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的启蒙//韩敬群
《唐人绝句启蒙》一书初稿成于1989年5月12日之前，大约1990年元旦之前完成修改，由开明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唐宋词启蒙》成稿大概在1991年6月，开明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第二本书的完稿到出版中间隔了两年多的时间，首印数也比第一本书少了6000册，其中消息颇堪玩味。这两本书的编著者李霁野先生是新文学名家，更是知名的翻译家。他之广为人知一是他以译事受知于鲁迅先生，入未名社，由此追随鲁迅先生并终生受其影响；二是他是《简·爱》最早的译者之一，还译过乔治·吉辛那部有名的《四季随笔》。
五四那一代的作家学者多是博洽古今，淹贯中外的通才，更不必说，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包括古典诗词修养在内的“旧学”本来就是童子功。在《唐人绝句启蒙》的“开场白”中，李霁野先生这样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我到北平辅仁大学教书，住在白米斜街，课后十五分钟可以 到家，要喝两杯茶，休息二十分钟后吃午饭。我想忙里偷闲，读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合适，便找书放在案头，一边喝茶，一边翻阅几首，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其实，早在这两本书问世四十多年前，正值人生盛年的李霁野就已经有过编选唐宋诗词娱妻课子的尝试。这一点，在“开场白”下面的一段文字中交待得很清楚：
稍后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国立北京图书馆已迁往附近。我在那里借到了《全唐诗》，又从别处借到《全宋词》……便用一向只浏览的习惯，看到喜爱的诗词，随时抄录下来。你们的祖母已到我的故乡，随时准备携二子入川，我想用这些诗词首先娱妻；其次选些较为浅显的诗课子，使他们也得到点我童年所感到的喜悦。
陈漱渝先生在《鲁门弟子李霁野》一文中说：“李霁野先生是诗人，写过语体诗，也写过格律诗——仅旧体诗就多达600多首。”1948年，李霁野曾整理所写旧体诗，集为《乡愁集》。1961年，集解放后所写旧体诗为《国瑞集》。1985年，又将二者合而集之，更名为《乡愁与国瑞》问世。他在写格律诗的同时，还尝试着用五七言绝句翻译了菲兹杰拉德用英语转译的《鲁拜集》。可见他始终保持了对旧体诗词写作的兴趣。
他的旧体诗词写作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可以举他比较得意的一首诗为例：
曾记温泉晚渡头，斜阳帆影恋碧流。今朝白鹤腾空去，不负此番万里游。
诗风平易自然，眼前景，心中意，信手拈来，不事雕琢，这与他的文风也完全是一致的。
李霁野先生以80多的高龄，为自己的孙儿辈，编选这两个选本，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诗歌陶冶性灵、澡雪精神的作用的重视。他引用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说“我知道天下没有比好诗更灵巧的教师”，他认为“好诗能启发我们发觉生活中的真善美，纯化我们的心灵”，他的选诗讲诗的实践承续的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中国“诗教”的传统。另一方面，从相关材料可以得知，李霁野先生对从这三个孩子身上体现出的当代学校教育的弊端深有体察，极为愤怒。吴云《缅怀李霁野先生》一文中写道：
八十岁以后，有件事很让李先生恼火：孙子和孙女在两所重点中学读书，这两所学校留的作业较多，他们每晚都要十点或十一点才能完成作业。我那时每次去看李先生，谈话重点总是这件事。他让我到市教育局上告这两所学校，说他们办的是“摧残孩子的教育”。他还曾一人拄着手杖，到其中一所学校找校长，大骂他办的学校是“杀人教育”。
《唐宋词启蒙》中，讲解贺铸的词《石州引·薄雨初寒》“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时，突然插入了这样一段：
你们为啥有点愁眉不展呀？这个愁眉不展，你们容易懂，因为学校作业太难太多，考试看不清意思，答不上来，你们都会愁眉不展。
对拘束在“塞与考两重夹板中间”、深陷当代教育深井之中的孙儿们的窘境，老人有多么深切的感受与同情！他的重拾中国家塾传统，重拾自己四十多年前曾操的旧业，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两个选本都名为“启蒙”，一方面从字面上表明它们只是入门的初级读物，只能供初学者“囫囵吞枣”后“略尝点枣味”；另一方面也是李先生预留后路式的自谦。对自己的孙儿辈，他老实坦率地说：“我没有深入的学力”“我对词并无专门的研究，鉴赏的能力也不高。”但读者不可对他的夫子自道信以为真。这里面有三分的真实；但专门家的、学究式的“别裁伪体”、“考镜源流”以及钩深抉隐、旁征博引本也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他希望的是他的孙儿辈，包括他的读者借由他这两个选本的导引，通过一点启蒙的常识，由浅入深，一步一步接近中国诗歌的美善之境。
