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 作
作者：乔治·斯塔贝克 河 西
字体：【大 中 小】
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191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1934年毕业于荚国著名的瓦萨女子学校，同年结识女诗人玛丽安·穆尔，在把握诗歌精微之处的技艺上深受其影响。194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北与南》，奠定了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后移居巴西达17年之久。1955年的《诗集》获得普列策奖，1969年，《诗合集》获全国图书奖，1979年因患动脉瘤突然去逝，享年68岁。她的诗歌严谨、细腻，韵律巧妙，既是对现实事物的冷静描摹，又充满了超现实般的奇异幻想，文词精准而富于暗示，是继玛丽安·穆尔之后备受尊重的女诗人。
斯塔贝克(下简称斯)：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促使你选择成为一名诗人?
毕肖普(下简称毕)：我12岁的时候参加夏令营，有人给了我一本诗集，是哈里特，门罗的第一本诗集，使我印象深刻。此前我从未读到过像这样的诗。我读过艾米丽·狄金森早期的诗歌，但我并不太喜欢她。我姑妈的家里有勃朗宁、勃朗字夫人、丁尼生、英格斯拜等人的传记。
斯：但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并且对自己说：“在与我同时代而又走在我前面的诗人中，我将不得不接受某一位的指引?”
毕：我想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奥登可能是这样一位诗人。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奥登出版了他最初的几本诗集。我和几个朋友对他很感兴趣。他的第一本书给我极大的震撼。
斯：我在你的早期作品中并没有看到多少奥登的影子。事实上，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发觉你最接近奥登早期风格的其实是你的一首新作，在这本新诗集中有一首《12点钟的新闻》。
毕：对，那是我新写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是想模仿他的风格，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他。
斯：有一首《在边境上》好像是在10年之后突然冒出来了。有一些诗句可以在其中找到。
毕：的确，那首诗《12点钟的新闻》是我多年之前写的那首诗的另一个版本。我想大概是韵律上有些分别。是的，我曾经想把那首诗写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写的第一版与越南或者其它任何特殊的战争毫无瓜葛，那只是幻想的产物。这是一种依靠事物与你相遇获得灵感的写作方式。我早期写过一首诗，一首长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这首《公鸡》或多或少是关于战争的，大部分写于佛罗里达州。大概一年前，许多朋友请我去朗诵这首作品，我突然意识到它听上去很像女权主义者的宣传诗，一点都听不到最初创作它时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随着时间推移，事物对你而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斯：真有意思。让我看一看，能否在这本书中找到它一一在这儿：
在那蓝色的薄雾中，
它们瑟瑟发抖的妻子在赞美
公鸡，它们冷酷地站着，以麻木的眼神
冷冷地旁观；同时，
从它们的喙那儿升起
不受约束，代代相传的啼鸣。
恐怕这几句诗已经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标语了吧。你将永远无法脱离女权主义的标签。顺便说一句，我听说你的《加油站》一诗被印成了女权主义的传单。
毕：真的?
斯：以一种近乎糟糕的方式，其制作者是莫娜·凡·杜恩。在布莱德·洛夫讲座上，她以诗歌朗诵来代替演讲，每一首诗都出自8位美国妇女的手笔，诗与诗之间还穿插着几句话。其中有两三首诗似乎是用来示威的，因为太传单化了而没有朗诵。罗宾·摩根的诗……
毕：哦，天哪，真是的。
斯：在那种语境中，你的诗看来是完全被曲解了，变成了一篇论述“妇女关系”的论文。
毕：但这首诗里根本就没有女人。
斯：但是有罐子啊，花朵啊……
毕：是的，还有针织的台布。
斯：女人尽管没有“出现”，但显然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
毕：而事实是我从未考虑过女性，我知道你们那儿的男人……
斯：证据是明摆着的。
毕：我从未……这难道不奇怪吗?显然，无论是谁组织了那玩意儿，我都不会同情她！那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
斯：好吧，那你认为哪一首是你女权主义的宣言?
毕：任何一句都不是。现在想来，《公鸡》的第一段也许可以算吧。但我真的从未以那种方式来思考诗歌。宣言诗歌……
斯：回到大学的话题怎么样?
毕：那是些令人沮丧的日子，诗歌是抑郁的结果。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将要成为共产党员。我只是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反面。因此，我站在了T·S·艾略特的一边。我从未给女权主义运动传输过思想，直到……
斯：由于一个男人——奥登——的影口向，你开始找寻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诗人。
毕：在我12或13岁时我拿到了那本诗集，我想应该是序言中哈里特·门罗谈论到的霍普金斯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她引用了一首诗的不完整的片断，什么“衣衫褴褛的、破衣烂衫的、乱七八糟的”等等。我为那些诗行深深的着迷，然后在1927或1928年，我上学的时候剑桥第二版的霍普金斯诗集出版了，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有一段时间，我写下了一些非常拙劣的模仿之作，后来都被我销毁了——我希望全都销毁了。
斯：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哪一位女诗人对你影响很大?
毕：没有，我从前不会因性别来划分诗人，今后我也不会。有一件事我必须澄清一下。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即使在那时，或者在其后的几年里，凡是女性诗选，或女性的期刊杂志向我约稿，我一概辞谢不纳。我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将男女分离、对立起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走向了误区。我想这种想法源子女权主义的理念——可能比我了解的还要极端。
斯：我在诗歌创作班任教时，曾经亲眼目睹性别主义事件的发生。碰巧有几个年轻的女诗人，对，她们正在有系统地进行实验，试图给她们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为她们在女诗人中找到一席之地。阿德里安娜·里奇说她曾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因为生活设施的简陋、报酬的微薄以及其它各种困难，她不想在那儿浪费时间，但她认为男女学生在班级中应该是平等的。
毕：真的?
