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程旸、丛治辰、翟文铖、徐晨亮、李蔚超、张莉、徐则臣、莫言、梁鸿、张清华、孟庆澍、张晓琴、姜肖、刘诗宇2020年11月18日下午两点，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 第一期在京师学堂第七会议室举办，主题为“乡土叙事，城镇经验与世界想象——以徐则臣创作为视点”。
“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创建，以”关注新的文学现象，聚焦批评话题，研讨新锐作家“为宗旨。该工作坊学术主持为张清华教授、张莉教授，每期将邀请相关作家与批评家以主题发言与圆桌讨论的方式展开交流。第一期举办之际，莫言先生到场祝贺，亲切接见了大家。与会学者、批评家有丛治辰、梁鸿、孟庆澍、翟文铖、张晓琴、徐晨亮、李蔚超、程旸、刘诗宇、姜肖、贺嘉钰等。
莫言先生在致辞中说：“一个作家要想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角度、新的形式、新的元素，是不容易的，而徐则臣基本做到了。”他表示，工作坊对作家本人而言有不少启示和意义，与会的学者、评论家尽可畅所欲言。
随后，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介绍了“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的工作内容和目标，他介绍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按照学校要求与莫言老师的殷切嘱托，参照爱荷华国际写作项目（IWP）的工作模式，先后创建了”中外诗人翻译工坊“ ”影视戏剧工作坊“，现在又创建了”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今后还要创建更多类似的工作模式，其目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广泛参与，以促进文学教育与学生培养。他同时指出，徐则臣是非常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因而在一代人里脱颖而出。到徐则臣这一代作家，乡土书写，包括城市书写，都面对着以莫言为代表的前代作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需要突破影响的焦虑，开拓出新的书写方式。嘉宾作家徐则臣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他认为，作为后来的作家，书写城市不是策略，也不是逃避，而是量力而行。在尝试往城市，乃至往世界去的过程中，要在继承乡土来路的基础上，再往前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是本次工作坊的主发言人，他着眼于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认为徐则臣创作的“花街系列”与“北京系列”在这部作品中合流并升华出了第三个主题：“到世界去”。首先，丛治辰论证了“70后”作为“话语”的必要性与意义。他认为，在作为文学现场而非作为文学史链条的文学场域中，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到来之际，同时代人在历史中贡献着同样的经验，“70后”话题的讨论具有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第二，他认为，徐则臣在创作中表达了乡土命题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延续与新变：与最初鲁迅以现代性、新文学眼光审视乡村，乡村的溃败变得“理应如此”不同，徐则臣怀抱着对乡村眷恋又迷茫的情绪，然而乡村却在现实中走向溃败。他认为“现实的溃败和精神的溃败在徐则臣这里似乎发生了颠倒。”而将这种情绪重新放回历史现实，我们发现的是中国迅猛的城镇化进程正好契合于“70后”的成长经历，这种现实的冲击波带给“70后”一代人的不仅是体验与情绪的改变，更有人精神世界的巨变与撕裂。第三，丛治辰描述了一种远去的宏大历史给“70后”一代人带来的失落与焦虑。面对历史，“70后”成为了“历史中间物”：“他们处在历史夹缝当中，带有挥之不去的历史的沉重感，同时又带着确实无历史可书写，又必须重新讲述自己历史的无奈和勉为其难。”第四，他提到了徐则臣小说中通过描述“个人生活”来叙述历史的方法。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创作小说的姿态，从个人生活角度考察都足以见得“70后”步入中年的焦虑与危机。最后，丛治辰借徐则臣《耶路撒冷》中“到世界去”其实是精神纵向探索过程的视角，绘制了“70后”作家的人生成长地图：“他们通常出生于县城或村庄到县城的层级，但有村庄到大城市的游移过程；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但大多数人接受的不是大城市的高等教育。”丛治辰试图通过重新发现“70后”作家的成长历史与精神创伤，去发掘 “70后”作家更深层的写作秘密。研讨会上半场以“乡土叙事与城镇经验书写”为讨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从身份的追寻、故事性和文化元素三个层面探讨徐则臣的写作，她首先表明，“宏大叙事”不应该仅仅指向历史中的政治事件体验，而应该将视野放宽：“重新打开这个概念。宏大历史不单指政治事件，而是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一下子就打开了很多空间。”而在大的叙事层面，徐则臣所抓住的历史事件，就是大的空间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其次，她认为对固定、封闭乡土经验的概述是可疑的。所谓小城镇经验，恰恰就是乡土经验在当代生活中的嬗变形式。当我们有意识地对乡土经验进行打开和重新界定时，我们对于自身身份的追寻才变得更有意义。第三，梁鸿认为，徐则臣小说的故事性中包含着时代内部的细节逻辑。世界元素就在我们生活内部，就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庄，它们真实存在。那种没有绝对封闭而是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乡土经验其实与世界是一体的。梁鸿精辟地指出，“所谓视觉想象也是我们自身生活的想象，不是对遥远事物的想象，就是对我们自身的理解和发掘。”