唯有生命的火光可以照亮诗歌之美，亲切的人生经验是我们通往诗歌殿堂的门票。这就是李霁野的“诗教”，是他从四十年代开始在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为学生做演讲写作《给少男少女》直到这个时期为孙儿选诗解诗一以贯之的诗学ABC或骊龙之珠，其中最为要紧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经验”，“亲切”：
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自己的朋友一样了……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根本改变，是常有的例子。反之，实生活的经验越丰富，读书的欣赏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广，也就越能领略书中的真味。所以读书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进，才可以达到佳境。光读书而无生活，只尝得到间接的经验，和吃嚼过的饭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读书，却势必空虚、狭小。（《给少男少女·读书与生活》）
说的是读书，与读诗正是一个道理。实际上，后文举例时，分别提到韩愈《山石》“黄昏到寺蝙蝠飞”，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以及张继《枫桥夜泊》“夜半钟声到客船”，恰恰都是诗词的例子，而四十多年后，同一段话在《唐人绝句启蒙》中解析张继诗时几乎完全重复了一遍。
将亲切的经验作为入诗的津梁，解诗的钥匙，这样的例子，在《唐人绝句启蒙》和《唐宋词启蒙》中俯拾皆是。亲切的经验对于赏读诗歌既是如此重要，而对于人生尚未打开，阅历还是空白的孙儿辈，经验不足却正是他们先天不足的短板。所以李霁野先生始终在鼓励他们“多接近大自然，培养多方面的乐趣”，学着“观察、体会、捕捉、描绘”生活中随处都有的美。他甚至时常直接向孙儿们发出建议，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再现诗的情景与意趣。如在讲元稹《东城桂》一诗时，这样说道：“不知你们可有过诗人的妙想，问问嫦娥要不要在月宫中再种两株桂树？……你们可以写一封信给嫦娥，请她答复诗人提出的问题。她既服过仙药，我想她一定还健在。”这样的讲诗，不再是干巴枯涩的文字铺排，而是将生活与诗打成一片，生气灌注，现场感十足。有这样一位热爱生活，富于童心童趣，风趣随和的爷爷，用这样一种别开生面，亲切平易的方式，导引自己进入“自然”与“艺术”的高广深远之境，那三位孩童，正辉、正虹与正霞，该有多么幸运。
在李霁野的诗歌家塾中，生活的经验与诗歌的美感就这样共生在一起。一方面，“生活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艺术欣赏的源泉”，另一方面，诗歌提纯美化了生活，把自然的一花一草，一丘一壑，个人的一悲一喜，一颦一笑包容到人类共通的美感经验之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应该说明的是，李霁野先生欣赏诗歌的“亲切的经验”都得自个人真实鲜活的生活经历，在明确的时间、地点发生，与特定的人物对象相关联，具有饱满丰盈的细节。有的学者在赏读诗词时，也会给生活经验留出一席用武之地。如沈祖棻先生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评析李商隐《夜雨寄北》有这样一段：“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已经摆脱了使自己的感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情之后，时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分析得很细腻深入，但因为缺少与个体经验有温度的勾连，仍不免抽象肤廓，不如李先生回忆奶奶来信的亲切可感。读者阅读李霁野先生这两本启蒙，如果能够懂得以个人的经验观照文学，同时以文学的美感升华人生，让文学与人生在亲切之中互为镜像，互相生发，他以后无论品鉴文学还是阅历人生都会有别样的眼光与发现。
李霁野先生的选诗解诗，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素人的消遣”。所谓素人，大概意思接近于约翰逊博士所说“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他有他专门家不及的过人之处，自然，也会有素人之所短。譬如，不是那么讲究版本，有些地方可能是依靠记忆导致舛误，如李商隐诗《瑶池》“八骏日行八万里”应该是“三万里”，李群玉《引水行》“十里暗流水不断”应该作“声不断”等；有些词意解释不够准确，如将“危栏”“危堞”之“危”解释成“危险”；其中，还偶有一些史实性错误，如将陆凯折梅寄范晔的陆凯误成“吴陆凯”，大概是把人物属地与人名误连在一起了。在分析潘阆《酒泉子》时认为“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两句是“概括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中的记载”，这样的说法，以后事证前事，起码是不够严谨。读者于这些地方，也可不必吹毛求疵，刺刺不休，存而学其长，知而略其短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