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唐汉奸少, 明清汉奸多? 核心有二个字, 如今基本失传!

翻开中国汉奸史，就会发现一个奇特之处，即：汉唐汉奸少，明清汉奸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难道，熟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果真犹如普通人一样，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

大家都知道，“舍生取义”才是儒家的重要精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苏武、文天祥、南宋十万军民齐跳大海殉国，而誓死不做汉奸！因此，投降夷狄做汉奸，向来不是古代读书人的传统！然而，为何明清汉奸却又多如牛毛呢？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或许主要是儒家一种核心文化的缺失！换一句话说，不是儒家文化不硬气，而是读书人太软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缺失的文化，关键只有二个字，如今基本已经失传！

在揭开谜底之前，先谈一谈“中国危害最大的汉奸”，或者说“中国排名第一的汉奸”。对于这一话题，很多人可能认为是秦桧、范文程、中行说、洪承畴等人。其实，南宋时期的许衡才是，他创造的一个理论，为无数投降派扫除了精神障碍，可以心安理得的做汉奸了！

“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相信大家肯定听过这句话，意思很明确：忽必烈来了，多尔衮来了，读书人都可以投降，寻求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族群认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即基本保护了读书人做官的权力！

那么，这一理论在汉唐之前有吗？答案很残酷，没有，那时讲究的是“华夷之辨”！这是南宋之际，处于金国统治范围内的许衡创造出来的！在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句话，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投降做汉奸，肯定是会让人不齿。

显然，当许衡这一理论横空出世之后，任何读书人，都可以相信“识时务者为俊杰”，投降做汉奸就没了心理障碍和道德约束，可以心安理得的投降夷狄了！需要说明的是，许衡是河北人，教科书中有“许衡问师”、“许衡不食梨”的典故，如今河北还有许衡中学！

那么，汉唐之人为何不愿做汉奸呢？关键有二个字，即：知耻，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死不惧而辱不受！《论语子路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大家都知道，岳飞在《满江红》中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说的不是“靖康之乱”，而是“靖康耻”！因为这一事件，对大宋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奇耻大辱！

正因为如此，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十万军民宁可跳海自杀，也不愿被俘，以避免再次遭受“靖康耻”，这叫“舍生取义”、“宁死不屈”！当然，宋朝是一个思想争鸣的朝代，也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所以有投降派，也有知耻派！

从汉唐来看，汉武帝自卫反击匈奴时，全国上下都有恨，都有一种耻辱心，因为汉初有白登之围，后来有匈奴屡次入关抢劫，所以感到耻辱，想要一雪前耻！李世民反击突厥时，不也有一雪前耻的决心？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时代，对北方游牧民族报复心非常强，关键就在于知耻！

到了明清，基本上就没了羞耻心了。清军入关后，吴三桂、洪承畴、钱谦益等迫不及待的投降，毫无耻辱之心，有大智慧的退一步自己海阔天空了，但天下却遭难了。至于到了清朝，周培公、姚启圣、施琅、曾国藩等，死心塌地的为“主子”效力，摇着尾巴向“主子”邀功，何曾对自己行为有一丝羞耻之心？

不客气的说：任何一个不“知耻”的历史名人，都成不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基本都是软骨头！留梦炎、张弘范、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如果把他们塑造成民族硬骨头，估计只会教出一群投降派！

相反，冉闵、岳飞、文天祥、陆秀夫、郑成功、夏完淳、李定国、张同敞、瞿式耜等，才是民族硬骨头，值得一代又一代人的学习！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将这些硬骨头定义为“阻碍统一”，一旦再次上演崖山之战、甲申之变时，中国将会发生什么？

如今，我们纵论许衡、张弘范、范文程、洪承畴、纪晓岚、曾国藩等人的大智慧时，本质上却是对先贤和烈士的嘲笑！如此一些不忠不义于民族之人，基础人品都有问题，何谈“退一步”、“忍一时”、“识时务”的大智慧呢？然而，在最近千年来，没人有去计较，什么是无底线的退一步，无底线的忍受，无底线的识时务。

在忍一时、识时务的思想指引下，无数汉奸为异族出谋划策、出仕为官，帮助了异族的同时，也让自己功成名就！更为重要的是，直到今天，仍有人为英国制造的鸦片战争、日本制造的抗日战争、清朝的奴才文化等摇旗呐喊！说到底，这就是不知耻的下场！

最后，还有三点需要说明，（1）如今“知耻”的文化，虽然从我们文化中，几乎被剔除了出去，但在日本却很流行，比如因知耻而切腹，（2）知耻之人，或许过于刚烈，过于方正，不够圆滑，不够识时务，但却是中国传承下来的关键，因为先烈抵抗的鲜血，让异族知道，不能过于压榨中国，（3）宋朝还有这种耻辱精神，但经过元朝之后，明清基本就没有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从古至今就没有羞耻心，谁来就臣服，就犹如隔壁某国一样，那么中华文明还能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