最后，她总结道，“文化自觉首先是对自我生活的体察。”她认为不管是《耶路撒冷》还是《北上》，徐则臣都借助历史、文化、地域、自然等因素反思了自我的存在到底在什么位置，在历史洪流之中“我”在什么位置上去书写、去理解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翟文铖综合前人研究，认为中国的乡土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历史主义，一是价值主义。历史主义又可分启蒙主义乡土和政治乡土；价值主义包括沈从文的《边城》那种诗意化的乡土和民间写作的乡土。他认为，除去政治化乡土小说，其他三种因素都在徐则臣小说中交融并存，但还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立场。而“到世界去”的提出，恰恰说明徐则臣在前期继承五四精神价值的基础上文化自觉意识的进一步成熟：不管是《北上》还是《耶路撒冷》，徐则臣都展示出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面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保持开放姿态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旸的发言题目是《大运河的气质和诗意》。他认为，徐则臣与汪曾祺、毕飞宇等作家相似，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大运河的气质和诗意，而徐则臣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北京作为大都市的史诗转化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使作品具有了文学视野的全局性。这种史诗性不仅赋予了作品文学价值，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史料价值：“不单是写青年北上奋斗的小说，而是移动中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来到北京”经验的融入，让徐则臣自身的乡土经验有了成立的自足意义，这与徐则臣的小说才华、大跨度的眼界、史诗性的创作追求有极大关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刘诗宇首先回溯了文学与时代大背景的关系。他认为，在“再解读”和“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背景下，文学史的研究空间，一定与文本和时代大背景的勾连有关，这与文学史的进化论带来的去历史、去政治的错觉是不一致的。引入这一背景后刘诗宇讨论了故事发生学层面上的“城镇”与“乡村”。他认为，我们对乡土叙事需要在生活主流发生差异的情况下才能有更上一层的理解。今天的文学已经做到了对城镇经验的文学化处理，但由于今天的时代还没有再一次产生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所以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意义，也无法去给它定性。从故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从乡村到城市，文学要面对新的挑战，也肩负新的责任。同时，刘诗宇也对这一话题提出了疑问，即，70后作家是否需要在“大历史”的角度更进一步？从故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作者是不是可以向着“大历史”的方向上再稍稍“点”上一笔？他认为，自80年代之后，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大历史”，文学中也没有“大历史”，而我们在看到一些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研究时，会觉得这种“没有”是一种“缺失”。这不仅仅是作者需要思索的，也是所有70后、80后、90后作家需要共同思索的问题。张莉在上半场探讨结束前总结道，徐则臣的创作包含了地方性，同时又有世界性的延伸。他敏锐地抓住了当代中国人城乡经验的流动性，以他的方式写出了属于我们时代的生存经验。她说，今天讨论七零后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及当代文学的贡献，应该追问的是，在这代作家的文本中，是否潜藏有“中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什么”的表述。七〇后小说家面对现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直接、更为专注、也更为深入，他们对时代的疑难和自己的使命已经有了某种自觉。“工作坊对乡土叙事与城镇经验书写的讨论并不仅仅讨论徐则臣的创作，而是以徐则臣为视点，看到一个时代的生活经验如何被书写、如何被呈现。去思考‘70后’一代在乡土叙事传统里面做出的贡献，以及未来写作的可能。”工作坊下半场围绕“城乡流动与世界想象”展开交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庆澍首先发言，他提出了“70后”作家的先锋性问题。他认为，“70后”写作这种概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因为这非常容易消弭作家个人创作的独特性；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正是要以作家个人的独特性、先锋性为基础。先锋性首先就表现为批判性。“70后”作家的视野应该从中国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个知识结构和理论工具发生着根本性的更新，但批判性的思维应该有一个转化，从以前对政治、体制的反思和批判，转化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政治的批判。他认为，作为当下的一种文化政治问题的表征，“小镇青年”在徐则臣和贾樟柯的视野里具有不同的特征：徐则臣的书写更加“学霸”思维，而贾樟柯的表达更具有“学渣”特征。“小镇青年”颓废与反抗的非主流、批判特征，是孟庆澍对徐则臣创作的期待。