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故事】浅论张载之后“关学不盛”的三大原因
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二次辞官,归乡途中病故。尔后，学界以此为分界岭,认为自张载去世后关学“日渐不起”,其生前的辉煌盛况和贯世声誉已不复存在,甚至更有史家就此做出“张载去，关学亡”的论言。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关学作为新儒学思想的代表流派,其影响力之大、传承时间之久,是世人有目共睹的。纵然张载的去世对关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以至于横渠书院一度门可罗雀,但绝不能就此泯灭张载之名、关学之功。之所以出现此种“关学不盛”的说法,想来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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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阶影响
中国古代,某一学术流派的兴旺与否多和其创建人或主要传承者的背景身份有密切关联。学术思想精深宏大固然重要,宣扬者的社会身份和家世背景也不容小觑,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彼此成全。比如贵族出身的儒圣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司寇(管理刑狱审判的官员,相当于今天国家的司法部部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初为汉景帝身边的博士,后担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宰相长达十年之久。占据中国思想界统领地位长达四百多年的程朱理学,其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即“帝王师”。明代中叶,稳坐学子仕人思想阵营头把交椅的王阳明曾官居两广总督、南京兵部尚书等职,且被明廷赐封为“新建伯”,以示褒奖。有官方背书加持,王阳明的“心学”一时大热。
此外,无论何种学术思想能否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青睐也相当重要,君权至上的时代,帝王的垂青甚至可以决定一种学派的兴衰。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僧恶儒家之说,就有了焚书坑儒,儒学近乎灭绝。汉武帝却极力支持儒家,一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孔孟思想再度成为统治阶层的座上宾,得以中兴。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叶高歌猛进,得益于朱熹之说备受南宋几代帝王的推崇,其本人亦成为宁宗的帝师。如此待遇,对朱熹学派的发展自然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反观关学创始人张载,从1057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外担任基层地方官,职位偏低,二次受诏后担任的也不过是同知太常礼院(礼官),这样的官阶很难助力其学说从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更可悲的是,张载死后在翰林院许将的努力下,皇帝才下召“支丧葬半费”,而一年前其弟张戬去世时,朝廷抚恤的丧葬费竟是“全支”。官方的态度不言而喻。1092年,张门弟子张舜民欲为恩师的功德“讨个说法”,遂上呈《乞追赠横渠张子疏》,却并未获得哲宗皇帝的回应。
可见,官阶的高低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是古代学派兴衰的两个风向标,关学后期走向没落正是由于缺乏此二者的加持。
2
弟子转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学派能否存续并发扬光大需要门徒们的群体努力。不可否认,伟大的思想天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但在，信息较为封闭的年代,如果没有形成规模庞大的人为传播之势,再优秀、再先进的思想也很难得到发展。张载去世后,一部分门下弟子,如刘公彦、田腴、邵清等人继续先生未竟的事业,致力于关学的发展和传承;一部分如李复、游师雄、张舜民、种师道、薛昌朝等人,勤于躬行,在各自当官为政的领域继续弘扬先生的治世思想；还有一部分弟子转投洛阳二程门下学习伊洛之学,很多都是张载生前的得意弟子,如“蓝田三吕”、苏昞、范育、潘拯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吕大钧可谓关学的首席弟子,而今先师离世,他却率先“背弃师门”,这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而张载生前最为器重、人称“颜回再现”的弟子吕大临,在转投二程后竟又成了“程门四先生”(吕大临、谢良佐、杨时、游酢)之首,不得不引人深思。据史料分析,当时转投二程门下的关学人才远比坚守张门的弟子实力雄厚，声望也更高,这对关学的发展实在是一次重创。难怪朱熹在研究关学时,竟将其渊源和血脉归入洛学。朱熹此行固然遭到“识横渠之学不全”的批评,亦不能否认,张载弟子转投二程门下是后世学人形成“关学不盛”说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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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摧残
在官阶不威、弟子转投的背景下,关学的传承和延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这也是张载去世后横渠书院“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原因了。张载去世的第二年,即元丰元年(1079年),朝廷在翰林学士许将等的建议下,敕封张载为“宣明”。这样的身后追赠显示出皇权对关学的肯定和鼓励。于是,在多方的努力和期许下,以及铁杆弟子李复、张舜民等人的倾力复兴中,关学缓步向前发展。
怎料,未及中兴局面到来,靖康元年(1026年),北方女真金人的铁蹄便踏破了汴梁城,北宋竟然亡国了。康王赵构带领一众遗臣逃奔临安,组建了临时政府,是为南宋。宋室南渡,北方的大半国土沦丧于金人之手,关中一地则首当其冲。由于金人文化落后,轻视学术发展,加之为从思想层面控制宋人,他们实行愚民教化,不仅废止科举考试,而且阻挠学术流派发展,致使北方的学人们不能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关学的发展戛然而止。反观二程洛学,因金人南下时已有杨时、游酢等人在南方广为传播,不仅没有停止传播,并且诞生了新的理学阵营,如福建的“南平学派”等。洛学门徒李侗成为二程之学在南方的嫡系传人,其后朱熹也拜李侗为师。如此一来,洛学在南宋得以延续香火,在远离战乱的南方再次兴盛起来。
可深陷“震中”的关学就没那么幸运了。南宋的一百五十二年间,关学始终遭到冷藏,成为无人问津之学。蒙古人进入中原后,继续依照金人的做法,对思想文化进行严酷打压,还对民众按种族不同进行分层管理,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作为,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学术发展了。后经一批程朱理学家们的倾力努力,最终于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诏书恢复科举,同时规定将程朱理学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由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官员的必备知识,明清时代则更进一步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而关学也在同恕、许衡、杨恭懿等名儒的大力推进下,逐渐从沉寂中走向重生。元贞年间(1295-1297年),朝廷在以前崇寿院的基础上改建了新的张载祠.元泰定四年(1327年)七月,朝廷诏令地方修葺张载祠,并在祠前建成横渠书院,形成后祠前书院的格局。随着元朝统治阶层对理学态度的转变以及对张载故地的重视,尘封已久的关学又重新焕发出生机,走向新的思想高度。而此时,距离张载去世,关学已足足在冰窖中冷藏了两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