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精粹丨海外中医药抗疫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上）（第599期）
从2020年初至今，我积极学习国内外抗疫经验，并灵活运用于中医药抗疫临床，曾先后远程救助西欧多国新冠瘟疫患者，主要为普通型患者100余人，并积极治疗新冠瘟疫后遗症患者数十人，疗效普遍满意。
2021年3月，比利时当地主流媒体《安特卫普报》对我进行了采访，并正面报道了用中医药抗疫所取得的成绩。
在运用中医药抗疫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有必要认真思考，正确对待。尤其值得海外中医业者加以重视。
一、坚持中西医合作，尽量规避法律及医疗风险
基于目前的海外中医现状，我们要坚持中西医合作的抗疫理念，尽量规避海外法律法规及医疗方面的潜在风险。一定要借助西医的诊断和抢救措施，不要自揽麻烦及风险。海外中医业者多没有获颁当地医师资格，并没有完全的法律保障，中西医合作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海外华人中医专家积极抗疫，取得了很大成绩，值得称道。但切实推进中医药纳入医疗体系，更显紧迫性，可谓时不我待也。
我个人在欧洲抗疫之初即创新出中西医合作框架下的微信网络方舱，并在此框架下积极救助过新冠瘟疫患者100余人，主要是普通型患者，均取得满意疗效。对于部分重型无基础病的新冠患者，海外中医业者可以谨慎接诊。如果患者家里备有氧气包之类，则更可接诊治疗。而重型有基础病住院的患者，也可以争取参与治疗。但我们不可刚愎自用，千万不要劝患者只信自己或者只信中医药，而应当客观告知患者及其亲属病情，叮嘱应保持与家庭医生甚至医院传染病科的联系。此外，不宜劝阻病人服用退热类西药，如扑热息痛，要尽可能地规避法律法规上的潜在风险。
“胆愈大而心愈小，智愈圆而行愈方。”在微信网络方舱中，应坚持每天查房，并作好记录。新冠瘟疫病，疫毒成分混杂，临床症状各异，传变诡异多端。切忌以自己治疗个别病案的成功经验简单推广到所有病人。应积极预防新冠病情突然发生变化，如炎症风暴之类。要时刻警醒远程诊疗存在四诊资料不全及观察病人失真的问题。
据经过中医药治疗的病人反映：他们比那些没用中药的人好得更快，恢复得更好，而且几乎没有乏力疲倦及嗅觉味觉失灵等其他后遗症状。因此，他们能够更快地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中。
中医针灸对新冠后遗症诸症确实有效，但也要辨证施治，并持之以恒，缓缓图功而不宜追求速效。否则，可能会欲速而不达也。
二、新冠瘟疫的病因是一种疫毒，而不是普通的六淫之邪
古代医家早已认识到，某些急性热病可能有别于六淫所致的外感热病，而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疫病”。它们的致病因素可能是一种“异气”。比如明·吴有性的《温疫论》就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他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清·戴天章的《广瘟疫论》，将吴有性的“温疫”病名改为“瘟疫”，其用意可谓深长。
各种瘟疫的致病病因为“异气”。古医籍中或有“疫毒”、“疫气”、“戾气”、“毒气”、“厉气”、“疠气”、“乖戾之气”等不同叫法。“异气”本身可能就具有一些类似六淫的致病特点，且经过了杂合浑浊毒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异气”比六淫之邪致病力更强，毒化更明显，致死力更高。但它并不是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邪。而且导致各种瘟疫的异气之间，其致病力、致死力及其它毒性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新冠“异气”虽具有某些类似外感六淫的致病特点，但并不是外感六淫之邪；也不必兼夹六淫之邪。可以说：“夫新冠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新冠异气所感。”但也可以说：“新冠之为病，非风似风、非寒似寒、非暑似暑、非湿似湿、非燥似燥、非火似火，乃天地间多种非时之气杂合浑浊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异气所感。”
这种特殊的“异气”，就是导致本次新冠瘟疫的中医学上的病因。我觉得，将它定名为“新冠疫毒”或许更为恰当。而其所对应的西医病因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
