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余英时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十一）
2013年6月20日，《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2万8千字）结稿，再经过半年的订正，已达3万余字，该文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
《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的撰述尤其刊发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现简要梳理如下：
2011年9月7日：笔者与胡文彬先生讨论《红学学案》第一编案主人选问题——
胡老师：
中秋快乐啊！
曾扬华老先生的《钗黛之辨》我已经收到，特相告！
我又发现，在新时期还有一个人不能漏下，即舒芜先生，尽管先生已经去世，毕竟他的《说梦录》影响还是不小的。如果将已经去世的宋淇先生算进来的话，那么，舒芜也该算进来！
不知胡老师有何见教？
再有余英时是否可以写，他的那两篇著名文章也是七十年代的，这与宋淇相妨，宋的代表作也是七十年代的。是否可以将香港、海外的红学家的成果宽限到七十年代呢？也请胡老师谈谈看法！
淮生拜呈 2011、9、7
胡文彬先生
《红学学案》第一编的写作因出于“舍难取易”的考量，仅将百年红学史中所谓“新时期红学批评”（笔者按：对这一称谓持异议者不乏其人）作为试笔的对象。
于是，凡涉及到所选案主红学成果的发表年代问题，笔者倾向于取时间上的宽限，只有这些成果对“新时期红学批评”产生过深刻影响且具有学术史价值。
是否入选余英时呢？胡文彬先生给予笔者“再斟酌”“再三思”的建议，主要因为余英时彼时政治倾向性的影响，这一建议无疑是出于保护笔者的考量。而笔者则显得有些任性，执意写《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
其实，当时的所谓“坚持主见”既有自己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同时也有相关评论的影响，譬如黄霖先生在陈维昭著《红学通史》序言中的一段话对笔者的影响更大。
黄霖先生说：“就20世纪的红学史中，如何评价胡适、李希凡与蓝翎、余英时的红学观点，可能是最为关键。”（陈维昭著《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余英时先生
尽管周汝昌先生曾对王国维、李希凡、余英时等人的红学研究最不以为然，笔者则坚持认为黄霖先生的判断尤其值得关注。
毋庸置疑，《红学学案》的案主人选颇费笔者心思，第一编拟选12位学人成册，其实“新时期红学批评”颇有影响者又何止12位呢？而且，百年红学史上颇有影响者亦非三两册所能囊括。所以，笔者彼时的规划是拟选60位学人成5册（12位成一册）。
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与师友们的商量过程中，大都不建议拟选60位学人成5册的撰述规划，胡文彬先生、蔡义江先生、梅节先生、乔福锦教授等对笔者的影响最为深切。于是，经过笔者的一番思考，最终采纳了胡文彬先生提议的36为学人成3册的撰述意见。
《红学学案》
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确定以《现代红学学案》命名这一学案体红学史长编著述，所拟写的3册分别为《民国红学学案》《当代红学学案》《海外红学学案》。
值得一提的是，竟有师友将《红学学案》第一编所写12人称之为“金陵十二钗”，既有正钗，焉能没有副钗、又副钗之理呢？此虽戏言，亦可见郑重之意。
2012年12月4日：笔者与胡文彬先生谈《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的写作进展——
晚19时20分，将《题赠胡文彬先生》七绝的改定稿告知先生惠存。全诗如下：
“红楼梦里品仙茗，香满书巢最怡情。谁解人生痴共悟，孤棲幻境总零丁。”
胡先生问及我最近的工作，我谈及授课任务比较忙。所以，余英时“述论”写得比较慢。
…………
胡先生建议：即便写了，不仅严格在纯学术上，而且也要往后放（刊发）。
台湾联经版《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笔者从确定《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的撰述至阅读文献资料之后的写作过程，其间所花费的时间相对于此前所发表的“综论”文章要充分得多。于是，写作的进度自然慢了下来。
2013年4月3日：笔者与张燕萍主编谈《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的编发问题——
