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媒体笔下的陈寅恪

作者：刘克敌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相对于梁启超身份及兴趣的多样性，其他三位的学者身份更加单纯，而陈寅恪因很少介入社會活动以及回国之初暂时没有多少研究成果，更是较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对陈寅恪留学德国一事的报道，这出现在1910年第八十一期的《南洋官报》上，内容如下：

督部堂张批留德学生陈寅恪秉恳请给咨送入柏林大学专习文科据秉已悉。该生远涉重洋，以自费生愿入柏林大学专习文科，志趣殊堪嘉尚，应准缮给咨文一角，仰即赍呈出使德国大臣查照送学可也。此批。

据笔者检索相关数据库，这应该是国内有关陈寅恪的最早见诸媒体的报道，是陈寅恪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可惜卞孝萱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没有收入，其他有关论著似乎也未有这方面的论述。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和胡适同机到达南京，对此《申报》、《前线日报》等都有报道，陈寅恪也有诗作特意记录此事，题目很长：《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显然这日期他不会记错。据唐萱回忆，他们到达南京后“只住一晚，即搭夜车往上海，等轮船来广州”。而陈小彭的回忆则只说“坐飞机到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没有更具体的说明。但1948年12月20日的《时事新报晚刊》，在题为《记陈寅恪》的报道中说陈寅恪和胡适同到南京，大概是为当局“拿古今中外历史作鉴，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使干戈化为玉帛”，如此说来陈寅恪和胡适（尤其后者）其实承担有重要的使命，按理不会很快离开南京。虽然这是记者一厢情愿的推测，但看其口气，似乎该文发表时陈寅恪还在南京。对此还有一条佐证，就是该年12月24日的《诚报》刊登了署名为“天神”所写的《陈寅恪钦佩郭沫若》的短文，内容是说陈寅恪来南京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在获知陈寅恪到南京后，曾邀请他到校讲演，彼时其校长为陈寅恪当年在清华的同事顾毓琇。顾毓琇与陈寅恪相识多年，关系密切，所以他邀请陈寅恪顺理成章。至于作者“天神”究系何人已无法确认，但从他在《诚报》上所发表的《胡适预言失败》、《傅斯年研究哲学》、《何香凝勉强北上》等文章看，此人对当时文化思想界动向较为熟悉。根据此报道，陈寅恪在讲演中称赞了三位历史学家，就是郭沫若、范文澜和翦伯赞：“当今治史学专家，如郭沫若，如翦伯赞，如范文澜等人，虽思想立场方面，不与本人相同，但本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则颇有可取之处，并不能一笔抹杀。”如此条报道为真，即便所说讲演事可能是在数日之前，即便记者可能并不清楚陈寅恪的具体行踪，但从陈寅恪十五日到南京至此文发表的二十四日，已经有九天之多，那么陈寅恪在南京可能并非只住一晚，则与现有一些记录矛盾。因为无论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还是卞孝萱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都依据唐萱及陈氏后人回忆，认为陈寅恪到南京后次日即乘夜车去上海。但据《申报》报道，陈寅恪和胡适等人12月15日下午六点三刻才到达南京，时间这样仓促，陈寅恪当无心情马上去作讲演，因此，唐萱及陈氏后人对此事的回忆可能有误。不过无论如何，假如《诚报》此则报道真实无误，则应为现有关于陈寅恪公开讲演的最早报道，对此如果有进一步的佐证资料，无疑会丰富陈寅恪的公众形象。

纵观民国时期媒体对陈寅恪的报道，大致都限于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这样的身份，即便陈寅恪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其身份也决定着不会有较大社会影响。不过，在1931年底，倒是有一篇陈寅恪仅仅牵头署名的文章，引起较大社会反响，这就是《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政策》。该文共有七位著名学者署名，而实际执笔者为吴其昌。他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院，和陈寅恪多有交往。陈寅恪不仅曾为其撰写的《梁启超传》写序，还向陈垣写信推荐吴其昌，在信中全力为吴其昌担保：“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此文署名者除他们二人外，还有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蒋廷黻、黄子通，均为彼时著名学者教授。其中黄子通可能有些读者不太熟悉，他系浙江绍兴人，著名哲学家和翻译家，彼时在燕京大学任教。