就像西医界不会将新冠病毒（SARS-CoV-2）与其他致病细菌及病毒相混淆一样，我们中医界也不宜再将新冠瘟疫的病因──“新冠疫毒”，与外感六淫、内生五邪、七情、痰饮、瘀血等致病因素混为一谈。但这并不否认上述致病因素可能会在新冠瘟疫发病过程中产生一定影响。这也不否认六淫之邪在新冠疫毒形成及演变毒化过程中可能的作用。
这种“新冠疫毒”所致的疫病可命名为“新冠瘟疫”或“新冠毒疫”。而所谓“湿疫”、“寒湿疫”、“湿毒疫”、“浊毒疫”等命名，难以反映出新冠瘟疫的实质或全貌。
三、坚持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基本原则，最好做到一人一方
“新冠之为病，非风似风、非寒似寒、非暑似暑、非湿似湿、非燥似燥、非火似火，乃天地间多种非时之气杂合浑浊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异气所感。”
新冠疫毒致病因素混杂，临床表现各种各样，远程看病问诊，四诊资料难免不全，且有可能失真，加上脉诊完全缺失，因此，我们很难做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更难把握疫病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尽量做出基本方向正确的诊断，在治疗处方给药上做些预判，在给病人几剂中药或科学中药的同时，多准备几种中成药。一般以五天为一疗程，中药不宜多给，因为病情会有变化；而只给1-2剂中药，也不太现实，因为在疫情管控之下，外出取药也并不方便。
要注重扶正驱邪，时时顾护脾胃，扶正以扶阳为主。《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扶正不一定需要用补益药，果断驱邪也可以扶正。不过，易于损伤正气或阳气的治法及方药要慎用。不可片面地强调攻邪，苦寒、甘寒之剂，得斟酌剂量。新冠疫病病因病机复杂，非单一致病因素所致，故不宜纯用汗、清、下之法。即使阶段性可用也不可过用。尤其是不可滥用峻汗、大清、峻下之法。更何况远程诊治，四诊信息不全，尤其是脉象阙如，无法做到脉证合参。抗疫实践充分证明：“乱治瞎治，不如不治”，精心顾护正气，扶正即可祛邪，至为紧要。
我在治疗第一波新冠疫情发热咳嗽病例中，分别使用过小柴胡汤合藿香正气散加减；麻杏石甘汤合小柴胡汤加减，并加用藿香正气丸；荆防败毒散合小柴胡汤化裁；麻杏石甘汤、银翘散合小柴胡汤加减；麻杏石甘汤合银翘散加减；桑菊饮合麻杏石甘汤加减。基于欧洲的实际情况，在用药上做了相应替换。比如，可用香薷、桔梗、杏仁等替代麻黄，知母、芦根替代石膏之类。而其替代疗效，堪称可嘉。
第二波及第三波病人近100例，处方多以伤寒经方与温病时方结合起来运用，比如用合适的仲景方与后世的达原饮、银翘散、三仁汤、甘露消毒丹、止嗽散、桑菊饮、桑杏汤、荆防败毒散、藿香正气散等结合应用。总以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为要。一般可在服用5-10剂中药之内，病情得以扭转，症状明显减轻，甚至症状尽除。
中药效果普遍满意。但中药剂量不必过大，过大反而易致腹泻等症。欧洲新冠瘟疫病例，腹泻早期即可出现，未经任何中西药误治，藿香正气丸一般有效。而中西医误治，苦寒伤阳，中阳亏虚所致的腹泻，其实并不常见。
同一家人患病，病证表现不同，治法也有异。比如，有位旅比华侨，一家四口先后发病，病情均有发热，但其他病症各不相同，辨证分型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在选方用药上，也是有同有异，甚至完全不同。国内的“三药三方”有一定指导价值，但绝不能照搬照抄。
所谓“寒湿”的征象，多表现在胃肠、肌表及舌象居多，但证型分类总体上并不以“寒湿”为主。透过现象看本质，貌似“寒湿”征象的背后，其致病因素的实质应责之于“新冠疫毒”。
饮食调养也很重要。猪排、牛排不宜多吃。清淡而营养丰富，是必要的。过于膏粱厚味，并不利于病情缓解，可能助湿生痰等。
四、疫毒所致的体疲乏力，大多不是正气元气大伤所致
新冠疫毒阳性患者出现的体疲乏力多为疫毒闭阻所致，与湿邪困阻存在一些异同。限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但这种体疲乏力，可能并不是正气元气大伤所致，一般不宜补气养阳、补血养阴等治疗。我远程接诊过新冠疫毒阳性病人100多人，多是普通型和重型无基础病患者，普遍都有身疲乏力之自诉，有的患者甚至自称感到极度疲乏无力，但治疗上基本没有用补益之品。随着疫毒逐渐减轻，身疲乏力之症也会迅速改善。这种身疲乏力与新冠疫毒后遗症的身疲乏力之症，病机上多不相同，故不可同日而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