同时，在对这群生活在海淀区的“小镇青年”群体的描绘上，他发现了徐则臣小说中的独特性：“徐则臣笔下的这些‘海漂’青年，有些可能没有文化，但本质上也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所以徐则臣在写史诗的时候也是在写个人史诗，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问题。他不是不涉及当代史的问题，而是不想把当代史的问题那么表面化地处理，他关注的是个人精神世界的内在的问题，如理想、追求、存在、价值、自由等等。”因此孟庆澍认为，徐则臣的作品有“史”的外壳，更重要的是有“诗”的隐蔽特质。而面对前代作家的影响焦虑，他认为“70后”作家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后二十年，到目前为止，文学史依旧存在空缺，文学创作依旧大有可为。找到社会中具有张力而尚未稳定的因素，建立不同代作家、同代其他作家的创作差异，为自己立法，才是挑战自我、克服焦虑所要考虑的问题。《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认为，徐则臣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并没有将城市和乡村做一种二元对立的处理，在建构城市/乡村的过程中虚构与真实是不断交融的，“花街”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原型，“花街”的塑造是在虚和实两者之间往返穿梭的过程，同时也伴随他个人的经历——在城市与乡镇之间流动的过程，它们最终指向作家个人的地标，而不指向一种实体的地域空间。徐晨亮以《看不见的城市》《屋顶上》等小说来阐释这种城乡经验互融生长的特征。他认为，徐则臣小说中那些进入北京的外来人“正是处于一种在内又在外的状态里，这种临界、悬空的状态去描述当代城市体验”：他们身处北京边缘位置却在眺望北京，他们是外来人口却承担着城市运转的必要功能；他们之于北京甚至是一种“增补”式的存在。在他看来，那些曾经存在于北京、又离开，之后或许开始新的生活、或许又回到北京的人们身上潜藏着更大的写作命题：他们身上仍携着城市经验的碎片，但他们也无法回到人生原点，他们的人生存在着更多的生长空间。徐晨亮期待徐则臣能够从外来人群游移在北京内外的角度，写一写“曾经在北京存在又不在的人离开北京之后”的新故事。鲁迅文学院研究部青年批评家李蔚超的发言主题是“迎回现代性的抒情——以徐则臣为例谈中国化内转的可能性”。李蔚超认为，《耶路撒冷》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乡愁感，《北上》包含了接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审美经验，都显示出徐则臣小说中的抒情气质。而从研究界的思路来看，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华语文学研究者将“有情的历史”贯穿成一个脉络。从这一学术思潮的角度看，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具有迎回抒情现代性的可能。对于抒情传统的重新发现，不应该仅仅限于我们对以往历史脉络的追寻，更应该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认识到这种传统的当代流变，在当今语言和文化的意识中辨认出这种古典的情感。而徐则臣的小说，虽然使用了非常现代的西方小说技法，但是小说中的叙述人具有古诗中的抒情主体眼光，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中，抒情感和中国化内转的意识更加明显：语言的律动性与音乐性、“兴”的观念的重新召回。从思想界的转向可以看出，“情感的追逐”是21世纪思想界的重要主题，在人类面临危机、情和爱时，抒情能够唤起广义群体的共鸣感，情感在历史中有自由的流动。徐则臣作为一个面对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作家，使用抒情和唤起我们的古典经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姜肖给出了“记忆的人类学”、“交叉经验”和“情感的总体性”三个关键词。在她看来，徐则臣的小说不仅承继了新文学史的“乡土中国”与“走向世界”之间矛盾的主题，而且提供了一种书写的自觉，即人类学的记忆经验，是倾向于从具体的个人的生命经验和困惑出发，用个体的经验去理解他者的经验，甚至是用他者的经验想象自己的经验。于是在偏向于人类学的记忆的叙事中，个体存在的本身就已经构成历史。在“交叉经验”方面，徐则臣的创作首先对熟悉的固有的经验范式进行了突破，比如把国族、地方、世界打通；其次是来自于文化交叉的经验，比如初平阳自己经历的媒介交互之后对于对象世界感觉的体验。关于“情感的总体性”，她认为，情感体验能够提供一种共同体的体验。当大历史成为背景时，审美的内核让我们成为共同体。而徐则臣的小说正提供了抒情所形成的某种个人总体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徐则臣对小说情感性的关注，提供给我们观察这一代作家写作心灵史的可能性。徐则臣回应说，此次研讨带给他许多思考。乡土社会变化的速度经常快于作家思考变化、沉淀经验的速度，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作家把当下发生的事件充分文学化，这就考验作家能否真正找到变化背后相对稳定结构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让能够点明历史背景的细节、符号有机地融入小说，是留给写作者的问题；如何把后台的历史慢慢往前推，让我们感受到、但又不至于觉得理念先行，也是考验写作者分寸拿捏的问题。他表示，这场圆桌讨论带来的启发不仅针对自己个人的写作，更有对“70后”这代人写作的观照，甚至包括整个中国当下创作的问题。张莉教授认为，徐则臣的创作有其独特风格，其作品人物命运通常并没有巨大的戏剧冲突，但精彩处在于他能写出中国当代复杂场域里潜藏在个人生存际遇中的日常政治，如《跑步穿过中关村》，便生动地将社会的加速发展与个体内心的速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作品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与时代的具象关系。谈到工作坊设立的初衷，她说：“新一代作家对于当代文学的贡献需要重新被认知，我们需要关注当代文学现场出现的这些新的文学叙事形态，因此，工作坊关注的是新锐作家给当代文学带来的新元素、新冲击、新的异质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