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杭州旗营的“普遍义务教育”
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新政涉及面非常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等方面都有实质性举措。如振兴农工商业，扶持民族资本；改革官制，裁减冗员，整顿吏治，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良法制，废除苛刑峻法，公布《钦定宪法大纲》；编练新军，使军队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等。清末新政是清廷被迫顺应潮流的自我改革运动，终因不能满足国内进步势力的期望而将自己埋葬。但新政还是给历史留下了一些遗产，最大的一宗遗产可能是学校。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在全国兴办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许多学堂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光绪三十年（1904）实行癸卯学制，为民国政府所继承。清廷推行新政的政令在全国都得到了贯彻执行，作为清廷特殊的军事派出机构——各地驻防也都纷纷响应。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旗营始行新政，而新政种种，最易办的大概就是教育。最早开办的是旗营武备学堂，由位于将军署东边的公所（即太平天国之役后易地重建的会议府）改办；还将梅青书院改办为八旗小学堂。由于旗营内已届学龄的儿童人数较多，有300名左右，学校不敷需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将军瑞兴趁署理浙江巡抚之机上奏朝廷，提出了改良旗营教育的设想。
他主张在旗营内新设初级小学堂4所，以使所有学龄幼童一律入学；有程度较高的肄业生的原初级小学堂定名为高等小学堂，以使这些学生继续学业，以后初级小学堂毕业的学生也可升入其中；将来高等小学堂毕业的学生，照章升入杭州府中学堂就学；中学堂毕业的旗籍学生的出路要文武并重，各选送10名进入省城高等学堂和武备学堂。
瑞兴的奏折最后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即经费的问题。据他估计，小学堂开办费需洋银1万余元，高等小学堂常年开支每年需洋银1万元。说实话，在当时的财政状况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内外交困的朝廷可能是提供不了。不知此事的下文如何，估计不可能如愿实施。前文说到，旗营新政中原拟操练800名新军，而因经费不敷，只勉强练了500名，而且所持枪械还是旧式的。旗营最主要的职能既如此，办学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不过，按将军瑞兴的设想，杭州旗营的教育体制是免费义务教育，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独特的，而这正显示了驻防旗营的特权地位。只是在这个义务教育体制中，没有女性的份，这是后来惠兴办女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图｜1904年杭州女学堂开校合影
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杭州将军志锐向朝廷报告杭州旗营举办新政大概情况。这份奏折可以算作推行新政以来杭州驻防贯彻落实的一个总结。作为军事机构，新政最重要的工作自然是练兵。此时杭州旗营已练成一营新军，表面上看看还是蛮像样的，只是经费不足，军装不能备齐，操演时，穿啥的都有，有失整齐。志锐也承认还有不少兵丁烟瘾没有戒掉，偷吸现象比较严重，以如此之兵丁怎能练得成新军？后来朝廷要求志锐采用他在宁夏驻防任副都统时的做法，即配制中草药，帮助旗兵禁烟。但志锐不久被调到新疆伊犁去了，这项工作肯定没有做成。巡警局则办得更不理想，徒有虚名而已。还办了一个工艺厂，仅仅织些花布，规模很小，技术水平也低，因资金缺乏，运转较为困难。
新政中办得最为成功的当属教育事业。除惠兴女学外，还有两所学校办得不错。
一所为东文学社，这是晚清杭州旗营非常著名的一所私人学校，为凤瑞及其子椿梁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办。
学社既名“东文”，日文教育即其特色，日本人村山正隆（系日本驻杭领事馆书记官）、伊藤贤道（系杭州日文学堂总理）参与创办，横山晋、嵯峨崎、松本义成等是主要教师，福建人林纾（即晚清古文家、汉译外国小说家林琴南）也在此任教，一时成为青年学子学习新学的热门场所。东文学社后因椿梁被人弹劾罢官而停办。
图｜东文学社总理金梁
另一所学校是旗营佐领、教育家贵林所办的清文学堂。它创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这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顾名思义，清文，即满洲自己的语言文字，旗营开设这样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无比正确的。但此校不仅仅教授满文，还兼设汉文及各种应用科学课程；低年级学生以教授满、汉文为主，高年级则多授应用科学知识，如此办学足见贵林这一位旗营革新家、教育家乃至思想家的教育理念。清廷学部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办学方式非常符合学部有关高等、初等小学办法及办学规章。
根据光绪末年八旗调查会的调查，杭州旗营在清末新政中总共创（改）办了9所官、私立学校，学生总额约690名，其中高等小学1所，学生约60名；初等小学4所，学生约350名；满（清）文学堂1所，学生约60名；武备学堂1所，学生约80名；八旗公学1所，学生约40人；惠兴女学1所，学生约100名。清末杭州旗营总人口为5200多人，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数的13%强，这还没有将在旗营外学校就读的学生算在内。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杭州旗营已经实行了普遍的义务教育，大致是不错的。所以要说旗营新政的最大成果，当非教育莫属。杭州旗营这些新政成果的取得，当然是旗营官方上下努力推行的结果，但这只是其成功原因的一部分，长久以来杭州旗营所受新思想、新风尚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惠兴在新政潮流中矢志创办女校并以身相殉，如此典型乃至独一无二的事迹为什么只发生在杭州旗营，需要从杭州旗营所处的地区大环境中去找原因。江南地区本是国内文风最盛之区，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学输入，中学革新，江南成为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杭州驻防旗营虽然是清王朝在浙江统治力量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但它长久地浸润在江南地区文化大环境中，早已与地方风气连为一体，也渐渐成为一个新思想活跃的地方。
图｜惠兴
早期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傅立叶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如果以此标准来看清末杭州旗营妇女的思想状况，会有意外的发现。惠兴以生命的代价办贞文女学，就是为了给旗营女子提供就学机会，并借此提高旗女们的知识和觉悟。从后来惠兴女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初十，惠兴女学集会，有一位叫佛英的女学生发表了一个演讲。她首先批评说重男轻女是没有道理的，她说：
“学生想上天生人，有男有女，决没有轻看女子重看男子的心，然以世风而论，却显然有女轻男重的意思”。
这是什么缘故造成的呢？她说有两个原因：
“一样是女子的依赖男人家养活的性，不知道自养的道理；二样就是风俗习惯”。
这位女学生继而对旗下女子、汉女，乃至东西洋女子不够自由的地方依次评说了一番，汉女的珠翠花粉红裙花衣以及一双小脚是失了人格的标志，东西洋女子的细腰和露乳也不够文明。她说旗下女子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我们旗下的女子，梳的如意头，那是有多么大呀！四镶边的衣裳、通红的胭脂、厚木头的鞋子，学生一想起来就有点肉麻啦。”所以她的结论是“我们女子不拘旗汉东西各国的人学生都说是不合人格”。
那么中国女子怎么能改掉这种不文明的状况呢？佛英的建议有两个：
一是不准擦粉，不准穿花衣裳，不准缠足，这样就有女子的人形了；
二是再学一点能耐，能够自活自养，这样就可以自由了，要是能进学堂，学问能猛进，见识能开通，自然就成了文明的人了。
应该说，这位杭州旗营惠兴女学学生对于女子人格与自由的认识是比较普通，甚至肤浅的，但其作为一名十三四岁的旗女学生，能有这样的认识已是很难得的了。她的见解充分表明了杭州旗营是一个新风习习的地方，那里的年轻女子已然有了对自由人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