上午9时45分，接到张燕萍主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和学校的党委书记一同看望张庆善会长，商谈《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拟与中国红楼梦红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共同主办“‘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的事宜。她同时告诉我：《余英时述论》不能刊发了，因为，她近来阅读了有关余英时的资料，发现他不仅反共，而且台独，怕期刊出政治错误。
我把这情况告诉《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谢定均，他说：河南新闻审查比较严厉、保守，有个刊物发表了关于袁世凯的文章，都遭到批评。谢主编说：你把写好的稿子给我先看，如果是纯学术，我来发！
余英时先生书《寿钱宾四师九十》
彼时，笔者对于张燕萍主编所做的决定并未感到意外，反而格外地理解。此刻，笔者尤其叹服胡先生的深谋远虑了。
笔者之所以转而询问《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前任主编谢定均（现任主编朱雪里），结缘于此前谢主编曾邀请笔者赴《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商谈学报栏目建设事宜。
在笔者的建议下，《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设了《金学论坛》栏目，主要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一个学术平台。笔者当时的考量：郑州有一个《红楼梦》研究栏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乃全国社科名栏），焦作可以设一个《金瓶梅》研究栏目，相辅相成。
话说回来，谢主编虽然做了表态，笔者却并不希望谢主编太为难了。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边修订《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一边寻找刊发这篇文章的机会。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2013年6月15日：笔者与李明新秘书长谈《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的刊发事宜——
下午16时20分，与北京曹学会秘书长李明新通电话，谈《余英时述论》能否在《曹雪芹研究》刊发之事。
李明新秘书长告知《曹雪芹研究》由“四老”（四位学术顾问）商议而定，她只能反映汇报学术上的事。我说：四位学术顾问中已经写了胡文彬先生（《胡文彬红学综论》），暂时写不到其他三位先生。于是，是否坚持把给《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给《曹雪芹研究》也就不言自明了。
李明新秘书长说：有一次聚会时他们也谈及《学案》的标准是什么？是作者自己的标准？还是另有标准？我记得胡先生给我谈过这种意见，今天得到证实。李秘书长希望我可以写写北京西山方面的文章，更适合《曹雪芹研究》。
余英时先生手迹
笔者《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前后始终被问及的问题即“《学案》的标准是什么？”由此可见，《学案》的写作竟受到了学界主要是红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自然是欣慰的。
记得2012年5月15日至5月18日江苏省镇江市举办“曹寅与镇江暨《红楼梦》程乙本刊行22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北京曹雪芹学会和镇江市政府联合主办）会议期间，郑铁生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曾问过笔者：“淮生，你的学人综论写了多少位了？”我回答：“已经写了10位，还有2位。第一阶段写12位吧，够‘十二钗’了。”
郑教授问：“什么时候写到我，看来我只能排在香菱的位置了。”笔者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此番回家不认真把我所发表的这些综论看过一遍，并发表看法，即便写你，也是香菱之后的（言下之意即排不进“副钗”了）。”郑教授则笑答：“我回去一定拜读！”
当时在场的关四平教授听罢，哈哈一笑！此一段“世说新语”般的小故事曾一度在三二师友间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学案》写作的确引起关注了。
《余英时回忆录》
