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张克思绰号的诞生
延安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位于姚店公社中心以东4公里处，延河以东。现全村共有210户850人。其中劳动力416人，共有耕地883亩，其中川地483亩，台坝地218亩，坡地182亩，果园面积356亩。全村共有党员21名，积极分子4名。
从现在的角度看，陕北地区属黄土高原，最适于发展林业，其次是牧业，只是在川地上可以搞一些农业，但不能保证有高产。
但在当时的极“左”年代，全国一刀切，农业必须学大寨，搞梯田，这可就苦了陕北老乡了！好好的一块坡地，种树多好，偏要把它修成梯田，把宜于种树的熟土挖掉，露出不适于任何农作物生长的生土壤。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农田基本建设。
作为知青，我们只知道劳动，至于做什么，对不对，全然不去管它。通常男生和男性老乡都是推车，而女生则是铲土，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知青个个都是推车就跑，倒掉土后再跑着拉回空车。搞得常年慢慢腾腾的农民都不好意思了。就是这样，能坚持多久呢？只有老天知道。
当时我们那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团省委的领导下还有创新，除了修梯田，还突发奇想，搞起了水枪冲山坡，把山坡表层的土带到川地上去，达到改良土壤，亩产粮食千斤的目标。知青组里有俞国盛，李亚群，邵庆义和我参加了这个破天荒的工程。那时提出的口号是２４小时不停地冲山，人换水枪不停，国盛和亚群穿著雨衣，在秋风中，扛着水枪苦干。我们其他的人要在川地的渠道里不停地搅水使得含有山坡表皮的水流得更远，最后能沉淀在川地的大田里。这活计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恰恰忘记了自然规律。人是连轴转，累得不行。电费了不少，水从延河里不断地抽。但是整个川地搞得淤泥一片，连个田地的样子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吨产田”了。极左思想真是害死人。
团省委搞的水枪冲山工程，社员们都知道是胡闹，但他们不敢公然反对，只是不参与。这样，整个工程只有我们知青上，团省委的罗书记也亲自上，由于没完没了的加班大干，水枪手俞国盛冲着我这个组长发牢骚：“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我们小组里面第一个对团省委的做法提出质疑的人。
更绝的是，每天劳动收工回来已经很晚了，吃完晚饭还要在我们知青窑里开会学习搞各种运动。陕北老乡是最可爱，也是最老实的，明明知道没多大意思，但还是来参加会，纯属是带个耳朵来。整个会场你就看吧，除了发言者，其余全都闭着眼半睡半醒听着，我们知青们开始劲头满大，硬挺着不闭眼，后来实在撑不住了，也学着老农的样子，昏昏欲睡。最有趣的是蹲点干部也是发言时醒，听发言时睡。至于学的是什么东西，现在谁也不记得了。劳动一天本来就很累，还要开会累上加累，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会开完后，老农们都回去倒头就睡，而知青们还要洗洗，然后还要写写日记，读点书，等到睡下时，已是次日凌晨１点了。第二天早上５点左右又要起来上工了，开始新的一天的磨练，虽然苦一点，但大家无怨无悔，仍是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一天。这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已经奉献给祖国，我们的热血已经洒在广阔的天地中。
在陕北有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叫背“被子“，即把小麦，荞麦，蓖麻等农作物用绳子捆一捆，然后利用地势的高低和惯性使背着庄稼的人站起来，然后走回村子。这是一个即需要力气，又需要技巧的劳动方式，当然，练熟了，走起路来轻松自然，甚至还能边走边聊。
起初，我们掌握不了要领，不是捆不上，就是站不起来，要不就是半路上散了套，什么洋相都出过，因为大家比着劲，谁都不想少背，拼命往上加，连女生都在７０公斤以上，男生甚至能背到１００公斤以上，而且还是一路小跑，从后面远远看去就像一捆庄稼自己往前蹦一样，因为人整个给埋在“被子”里了。
仲华就是这么一个拼命的人，除了爱看书，写日记外，平时不善言表，但干起活来却是拼命三郎。有一次，他背的实在太多了，怎么也站不起来，我过去帮他从后面提了一下，他站起来后，腿直抖，但仍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当我们一起把庄稼背到场上，往回走，准备背第二趟时，我劝他说“仲华，下次少背点，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干呢。”他却坚定地说：“没啥，金光，你猜我一边劳动，一边想什么”？“什么”？我疑惑地问道。仲华不看我，眼睛盯着前方一字一顿地说：“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以后怎么办，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后的社会？我听了不禁失声大笑起来，弄的周围人不知怎么回事，不解的看着我们，看到我笑的样子，仲华没有一点改变，仍是一字一顿地说：“真的金光，你别笑，每当想到这，我就觉得我应多背快跑，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我笑得实在不能自制，躺在路边的山坡上，同学们围了过来，好奇的问怎么了，我把仲华的话学了一遍，大家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等笑够了，我指着仲华说：“仲华呀，仲华，你真是中国的马克思，都想到共产主义后的事了。”从此，张克思的外号就传开了。
张克思也的确不虚此号，学习劲头最大，他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睡觉，有时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窑洞的灯光彻夜不熄。就在插队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啃完了马克思全集，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人们很难把一个书呆子和一个拼命三郎连在一起，然而在仲华身上你恰恰能看到这一点。
本来就近视的仲华，在不亮的电灯下，越看近视的度数越高，有一次，竟还闹了一个大笑话。
一个冬季的晚上，仲华穿着短裤，披着衣服在读书，突然感到内急，便出窑洞去方便，由于天气又黑又冷，再加上窑洞的门都一样，他方便完后，穿着短裤，披着棉衣闯到旁边的女生窑洞去了，进了门，一边往炕上跑，一边喊：“好冷好冷。”不料，到了炕边，仲华突然感到不对劲，猛的一下停住了，低着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快速扫了一眼，坏了，不对劲。话分两头，再说韩钊，孟菊慧几个女生正在小声谈论着什么，不想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只见仲华狼狈地闯进来，她们的谈话声嘎然停止。毫无准备地看着眼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等到仲华回过神来，马上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跑到自己的窑洞里，这时女生窑洞里传来一阵阵笑声，不一会儿，仲华的窑洞里也响起了笑声。－－－－
第二天全组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能很体谅仲华，一笑了之，没有人添油加醋，渲染什么，女生也没有不依不饶，而是背地里偷偷笑笑完事。
谁说知青的历史是苍白的？谁说知青的历史又是平淡的？不！我们有色彩，我们用自己美丽的心灵去净化每一页，我们有情爱，我们用自己纯朴的情感去度过每一天。
仲华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考上了延安大学政治系，专攻国际共运史。毕业后，先是在陕西省工运学校任教，后又随他北京籍的妻子举家迁到北京，在海淀区工运学校任教，发表过不少好的文章，最后调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成为那的笔杆子之一。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