该文首先发表于1931年10月6日的《晨报》，然后被多家报刊转载，据笔者统计至少有《斗报》、《日本研究》、《三民半月刊》、《新社会》、《精武画报》、《决心》等六家，有些在转载时还加按语，可见影响之大。据该文后面吴其昌的附记，可知此文是他所写。吴其昌自幼接受严格教育，国学基础极为扎实。入清华国学院后拜在梁启超门下，学业更是突飞猛进。对于自己的学术造诣，吴其昌也极为自负。据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透露，他小时候其父曾聘请了唐兰来家塾给他讲《说文解字》：“当时唐先生在我一位叔祖家里教家馆，每周来我家一次。他在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过学术性副刊。稿件全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唐先生后来曾告诉我，吴其昌先生曾对他放言：‘当今学人中，博览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我对唐先生的才华横溢和博洽多识深深钦服。”

吴其昌虽为一纯粹学者，却极为爱国。据说1926年参加“三一八”大游行，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夫人诸湘、弟吴世昌乘车到南京，在中山陵痛哭绝食，呼吁全国民众抗日，一时传为爱国壮举。所以，他能在国难当头之时撰写此文，并力邀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签名发表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七位署名者中，顾颉刚现存日记和书信中没有明确记录和此文撰写发表有关的内容，但顾颉刚日记中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还是发表了不少议论，爱国之心可鉴。此外，顾颉刚还在1931年11月21日日记中特意记录了吴其昌一家绝食事：“吴其昌全家以绝食请愿，闻不知所往”，由此可知顾氏对该文署名事当然不会拒绝。再查傅斯年及陈寅恪现存书信，也未见相关内容，不过笔者找到一条辅助证据，即1931年9月22日傅斯年写给陈寅恪、罗常培等人的信，信件内容为他们“史语所”同人曾开会并形成议决案，请蔡元培向中央建议“对日绝交宣战”，坚决反对不抵抗主义并要求“政府惩戒东北当局坐失疆域之罪”。因蔡元培已经赴粤，傅斯年即写信征求意见，看下一步如何进行。在傅氏此信下有陈寅恪的签注：“时局已与会议时稍不同，而蔡先生又赴粤，故当时所拟稿似不甚适用。姑俟时局之推移如有我辈能尽一分之责处，再酌请蔡先生建议可也。前信似可不发，仍请诸公详审而行之。寅恪，九月二十二早写于卧榻之上。”在陈寅恪此签注后，其他各位如罗常培、李方桂、刘复等均同意陈氏意见，建议缓发。由此可见，陈寅恪、傅斯年等人虽然未能通过蔡元培向南京政府建议“对日绝交宣战”，但完全可能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向政府施加压力。此外，陈寅恪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也间接说明陈寅恪为何署名第一。为此还有一条佐证：据1932年1月22日《申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国难会议名单，出席者全系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在披露的一百八十九人名单中，就有陈寅恪。在此情况下，吴其昌把自己撰写的文章首先请陈寅恪署名并列为第一就很是自然。至于吴其昌为何请这几位署名而没有请其他学者例如胡适等，当与吴其昌个人的师友交往圈子有关，或者其中还有待发之复。

此文开头第一句就是“日本之必欲吞并东省，以苟延其经济脉络之残喘，此殆为世界上人人所公认者”。文章随后详细分析局势，给出具体的建议，不仅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而且其分析其所提建议，从事后看也很有战略眼光。该文结尾很有特色，引用《左传·哀公元年》中“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这极为有名的一段话收束，不仅与开头呼应，也再次表明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卧薪尝胆”、坚持抗日救国的决心。