2013年6月19日，笔者给董明伟责编电话告知，请她帮助询问一下燕山大学出版社社长兼《燕山大学学报》主编刘泽权教授，是否愿意接受《余英时红学述论》稿子。
此前，董明伟责编曾邀请笔者做了一篇学术访谈，题为《红学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红学学案>著者高淮生教授学术访谈录》，刊发于《燕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所以便有了这一次的请托。
6月20日下午，董明伟责编回复道：“关于《余英时述论》的情况，我向社长刘泽权老师详细地作了介绍，他的意见是相信您这篇文章一定是好文章，就是2.8万字对于敝刊来说压力比较大，以前刊发过几篇屈指可数的长文章，字数也就在1万1、2千字。敝刊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多发几篇文章，全面发展。如果您的文章能够压缩到1万字，我们还是乐意发的。请您见谅！”
得知刘泽权主编的态度后，笔者甚为感念，尤其董明伟责编如此尽心，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不过，《余英时红学述论》乃精心结撰而成，不仅不能压缩，反而需要再做补订充实，以求精善。此意已决，便又陆续修订了半年时间。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2013年9月9日，笔者收到上海《红楼梦研究辑刊》撰稿人宋庆中约稿短信，他彼时正责编该刊。笔者回复道：“近来集中于港台海外学人学案写作，虽不轻松，却开阔了眼界。红刊第八辑组稿在即，理应支持，现将《余英时述论》一稿奉上，不知可用否？祈望将审稿结果及时反馈，以便另作安排。”
此后，收到宋庆中责编的短信，告知崔川荣、萧凤芝两位主编阅读后也颇为满意，只是“尊作近3万字的容量委实超长，不知先生肯否压缩修改为‘精编版’？若因结构等问题不便，我们拟分期刊发，但每期字数也以1万字以下为宜。”
笔者于9月21日回复短信道——
庆中先生钧鉴：
先生对拙作的溢美实不敢当，本篇的确是港台海外一组中较为用力的一篇。因余英时先生的案头可做的很多，费时不说，取舍最难。现所成之稿并非最佳，也实在不能再做流连，因港台海外写作尚有多篇待写。先生所说难处我十分理解，约稿者的确对于如此篇幅深感困难。如果贵刊打算分期刊发，也是一种做法，我能够接受！压缩之后，文意难以畅然，并非上策，尤其是余英时先生此篇。至于是否等得，实在非我之所想，因《红刊》乃红学刊物，给予支持似为红学中人之当然义务。尽管尚有刊物不弃而约稿，大体皆可完成任务。如果决意刊用，请及时通知为盼，以求放心！
谨向庆中先生的劳动表示感谢，并代问崔先生、萧先生好！
淮生拜呈
《余英时文集》
此一则短信回复不久便有些踌躇了，不仅“精编版”不能接受，“分期刊发”亦非理想之法。于是，便于9月21日回复短信道——
庆中先生：
国庆节快乐！
我又想了想，不该为崔、萧两主编添麻烦了。
决定：余英时的述论撤回！
因红刊字数减为20万，所刊文章不宜过长，这一篇占去这么多版面，于心不忍。况且，不知他人看过是否不安。所以，请先生理解我的想法！
红刊是红学同仁的期刊，理当支持！容后再做短文，以请指导！
请多多包涵。
撰安！
淮生敬上
宋庆中责编对于笔者“撤稿”的决定竟产生了“自责”的想法，这的确令笔者不安。不过，笔者还是及时兑现了“容后再做短文”的承诺，这篇“短文”刊发于《红楼梦研究辑刊》第八辑，题为《<红学学案>写作札记》。
《红楼梦研究辑刊》
笔者在《札记》一文中重申了这样的观点：“红学的生命力取决于值得‘立案’的学人，‘红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就没有方向，由此而言，《学案》的价值应是显而易见的。”（《红楼梦研究辑刊》第八辑，第88页。）
2014年1月10日：笔者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李金齐教授商谈学报栏目开辟问题——
下午5时，到学报编辑部见执行主编李金齐，他兴奋地跟我谈了下午约见邹放鸣书记的成果。邹书记基本同意了他的改版方案，并批准了《现代学案》的栏目计划。第一期刊出三篇稿子：高淮生的《余英时红学述论》、乔福锦的《陈寅恪历史研究考论》、赵兴勤的《徐筱汀戏曲研究学谱》。三篇稿子约8万字，这是学报编辑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
晚6时，在学校招待所餐厅101焦作厅聚餐，李金齐宣布《现代学案》正式开栏。原打算5时拍照，留作第一期封二刊用，因两位教授有事不能到场而取消。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李金齐教授委托笔者主持“现代学案”栏目是希望学报有一个新面目，笔者是心领神会的。“现代学案”是一个学术性很纯粹的栏目，是否办得下去？能否办得好？彼时的笔者则是心怀忐忑的。
