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影中的消费异化呈现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美国“黑色星期五”购物节期间，线下客流量锐减，但线上交易额创最高纪录，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2%。在资本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早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逐年增长的数据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而电影作为社会的镜像，对消费异化的现象进行了多维投射。
欲望都市：符号消费与身份迷恋
根据英国畅销书作家索菲·金塞拉（Soophie Kinsella）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2009）是一部情节流畅的好莱坞叙事电影，主人公丽贝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购物狂。因为一次意外，原本想去时尚杂志工作的她变成了一名财经编辑。令人可笑的是，因消费无度欠下大量账单的她，居然还负责教人理财。后来，丽贝卡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她由此进入事业的上升期。但在生活中，丽贝卡依旧深陷消费的旋涡无法自拔，并一直隐瞒自己欠下债务的事实，直到在公众场合被追债人揭穿真相，她才幡然醒悟，最终在父母的帮助下成功戒除购物瘾，重新挽回了爱情和友情。
无独有偶，《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时尚杂志社的故事：一心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安迪误打误撞进入了《天桥》杂志社，成为了时尚女魔头米兰达的第二助理。高档的写字楼里充满了时尚的气息，而刚进杂志社的安迪穿着朴素，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安迪开始寻求改变。伴随着快节奏的剪辑，她身上的时装快速变换，影片用安迪外在的变化展现了其内心的蜕变。
这些西方电影极力刻画灯红酒绿的都市景观，营造时尚的氛围，加上精致华美的奢侈品牌、灯火璀璨的商场以及上流派对等场景，在视觉上形成了极强的冲击力。在这种情境下，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在《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1970）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后工业社会，消费已经不是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进行，人们关注的是附着在商品上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比如在消费中所体现出来的地位、品位、时尚等象征价值。人们在进行符号消费时，往往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与优越感。而且这种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寻找一种认同感。例如《穿普拉达的女王》中，当安迪想要融入时尚圈时，她就通过时尚产品所属的符号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时尚产品不仅是身份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模仿的标准。但是这套标准不仅会桎梏个体的创造性，还会使得一些人深陷阶级崇拜。在影片《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 1961）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霍莉出身于普通家庭，而象征上流社会的蒂凡尼珠宝是她无法触及的商品。因此，她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只要衣着得体地站在橱窗前，便能融入上流社会，触及那遥不可及的身份和地位。上述影片中人物由于虚荣心作祟，沉迷于物欲之中，价值观扭曲，甚至在商品所属符号的诱惑下失去了理智，成为盲目的消费者和商品的奴隶。
物化世界：身体消费与主体迷失
现代社会中，美容、美发、美妆等行业日益繁荣，而这些消费大都是围绕着女性身体展开的。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引领下，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外在，其身体成为消费的载体。也就是说，“身体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种经过设计和包装的、能令人产生欲望的，并具有公共影响的消费品”（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因此，在消费表象背后，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身体消费的异化。
改编自HBO同名电视剧的电影《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2008）讲述了生活在美国曼哈顿四位时尚女性的故事。片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繁华的街道、灯火通明的楼房以及狂欢的派对等画面都真实地展现着纽约这座国际都市的喧嚣，同时也在书写着当代都市人的消费欲望。据统计，在短短135分钟的影片里，四位女主角的服饰达到了惊人的300多套，例如LV、Dior、Prada等时尚单品更是数不胜数。她们尽情地打扮自己，穿戴潮牌、购置奢侈品、涂抹妆容，在消费社会营造的陷阱里无法自拔。
在消费社会中，身体成为一种产业，女性按照模特的样式乐此不疲地“打造”自己的身体，寻求着一种类似工业标准的美，却忽视了美在自然的文化内涵。《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中，主人公丽贝卡被商店的促销广告吸引，即使刚收到900美元的信用卡账单，她还坚持要买一条围巾，因为她认为这条围巾可以提升自己的气质，于是她不惜用谎言套现支票进行购买。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营造一种女性身体解放的氛围，而这种通过身体消费来构建自我主体意识的方式，往往是身体物化的外在表现。
女性身体逐渐物化、商品化，随之而来的是成为男权文化中的消费对象。在男权主导的消费体系中，大众媒介运用依附在商品上的符号价值，提供各种各样的身体消费活动，女性就在这样的价值指导中陷入消费的陷阱，最终成为男性审美的消费品。电影《蓝色茉莉》（Blue Jasmine，2013）中的主人公茉莉拥有出众的样貌，举止端庄优雅，但她的人生似乎都是围绕着男人而设定的，追逐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身份认同。为了嫁给富商，她不惜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选择在最后一年辍学。第一段感情破裂后，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却依旧穿戴奢华，努力用物质维持自己还是上流人士的假象。为了接近议员，茉莉用各种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就在两人谈婚论嫁之时，其虚伪的表象被妹妹前夫一语道破。在经历了性别解放后，女性原本可以尽情地享受性别带给自己的快乐，但是在这种身体形象塑造中，女性成为了“被看”的对象，同时也成为男性炫耀的“产品”。
拜金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之殇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曾说过：“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然而在当代社会，伴随着无限扩张的欲望，人们迷失在金钱滚滚的旋涡中。
根据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2013），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爵士时代”的故事。功成名就的主人公盖茨比为追求黛西，每晚在家举办狂欢派对，后者在利益驱使下主动向前者投怀送抱。一次车祸，盖茨比被黛西的丈夫嫁祸为肇事者，最终命丧泳池。彼时的美国沉浸在一战胜利的喜悦当中，加上工业文明的急速发展以及法律的松懈，人们逐渐在物质享乐中迷失自我。黛西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她先是为了利益嫁给汤姆，后来又在物质驱动下主动投入盖茨比的怀抱。但是在盖茨比的葬礼上，黛西以及之前参加派对的达官显贵都没有出现，可以见得，在那个无比喧嚣的年代中，人和人的关系是通过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样扭曲的关系注定会成为时代的悲剧。
同样，由莱昂纳多主演的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也是一部讲述金钱至上的电影，影片无时无刻不在的酒池肉林、奢靡之风更是将资本主义丑陋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贝尔在罗斯柴尔德公司当一名接线员，负责向他人推荐股票。就在他通过考试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他重回起点。随后，贝尔进入“廉价股票”公司工作，凭借自己异于常人的销售天赋，他的业绩越来越好。后来，贝尔又与邻居唐尼以及一帮朋友自立门户，经过多年的打拼，贝尔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但因公司涉及灰色收益，触及法律，贝尔等人被FBI盯上，最后事情败露，贝尔被抓入狱。在影片的开头，主人公贝尔就向观众讲述自己的奢靡生活，这种物质至上的理念将金钱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即你的人生意义就是不断地赚钱，要赚更多的钱。盖茨比和贝尔都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的异化个体，他们的价值观展现了西方社会的时代之痛：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物质极度膨胀，加上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人们的道德开始沦丧、信仰开始缺失，最终坠入精神的废墟。
在消费主义社会，大众在对物质盲目的购买与追逐中陷入疯狂，此时的欲望不仅是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及冲突。电影将符号消费、身体异化及拜金主义通过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现代人的空虚与迷茫；同时告诉观众：我们不仅要找回物质最本真的状态，还要在不断转型和前进的社会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