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心与神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

如何保养我们的身体，如何安放我们的心，这是人生问题中最基本的两大问题。前一问题为人兽所共，后一问题乃人类所独。

心总爱离开身向外跑，总是偷闲随便逛，一逛就逛进了所谓神之国。在人类文化历史的演进中，宗教是早有端倪，而且早有基础了。肉体指的是身，灵魂指的是心。心想摆脱身之束缚，逃避为身生活之奴役，自寻它本身心的生活，神的天国是它向往的乐土。任何宗教，都想死后灵魂进天堂。不只说有灵魂的佛教，则主张无生，憧憬涅槃。

心离开身，向外闲逛，一逛又逛进了所谓物之邦。科学的萌芽，也就远从人类文化历史之早期便有了。本来要求身生活之安全与丰足，时时要役使心，向物打交道。但心与物的交涉经历了相当久，心便也闯进了物的神秘之内圈，发现了物的种种变态与内情。心的智慧，在这里，又遇见了它自己所喜悦，获得了它自己之满足。它不顾身生活，一意向前跑，跑进物世界，结果对于身生活也会无益而有害。

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相传达摩祖师东来，中国僧人慧可在达摩前自断一手臂，哀求达摩教他如何安他自己的心。慧可这一问，却问到了人类自有文化历史以来真问题之真核心。至少，这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人人所有的问题，是人人日常所必然遇见，而且各已深切感到的问题。达摩说：“你试拿心来，我当为你安。”其实，达摩的解答有一些诡谲。心虽拿不到，我心之感有不安是真的。禅宗的祖师们，并不曾真实解决了人类这问题。禅宗的祖师们，教人试觅心。以心觅心，正如骑驴寻驴。心便在这里，此刻叫你把此心去再觅心，于是证实了他们无心的主张，那是一种欺人的把戏。所以禅宗虽曾盛行了一时，人类还是在要求如何安放心。

宋代的道学先生们，又教我们心要放在腔子里，那是不错的。但心的腔子是什么呢？我想该就是我们的身。心总想离开身，往外跑。跑出腔子，飘飘荡荡，会没有个安放处。何止是没处安放？没有了身，必然会没有心。但人类的心早已不愿常为仆役，早已不愿仅供身生活做驱遣。而且身生活其实也是易满足，易安排的。人类的心，早已为身生活安排下一种过得去的生活了。身生活已得满足，也不再要驱遣心。心闲着无事，哪能禁止它向外跑。人类为要安排身生活，早已常常驱遣它向外跑，此刻它已向外跑惯了。身常驱遣心，要它向外跑，跑惯了，再也关不住。然则如何又教人心要放在腔子里？

人心不能尽向神，尽向神不是一个好安放；人心不能尽向物，尽向物也不是个好安放。人心又不能老封闭在身，专制它，使它只为身生活做工具，被奴役，这将使人类重回到禽兽。如是则我们究将把我们的心如何地安放呢？慧可的问题，我们仍还要提起。

中国的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父的心，走向子的心里成为慈；子的心，走向父的心里成为孝；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里成为忠与恕。心走向心，便是孔子之所谓仁。心走向神，走向物，总感觉是羁旅他乡。心走向心，才始感到是它自己的同类，是它自己的相知，因此是它自己的乐土。而且心走向心，又使心始终在它腔子内，始终不离开它的寄寓之所身。父的心走向子的心，他将不仅关切自己的身，并会关切到子之身。子的心走向父的心，他将不仅关切自己的身，并也会关切到父之身。如是则身心还是和合，还是相亲近，相照顾。并不要摆弃身生活来蕲求心生活之自由与独立，心生活只在身生活中觅得它自由与独立之新园地。这是孔子教训之独特处，也是中国文化之独特处。

心与神、与物和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那是心之大安顿。其枢纽在把自己的心量扩大，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扩大。如何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扩大呢？主要在心走向心，先把自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他将会感到他人心还如自己心，他人心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慈父会感到儿子心还在他心里，孝子会感到父母心也在他心里。因此才感到死人的心也还仍在活人的心里。如是则历史心、文化心，还只是自己现前当下的心；自己现前当下的心，也还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如是之谓人心不死。

来源：钱穆《如何安放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