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与最优关税政策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s chains，GVC）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模式，引起了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多聚焦于GVC本身的测度，如对GVC参与程度、生产长度以及位置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关于GVC如何影响现实中贸易政策的制定，却鲜见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就政策制定而言，全球价值链正在重塑现实中各国政府关税等贸易政策的目标。例如，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在英国退出欧盟和重新设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占据显要位置。具体到我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报告同时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跃升会如何改变相应的贸易政策，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考察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上，GVC带来的贸易模式变化会影响实施贸易保护的动机。第一，对中间投入品进行征税，将会提高运用该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最终品的成本，一国出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可能会提高本国对进口最终品所征关税（简称“最终品关税”）。换言之，最终品关税可能会随着中间品关税的上升而增加。第二，对进口最终品征收关税会降低国外最终品企业的利润,这会损害为最终品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国内上游企业，继而减少国外最终品生产中所含本国国内增加值（简称“国内增加值”），削弱政府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第三，当国内最终品企业使用国外增加值进行生产时，由进口保护所产生的利得会通过生产链传递给国外上游企业，增加国内最终品生产中所含国外增加值（简称“国外增加值”），这同样会削弱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

此外，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赋予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政治经济权重，以体现对不同群体的重视程度。GVC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征收关税时除了需要考虑国民收入，还要关注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从国内增加值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权重会加强其对最终品关税的负向调节机制，原因在于提高关税会降低国内增加值。从国外增加值的角度看，提高关税可以让部分利得被国外企业所获取，如果国外企业可以有力游说本国政府，那么可能会削弱乃至扭转国外增加值与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关系。因此，国外增加值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便是一个实证上待检验的问题。

由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说：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有正向影响，对中间品征税会加重最终品的关税负担；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有反向效应；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具体符号便是一个实证问题。

本文进一步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检验上述假说。结果表明，中间品关税和国外增加值的增加显著提高了本国对进口最终品所征关税，外国最终品生产所含本国国内增加值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本国对进口最终品所征关税。本文还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关税主要通过产品价格影响最终品关税的制定；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会随着国内增加值的增加而加强,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增加而有所削弱。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理论上，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政策模型，在本文模型中，最终品生产企业会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通过中间投入品的引入，模型在中间品关税与最终品关税之间建立了联系。第二，实证上，已有文献使用的是1995-2011年WIOT数据，并且仅选取了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9 年四个基准年份进行检验。本文利用了最新的2000-2014年连续时间序列WIOT数据，涵盖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时期,在更长时段内考察模型的解释力。第三，本文也是对近期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贸易增加值相关文献的补充，研究方法和计算结果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概括来看，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和政治经济考量对于现实中政府关税政策的制定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存在会推动国家间降低最终品关税，且由于中间品关税的正向传递效应，实际中降低中间品关税的政策会产生更大程度的关税削减效果。然而从政治经济博弈的角度，现实中一些国家会出于对国外企业在本国收益的重视而加征关税。但是本文的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增加而削弱。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仍是推动和鼓励国家间关税降低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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