吴其昌这一时期和陈寅恪、顾颉刚等一起参与的社会活动还有不少，例如对故宫文物是否南迁，他们也公开发表了意见。对此，1932年9月2日的《申报》以“北大敎授请中央勿迁故宫古物”为题作这样的报道：“（北平）北大敎授陈寅恪、顾颉剛、吴其昌等，联名致函中央各要人林、蒋、汪、胡、蔡、于等，请勿迁移故宫古物，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保障古物完整，以息国人惊欵。（一日专电）”当日的《申报》并为此附加一则相关消息：“（北平）政务会委员因故宫博物院无人负责，今未赴该院调查。（一日专电）”此外，《申报》在9月4日再次在“要闻”栏目报道此事，以表示对此事的关切。其中陈寅恪等所发表电文中的原文予以披露，以下为节选：

为子孙争光荣，以保障此故宫古物之完整，诸公诚能受尽言乎？则请实行下列各项：（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方法。（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且故宫文物，最足为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之代表，近数十年来，国外人士渐加注意，且颇有人从事研究，则此文化品之完整保存，亦我民族对于全世界文化应尽之义务。敌虽狂妄，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若今日国家失地，尚未收复，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毁。恐孝子慈孙，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惟诸公重思之，且有以明示也。

专此敬颂

勋祺

顾颉刚、陈寅恪、洪业、吴其昌顿首

九月一日

对于此事，顾颉刚在其该年8月29日日记中有“吴子馨来，商改保存故宫古物电稿”一句，可与之互证。故宫文物是否搬迁及如何搬迁，为当时舆论极其关注之大事，在陈寅恪等发表阻止搬迁电文后，故宫博物院也在9月7日的《申报》上发表声明，对搬迁文物一事进行解释及辩护：“总之，各界诸公，其爱护古物、勖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实所在，国誉所关，浮议之不可尽信。虑危之必宜沈思，则处此疑难之顷，尤同人所愿与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区区，即希公鉴，诸维亮察为幸。北平故宫博物院启。”由此可见，当时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意见，对故宫博物院而言还是有相当影响力，对此顾颉刚在其日记中也有记录，可为验证。

在抗战时期，媒体对陈寅恪还有较大关注者，当为陈氏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事。为此不仅著名的《申报》依据路透社电文有多次报道，而且其他报刊也有很多相关新闻，甚至连一个英语学习方面的刊物，也把此新闻作为练习英语的材料。该刊物名为《英语自修大学》，在1940年第二卷以中、英文对照形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陈寅恪被牛津聘用情况，以及对陈寅恪学术成就及身体状况的介绍。

在民国时期有关陈寅恪的新闻报道中，还有以往被遗漏的陈氏重要作品，例如有一封陈寅恪写给徐虚生的信，就没有被收进三联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虽然现在已有学者发现此信，但还有必要对此信作一简单的说明。此信原载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7年第一卷第五期，被置于“通讯”栏目。原信内容为陈寅恪对马衡和黄仲良两人合写之论文中有关兴化寺壁画年代问题提出质疑。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尽管认为二人对壁画年代的考证有误，却不愿公开质疑，只是让徐虚生在看了自己的来信后，如果觉得没有不妥再转告作者——可能陈寅恪考虑到如果公开发表此信，对马衡和黄仲良二人的学术声望会有伤害。但显然徐虚生并未转告，而是干脆把此信公开发表，至于马衡和黄仲良是否有所反应，似尚未见到有关史料。历史学者治学过程中，限于材料和疏忽等，把年代、年号或作者弄错等并不少见，陈寅恪也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误检年表”，以致把时间弄错，一次是把作者弄错了，对此他分别写信给陈垣和胡适，坦承自己的失误。所以，这里徐虚生直接发表陈寅恪来信，虽然简单直接，却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