斯：真的。应该承认妇女的地位，显然妇女应该受到保护；应该着手公开的宣传，深入地、积极地参与到女权主义运动中去。
毕：在学校的时候我从不觉得男女学生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有什么冲突。差不多没有。可能也有那么一两次，是和一个男孩。也许是我不理解他的行为，抑或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太重视礼仪了。我们班的学生相互之间几乎都很有教养，甚至可以说是优雅；他们似乎都把对方看成为她们的朋友，是和她们一样的、平等的个体……她们之间很少争执。在那里度过的两个学期，我所面对的都是非常优秀的班级。我为毕业前一晚的班级写过一首《聚会》，我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她们现在都什么样了……
斯：你对文学创作班都持一种赞成的态度吗?
毕：不，我一直反对开设这样的班!我劝告学生们应该多学一点拉丁语，拉丁语或者是希腊语，对写作会大有裨益。我有种直觉，如果一位伟大的诗人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或哈佛大学求学，他／她很可能躲在某处写诗，而根本不会去参加创作班。然而，我也有几个学生写得很不错(我认为有两三个人是“天才”，还有几个也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我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在他们之后的生活中仍能继续阅读诗歌。你能教他们什么?诗歌真的能教授吗?我是个老女人，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朋友。我给他们布置作业。我发现很难不让他们重写诗歌或散文。我试图不对他们说：“这是你应该写的吗”，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
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毕：唔，他们有时同意我的观点——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温顺地听从我的意见！
斯：这样做为什么好像是很危险的，我们差不多要被禁止这样做呢?我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我支持你的做法。去看看画家们吧。我第一次走进美术创作班，看到教授手里拿着一支画笔、一把调色刀绕着学生们转时，我很吃惊。
毕：仅仅为了修改线条?
斯：是啊，学生们先在画架上画，然后由他来修改。
毕：几年前，有个学生水平低劣。他很聪明，但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天分。我给他布置作业，很严格。当我们大声地朗诵自己的成果时，我强压怒火，我说“好吧，毕竟我不奢望你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份作业真是让我难以忍受。”他很生气，说：“你不应该那么说！任何一份作业都不仅仅是作业，它是一首诗!”是啊，现在我认为他说得没错，错的是我。另外，关于“女权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我想我的朋友们，我这一代人大部分都在女校里学习(但我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作家)。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了太多的“压制”，以至于如果他智力正常，并且如果他并不缺乏幽默感，那么他在很早的时候会认同一种坚定的反讽立场。你一直在试图习惯，因此你甚至意识不到“压制”。在我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评论对我总是青睐有加。但在文末他们经常会说：“这是这个年中、或者说今年、这个月最优秀的女性诗歌。”好吧，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吗?你知道吗?你已经习惯了这样来看待一首诗，甚至期待着这样一首诗的出现，以此为乐。当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女诗人。我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件，你读过吗?
斯：我一直在收藏和阅读玛丽安·穆尔的书信。
毕：哦?
斯：是罗彻斯特大学的图书馆刊印的。
毕：噢，我也有。安东尼·赫克特寄给我的。但那并不特别出色。当然，我不否认它们很吸引人。和她通信的那个女子——希尔德加德·沃森——最近去世了，她可能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但这些信中的大多数都是像穿什么衣服之类的闲聊。我有她的信，不少，其中有几封——特别是漫谈式的、个人化的、谈论文学的几封——相当精彩。讲故事、旁征博引、描写细腻，那本小册子很有趣，但我相信她还有比这更出色的书信。
斯：你现在还在读伍尔夫吗?
毕：我在读《伍尔夫全集》第二卷，要比第一卷有趣得多。我个人认为第一卷让人厌烦透顶。但那是在她和她的丈夫伍尔夫创办荷加斯出版社的地方写的。你可以看到她是怎么形成她的偏见。她并没有太多的抱怨，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当她写《三个几尼》——她的第一本女权主义著作——的时候，她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在评论中，她有好多次想要倾诉她的不幸……你知道她能得到的只是磨难。你读过《三个几尼》吗?不可思议的小册子。我记得这本书就在这儿(我需要一名图书管理员)。书橱底下这块地方应该放的是地理和旅游方面的书籍……噢，这儿有一本伍尔夫的书，可惜不是《三个几尼》。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这些书了。(茶几上有圣诞节的糖棍。)薄荷棒。你知道我们过去常用薄荷棒做什么吗?把它插进柠檬望，用它来吸柠檬汁。哦，我想我这辈子总是迷迷瞪瞪的。开始的时候我学的是音乐，音乐是我的主修课。但不知何故，我碰上了困难。我喜欢音乐，但是我放弃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接着我又学了一段时间希腊语，确实，在语言方面我不太擅长。之后，当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该去学医。在当时，我就得多学一年化学和德语，而之前我已经放弃学德语了。事实上，我还向康奈尔医学院咨询过。但当时我已经发表了几首作品，朋友们——部分是因为玛丽安·穆尔——阻止了我——不仅仅是阻止了我。
斯：你曾向《日晷》杂志投过稿吗?
毕：《日晷》已经停刊了。有其它的杂志……
斯：那为了阻止你进医学院求学，穆尔小姐是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