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观念文化的两面分析

——以日本为例

我想，任何观念文化的引入都是双刃剑，即作用于受体自身后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积极与消极）效果。特别需要弄清的是，为什么同样的观念文化作用于不同的地方，就有了不同乃至相反的效果了呢？根本的决定因素应该还是当地原有的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是当地原有观念文化的属性（特点）决定了外来文化作用的后果。

日本当地主流的观念文化是什么，从根本上看，应该还是其神道教的思想文化。神道教的主要思想不外乎宣称日本人的神性以及围绕天皇这个神祇代表的忠诚团结意识。在这种基本的思想意识下，日本人显然愿意学习接受一切他认为先进有益的外来文化，以强大自身；同时其神本意识又决定他从根本上看不起外来文化，必须是有条件有选择地向外学习。

从上述讨论的基点上再来判析徐水生这篇《中国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联》中有些纠缠不清的论点就较好驾驭了。其实确实并非是什么“儒学阻碍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或者也非什么“儒学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的简单判定。而是日本人自始就并不是全盘照搬儒学以致选择性地学习外来文化的。这种选择性正是建立在日本人自有的观念文化视角基础上的。

即使是（日本）明治以前长期的传统农耕社会里面，中国文明虽然声名远播，日本人就近也在不断地学习中国，但他们的学习也是选择性的。周建人就曾经概括其学习的特点为“唐不取太监，宋不取缠足，明不取科举、清不取鸦片”。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当初批判儒家的三个方面：君臣观、学问观和愚孝观，用现在通俗的讲法即是等级观、惟书观和愚孝观。

应当说，中国儒学及其上述三大基本观念总体上并不具有现代性，呈现了一定的落后属性：如君臣等级观无疑会压抑处于较低等级的多数人。学问惟书观则是助长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渊薮。愚孝观更是压制牺牲年轻活力的策源。可实际情况也许并非总是如此负面。假如适可而止，仅在一定的范围或程度上抱持如此三观，其作用和结果又未见得不好。

就日本社会的具体情形来说，显然就并未像西方那样似乎与上述儒学的三观处于完全对立性的状态。日本毕竟同属东方文化范畴，因此虽然大体上在走西化路子，但也少不了一些东方式的社情表现，有的甚至还特别突出，而其整体作用也未见得不好的。比如官场里就有年轻低位者敢向年老高位者直言自己的见解。而日本企业的等级制则相当突出，但效果并不差。

这种情况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应从怎样的理论视角去把握才好呢？可能应该抓住两个重点才能分析得比较清楚。一是人性的视角。即人性总是人脑思想里的两两（多方面）对立取向的普遍性存在。如有等级就有平等，有求书就有求实，有孝道就有叛逆，等等。而评价其社会意义以及个体生命价值，不能简单绝对地作出臧否，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是观念的视角。讲清楚这点可能更复杂。观念即所谓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支配人们大脑运动抉择的基本思想立点（立场）。观念的表达是语词。语词的丰富性对应性差异性是普遍的情况。除此之外，语词（观念）之间也应有主次或先后的分别——在一种较先进的基本观念之下便有利于发挥好次生观念的正面性作用。如日本神道教崇神的高标准要求（忠诚、大局、竭力等非私）观念之下，即使存在一定的等级意识，可能反而有利于秩序的维护效用。

将这种情况反向发散演绎去看，也很容易找到相关证实的事例。比如（来自西方文化的）自由观念，就无论从其流行的历史，还是实际产生社会效果的好坏来讲，都应该是一个晚生性从属性条件性的观念——具体讲，自由应该服从服务于契约、赎罪、奉献等观念才好。换句话说，如果缺乏前述，甚至抱持与之相对的关系、恩惠、索取观念，“自由价更高”的推崇践行自由观念，那样的社会后果就未必会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