵，但还有湛蓝的天空，几十分钟公交就能从城东到城西的小日子。每一种生活都值得珍惜，平淡是福，知足常乐。
不同步的疫情，让许多绥芬河人有一种“错位感”，比如高三学生。
各省市都开始线下复课了，黑龙江也不例外。但绥芬河还没有。绥芬河只有两所中学，一所是普通高中，一所是职业高中。职业高中被防疫人员征用，今年的职高毕业生就借用普通高中的教室上课。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三学生和家长们，陷入了最深的矛盾。就线下复课的统一安排，高三年级组织了多次投票，但许多家长出于对疫情的担忧，表示反对。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家长们不愿孩子上学的情况。以前家长们提意见，大多是不满意学校举办课外活动耽误学习，希望学校抓紧一分一秒。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黑龙江其他地区的高三年级已经开课了，自己的孩子落在了后面。可太多其他焦虑随病例增加而涌现。高中在市郊，交通怎么办？公交停了，小区封了，乘坐出租车，安全性能保证吗？住校？绥芬河这么小，大部分孩子从未有过住校经历，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突然和家人分离，孩子们心理上能承受吗？全国疫情状况整体好转时，绥芬河的情况突然变糟。这种不同步的疫情发展，让统一的复课安排难以推进。生命需要被拯救，可升学的压力，焦虑与矛盾交织的情绪，又该如何被安抚？一位绥芬河高三学生匿名写道：“我们计划7号开学，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大人们比我们承受的压力大得多，我家里是做小生意的，开个小店过日子，天天奔忙。突然一下停在家里，谁都受不了，更何况绥芬河那么多做生意起家的，他们更受不了。”一线的抗疫人员努力维护着“防疫闭环”，但在绥芬河，心理上的不安最难隔离。这座“十八线”小城是典型的乡土社会。随便拉一个绥芬河本地人，他同床共枕的爱人，他血脉相连的亲人，他十几年的同窗好友，总会有人身在一线。在老家的同学给我发来消息：“我家就在医院对面，每天在窗边，我都能看到一辆辆急救车，来来回回。我打心里为武汉高兴，我只是高兴不起来。”我身边的朋友刚刷完手机，看到武汉复苏的消息，她特别高兴地笑着问我，你咋又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