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三两事

母亲朱桂清，1916年12月生于江苏省常熟。1952年4月，在建设银行石家庄第三办事处做会计工作。因为要照顾父亲和我，1957年从建设银行退职。1996年6月30日病故。

母亲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大户人家，少年时期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老一代常熟人提起朱大小姐（我大姨）、朱二小姐（我妈）没有不知道的。

姥爷朱钟达（朱舜卿），在抗战前任常熟县侦缉队队长，在敌伪时期任常熟县警察队长。

居我母亲讲，姥爷黑白两道，徒弟众多。吃阳澄湖螃蟹季节，隔三差五的都有徒弟送螃蟹。蟹黄可以把盖顶起一寸高。

姥爷社会关系丰富，大姨结婚时包下了常熟全部的饭庄、旅馆。正赶上国民党立法院代理院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与曾任参议院院长的李根源“微服”到常熟游玩，因为旅馆被朱家大小姐婚事包下，他们没有地方住，一气之下，将此事反应到南京党部，以我姥爷腐败为由，撤职查办。这件事情对朱家重创不小。（2014年《苏州杂志》第三期，2014年《常熟史志》第2期，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父母与我

过两天是母亲离开我24年祭日，从我写的《家与我》回忆录中，选取三件小事，来追忆我的母亲。

一.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为了在换糖人商贩哪里，用废铜烂铁换我想要的玩意儿，发现家里有一个黑乎乎常年不用的缸子，我就把缸子把掰下来，然后缸子把位置冲里摆放，这样大人不宜发现，具体缸子把换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可能也就是几分钱。

后来我才知道，这把黑乎乎的缸子，是母亲唯一留下的一件陪嫁的银缸子，她舍不得用，所以一直放在哪里。不知过了多少年，也不知道母亲发现没有（应该发现了），一直没有问过我。

后来（近些年）我想把这件银缸子配上把，但是颜色（银的自然氧化）对不上，另外把子上有一个小椭圆，是端缸子时大拇哥放的位置，配把时很难一样。后来我就放弃了，就让他残缺着吧。现在看到它，就感觉童年时与母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留给下一代吧。

二.父亲六、七十年代的工资每个月198元，由于开支后，每月要给长春老家和常熟寄点钱，再加上我哥、我姐的孩子也在保定生活，父亲去世时只有2200元存款，当时我还在读高一，为了生活，母亲想把自己的一枚金戒指变卖，买方为确定是否金货，用锯条锯了几下，可能是价格谈不拢，没有卖掉。戒指至今留下了好几个缺口。

三.1981年我结婚时，母亲为我绣制了一对枕头套。母亲从小到大没有做过针线活，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买一对枕头套，还是可以的。但是母亲还是自己去挑选布料，自己买好绣花线，自己去找图案，一笔一笔的复写在面料上，用“绷子”撑住面料，带着2000度的近视眼镜，一针一针的绣完。还请教邻居把花边缝好。这个枕头套我们用了很多年，不知是那年，我突然醒悟，不能再用了，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无价之宝”。我收藏了起来。每当看到它，就想起母亲绣枕头套时的景象。

我结婚时，母亲亲自绣的枕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