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以辞害意——伦炳宣诗论文选（四）

谈谈以辞害意

伦炳宣

（一）

“以辞害意”语出《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朱熹集注：“文，字也。辞，语也……言説《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全句意思是，解说《诗经》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才是对的。这里，孟子强调的是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正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说：“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后人将此句提炼为成语“以辞害意””又叫“以词害义”，辞典上的解释是，因拘泥于辞义而误会或曲解作者的原意。

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古老的成语往往被论诗者引用，而且总与诗词格律紧密挂钩。凡是讲到放宽格律要求时，或者不以格律为然的人，必以此语来佐证，好像讲格律就会以辞害意，不以辞害意就不能讲格律。其实这种使二者对立的观点，是对该成语本意的曲解，用错了对象。不能以辞害意是对读诗解诗之人而言，而不是对写诗者所说。当然，写诗之人，无论写格律诗还是写非格律诗，都要做到用辞准确，不能为了语言的华美而影响了思想内容的表达，但这和格律诗中的格律没有必然的关系。不以辞害意和遵循格律是写格律诗的两条规则，二者都不可偏废，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对违律之处进行辩解。中国文字浩瀚，其中有大量的同声、同韵或意义相近的词语可供选择，只要细心钻研，不可能挑不出适合使用的文字。再加上语法修辞的变化，叙述表达方式的转换，是完全能够达到既合乎格律，又合乎诗意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诗词的过程中要反复推敲，在遣词造句上狠下功夫，力求用更准确的字眼、更规范的格律形式，把意象意境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诗人，无一不是没有严格要求的人。而就此生出“捻断茎须”、“千改心安”、“一字之师”的故事也不在少数。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功夫下到，善于推敲，就一定能够在浩瀚的字海中挑选出适合诗意需要的词句，格律约束也就难不住作者。就连我们这些诗词爱好者的小角色，也有同样的经历和体会。我有一首五律《焦桐赞》，是为纪念焦裕禄逝世五十周年而作，全诗是：“根生厚土中，养分自盈充。冠盖荫寒士，花英念逝翁。沙狂何奈我，叶壮正防风。目远云天阔，枝高不蛀虫。”其中“花英念逝翁”一句就是经历了调整语法和修辞、变换表述方法多次修改后，才从出律到合律。原作是“花英恋蝶蜂”，从单句上看似乎并无不妥，其意境也不错。但与全诗比较，却有明显的硬伤，主要表现在违背了韵律。按平水韵，“蜂”属“冬”韵，和该诗所用“东”韵不能通押。按新韵，“蝶”是平声，违背了相间的原则。如果坚持此句的意思不变，遵循所谓不以辞害意的“格言”，大可不必再行修改而就此搁笔，使作品留下既“说得过去”又“合理”的瑕疵。事实上，到达理想的终点总是有路可走的，此路不通自有蹊径。出于这种理念，几经捻须，终于山穷水尽处探得柳暗花明，从变换意象入手，将“恋蝶蜂”改成了“念逝翁”， 把人们思念焦裕禄的感情融入到作品中，既符合了格律要求，又创造了更深的意境，产生了全新的效果。

（二）

诗，尤其是格律诗词，其语言必须是浓缩的精华，其内涵一定是深邃的意境。因此，以辞害意的情形是不能够发生的。当然，这种情形的发生决不是来自于格律的严谨，也不会因不遵格律而避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文学素养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在古人的诗词中，确实有不少看似不合乎格律规范的作品。当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也时有出律。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一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诗词格律的确定不是由某朝某代某个人一纸令下，然后让人们去共同遵守，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无数诗人词家反复提炼后逐步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乎现今已固定的格律是很自然的现象，尤其是在近体诗形成初期的作品。二是不要用固定的模式看待事物，把本不是同一类格律诗词硬要用该格律去对照、去定义。如李白的《静夜思》，其实就是一首古体绝句，何必要按近体律绝要求呢？再如崔颢的《黄鹤楼》，本来就是古体诗，只是诗句中多有律句，故有人把它叫做“入律的古风”，为什么非要用律诗的格律去对照呢？三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脱离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环境。如李白、苏轼以豪放著称，不少诗词是在激情之下即兴吟唱，难免出律。正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说：“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毛泽东诗词也有出律，曾多次让人修改，有些没有改正过来自有各种原因，不必详细考究。我们在阅读欣赏这些名著时，如果纠缠在个别出律字眼中，曲解误会作者的本意，这才是真正的“以辞害意”。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把诗词中特别是把名人、伟人诗词中的个别出律现象，视为“不以辞害意”的典范而去盲目尊崇，为自己不严谨的创作态度或者懒惰行为寻找借口。

我们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辩证的观点，也是善良的包容，但绝不是纵容。同样，对于诗词中个别出律现象虽情有可原，但并不鼓励和提倡。中华诗词学会在《二十一世纪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举凡近体律绝、词曲诸体的格式，平仄对黏法则，以及曲调谱式，应保持不变，不应以改革为借口任意改动”，当然也不能以“不以辞害意”为借口，有意去破坏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主张对格律诗“求正容变”，而这种“变” 应主要体现在诗韵改革上，这就是在“求正”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代声韵变化的语音实际。不加改革就无法适应时代，走向大众，难以展示诗词声韵之美”（同上）。当然，对诗词中个别“拗句”或因“拗救”不成而破格，虽有“合掌”却不失为佳句等突破“正体”的“变格”也应包容，不必过于苛求。但瑕疵毕竟不是美玉。

当前，我们正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期，有着非常宽松的创作环境，各种新兴诗体正在发生发展，如果不愿接受平仄格律的束缚，可以转写其他诗体，如古风、新古体诗、自度词甚至于自由诗，等等，何必非要挂上“不以辞害意”的遮羞布，附会在格律上呢？正如马凯同志在论及新古体诗时所说：“鉴于不讲平仄即非格律诗，这类诗尽管也是五言、七言，却不宜冠以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之名。同样道理，只是在字数、句数、大体押韵上符合某个词牌或曲调但不讲究平仄的作品，也不宜冠以XX词牌或XX曲调”，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不以辞害意的诠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