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创刊70年·故事】乌人：改稿班的故事

2020年9月我们迎来了《北京文学》70周年华诞。

《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学底蕴。

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曾任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刘恒都曾担任过正、副主编。70年来，一大批作家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或在《北京文学》发表成名作，还有不少铁杆读者一直关注并阅读《北京文学》。数十年来他们与《北京文学》鱼水相依，有了许多值得怀恋并回味的故事。为纪念《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我们陆续邀请部分作家和读者为大家分享他们与《北京文学》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我与《北京文学》

改稿班的故事

文/乌  人

在微信上看到张颐雯发上来的纪念创刊70年 “我与《北京文学》”主题征集活动启事，便想起了一段尘封很久的往事。这就是我参加《北京文学》于1986年11月在京举办的全国青年作者改稿班。当时，《北京文学》为了把这次改稿班搞出个样子，把编辑部所有编辑全部集中到颐和园，用了将近二十多天的时间，从全国将近3000多篇来稿当中选出10名青年作者参加了改稿班。我非常幸运地名列其中。1987年《北京文学》第3期“全国青年作者改稿班专辑”上发表了7位作者的作品。他们是：李国胜的《鸡和蛋的故事》（《小说月报》转发）、华德民的《不能重叠的身影》、李悦的《河流里的黄昏》、辛仲琳的《走走》、傅伟的《黑洞》（这篇小说被《文汇报》以缩写的形式作了推广）和我的《故里杂记》，还有一篇署名黄羽的《灾星》（这位当时没在我们这10位作者当中）。那时，浙江海盐县的余华就以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我至今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那股文学狂热中，我能从全国将近3000名青年作者当中被选入，实在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在这次改稿班上，我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林斤澜先生和李陀的极高评价。林斤澜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曾经这样问我：“宋志强，哎哎……你知道不知道，你和汪曾祺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哎哎……”我说：“不知道。”林斤澜先生说：“你和汪曾祺的差距，哎哎……就一纸之差，哎哎……你要是捅破了这层纸，哎哎……你就是第二个汪曾祺，哎哎……”我说：“我也许一辈子也捅不破这层纸。”林斤澜先生说：“哎哎……那是那是，哎哎……”李陀则对我说：“现在用这种笔法写小说的，活着的著名作家里边，除了汪曾祺，别人没人敢这样写。至于年轻作者里边就太多了。但你是全国第一！”当时，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这样高的评价。我听了之后几乎有点晕晕乎乎的，不知身在何处。

今天再次翻出这本杂志，看到封三上的这张照片，让我不由得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在那次改稿班中，我除了余华和熊尚志的作品没看（好像他们两人没带作品），几乎把所有作者的作品都看了，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也给参加改稿班的作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知道，是第二年我到《北京文学》编辑部时，编辑们笑着告诉我的。他们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去年那次改稿班，大伙儿给了你个什么封号？”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人们叫李悦黄委会主任，叫我黄委会副主任。其他的不知道。”他们就笑着告诉我说：“除了黄委会副主任外，大伙儿还给你封了个荣誉编辑的称号。说你把他们的作品读过以后，都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我听了以后，颇觉意外，但也很高兴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改稿班第一天，林斤澜先生向我们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在介绍我的那组小说中的《黑蛋》时曾经特意说：宋志强，你的那篇《黑蛋》，我们起初看了，不知道你在写什么？我就让所有的编辑都看了一遍，然后，我们坐在一起一块儿讨论，这才明白你写的是什么了。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者的作品，居然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少见！真应了《北京文学》“不薄名人厚新人”的办刊宗旨。

说起这话，我想起了1986年以前的某一年，《北京文学》1至4期，连续三期刊发了余华的小说，小说题目、内容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一点儿，一个是《你也走，我也走》，一个题目好像和星星有关，是写儿童的。这在全国的所有期刊中太少见了！还有1988年4月上旬，《北京文学》在大同举办函授学员面授时，发现了曹乃谦的那组小小说《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便在当年第6期以头条的位置隆重推出，并配发了汪曾祺先生为之写的同期评论《〈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李陀在接待台湾《联合报》几位来大陆访问的记者时，特别向他们推荐了曹乃谦的这组小说。结果曹乃谦很快在台湾红了起来，读者纷纷给曹乃谦寄来信件，说：通过他的小说，让他们对大陆有了一些了解。从此，台湾的杂志就开始向曹乃谦约起了稿件。

这些过往的陈年往事，在《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向喜爱这本期刊的读者略作一些介绍，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期望。期望《北京文学》在未来的路上办得更好，走得更远！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北京文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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