并未曾想到能一直办到今天，不仅陆续刊发了近40篇学案文章，而且出版了一部29万字的汇编《现代学案选粹》（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同时举办了一场出版座谈会（笔者按：5月19日，“《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20周年暨《现代学案选粹》出版座谈会”在行政楼行健楼B301会议室举办。
校党委书记刘波、原党委书记邹放鸣、副校长卞正富，学报顾问《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会长龙协涛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期刊界同仁、编委及作者，校内外师生五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笔者以为，近年来的全国高校学报编辑部并未多见此类业绩。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20周年暨《现代学案选粹》出版座谈会
“现代学案”的栏目设置为笔者撰述的《余英时红学述论》落实了发表的去处，这是笔者彼时的一个私心，这个私心并未与李金齐教授交流过。当然，笔者至今相信李金齐教授一定不会介意的。
2014年2月17日：李金齐教授谈他审读《余英时述论》的感想——
我与李金齐通话，与他谈近来约稿情况，以及同赵兴勤教授通报的情况。他说假期一个下午一口气看完了我的《余英时述论》，堪称大家手笔。处理材料拿得起放得下，起承转合非常流畅，叙事能力很强，论争写得很有自己的一贯态度，保持中立，略有倾向性，看起来津津有味，至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论文了，真是一流学者水平。第一期刊出后，问一问北京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力争全文复印。如果字数太多不能复印，再找一找《新华文摘》能否转载。我很受鼓舞，决心努力做好“现代学案”栏目宣传工作。
总之，《学案》的写作应当思维缜密（绵密），克制意气用字。
李金齐教授所谈的审读感想着实令笔者感到意外，“大家手笔”之类溢美之词不过“姑妄听之”而已。笔者倒是对“叙事能力很强”的评价十分地在意，似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
《明儒学案》
《学案》的写作虽基于《明儒学案》而有新变，尤其借鉴了《史记》“列传”之写法和笔法，“叙事能力很强”便是由此而来。
笔者曾在《现代学案述要》一文中明确指出：“现代学案体制，虽旧弥新。一则现代撰述之形制略不同于《明儒学案》之形制；二则现代学案之旨趣较之《明儒学案》略有所增益。无论形制之新变，抑或旨趣之增益，皆显见现代学案撰述者之学术史立意。”（《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014年3月18日上午10时，弟子肖爱华责编通知笔者，新版2014年第1期学报已经印出来了，刚刚送到编辑部。笔者即刻去编辑部取回了6本，除自留外，以备寄赠师友。
大致看了板式，耳目一新，目录选文看起来较为扎实了，于是电话金齐教授表示祝贺。当天午觉后，用一个小时看完3万余字的《余英时红学述论》，没有发现错别字，心理稍安。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
《余英时红学述论》一文的刊发，的确令笔者不禁感慨，当然，主要还是更多的激励即《学案》构思与写作应精益求精，另一篇笔者尤为得意的《王国维综论》一文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完成的。
2014年11月28日：笔者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现任主编范主编谈《学案》写作规划——
范主编富安兄：
发去拙稿“现代学人综论”系列的第一篇《王国维综论》，打算把《现代学人学案》陆续做起来，因兴之所致，便可以从精神上减轻写作《港台香港海外学人学案》的劳累——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了！当然，这样做很有挑战性。海外的《浦安迪学案》也在陆续地做，将尽快交稿。力争于明春把这一系列基本做成，尽力而为吧。
祝好！
高淮生 11月28日
按：近一周来，胃部疼痛，要比以往持续时间长，是最近一个多月综合劳累的结果。这篇《王国维综论》就是在病痛之中截稿的，陆续写了两个多月。原本是为“现代学案”栏目赶写的，由于此间听到李金齐谈及有人在邹书记（学校书记，社科版学报主编）那里提及“现代学案”栏目的文章都字数太多，为了避嫌，也就临时改了主意，交给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现代学案选粹》，李金齐总策划，高淮生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自2010年第6期以来，因为此前的一份“君子协定”的缘故，“综论”系列文章基本上交给《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刊发。创立“百年红学”栏目的闵虹主编曾连续几年给笔者邮寄每一期的学报样刊，笔者觉得总该给她一篇文章支持“百年红学”栏目吧。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没有投稿，是因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既不是核心期刊，彼时的学术影响力也有限（高校教师投稿曾有这样的自觉：宁给“大学学报”，不给“学院学报”）。笔者第一篇“综论”文章即《蔡义江红学综论》给了闵虹主编之后，她回复笔者：“呵呵，等待你此研究系列大作啊！君子协定，均给我‘百年红学’了啊！”（2010年9月11日）
当然，从第一篇“综论”文章开始，便由时任副主编的张燕萍具体负责责编这组“综论”稿，张燕萍副主编在责编第2篇“综论”文章时已任主编。12篇“综论”文章结集出版了第一部《红学学案》，这个过程彼此是同舟共济的。
笔者曾在《红学学案》“后记”中道：“我曾好奇地问过张燕萍女士：两三万字的学术长稿，一篇又一篇地连载不辍，不计版面地催生出一种学术史长编著作，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期刊编辑历史上，有过前例吗？张燕萍女士笑而未答，我的疑惑则至今没有消解。”（《红学学案》第327页）
《红学丛稿新编》
值得一提的是，张燕萍主编付给笔者一篇“综论”的稿酬是闵虹主编的5倍，此后接任的范富安主编付给笔者一篇“综论”的稿酬则是张燕萍主编的3倍。真可谓“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啊！”
当然，笔者并不好意思总是领取这样的优厚稿酬，由于主持“现代学案”栏目的缘故，分流了几篇《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文章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彼时，李金齐主编付给笔者一篇“综论”的稿酬则是张燕萍主编的2倍。由此看来，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似乎可以改写了。
范富安主编给予笔者的支持和帮助可谓不遗余力，只要是交给他的论文稿均及时审订刊发，包括笔者推荐的师友和弟子的投稿。记得推荐弟子拜剑锋撰写的《<周汝昌红学论稿>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一文，半年多的时间，知网下载量已达1830人次，彼此皆大欢喜！
无独有偶，拜剑锋撰写的《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考论》一文推荐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后不久，下载量相当可观，至今已达2711人次，更令大家惊讶不已。（笔者推荐论文稿的基本原则是“学术为先，学术为公”）。
作者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范富安主任（此前任学校办公室主任）接任学报主编之后，一直鼎力支持笔者策划组织了6次红学“高端论坛”“座谈会”，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2015年1月12日上午8时40分，笔者与范富安主编通话，商谈即将召开于中国矿业大学（徐州）的《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筹备进展情况。
范富安主编则兴致勃勃地告诉笔者：“老兄这篇《王国维综论》写得很老练，比以往的都好！当然，我不是说以往的不好。我认为这一篇是最好的！”笔者再一次地感到意外了，竟不无自得地答道：“这是从《余英时述论》开始的转折吧！”通话之后，又将《王国维综论》看了一遍。
2015年8月1日上午，笔者细读《余英时红学述论》之后，撰写一则小文字如下——
酷暑磨人，难述新文；姑且细读旧作，聊以消夏而已。
一则《余英时的红学研究》（即《余英时红学学案》，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第1期）；二则《王国维的红学研究》（即《王国维红学学案》，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5第1期）。
文虽繁复，其义则明；或隐或显，尚可卒读。
独爱此两篇文字！
《周汝昌红学论稿》，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笔者至今“独爱此两篇文字”，有诗为证：
2019年8月3日晨于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