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郑板桥学读书

向郑板桥学读书

杨阿敏《 博览群书 》( 2018年12月01日)

  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天下,这些领域的成就同他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细绎其文,论及读书治学之道处不少,至今观之,犹觉可资借鉴处颇多。郑板桥自幼跟随其父学习,没有其他老师。幼时并无特殊之处,长大之后,面貌丑陋,常遭人轻视。好为大言,自负甚高,又好漫骂。遭人侧目,往来者很少。但在读书上,“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板桥自叙》中的这段话,是郑板桥对自己读书治学历程和经验的总结概括,勤奋力学,有主见,不依附流俗之见,由浅入深,直探古人真意。

  我们读书首先就是要把书中的内容记住,读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住,犹如入宝山而空手归。人们都以为郑板桥读书善记,却不知并不是郑板桥记忆力好,而是勤于诵读。“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郑板桥能够以“人一己百”的精神,千百遍地诵读,无论何时何地,废寝忘食,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聚精会神于此,哪里还有记不住的书呢?

  郑板桥读书如此刻苦用心,却说生平最不喜人过目不忘,这又是何缘故呢?“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认为过目成诵太草率了,眼睛不停地在看,心中却根本来不及吸收和消化,如此匆忙,无异走马观花,对自己丝毫没有影响和作用。像孔子这样生知安行的圣人,依旧不废困知勉行的功夫。读《易》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百上千遍,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将书中的微言精义探究明白,“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苏东坡读书不用两遍即可记住,但是他在翰林院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至夜晚四鼓,诵读不倦。岂能以过目不忘,就一读了事!还举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为例,说他们“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以为警戒。

  过目成诵还容易带来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无所不记,见什么都读。郑板桥认为像《史记》130篇,以《项羽本纪》写的最好,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写得最精彩。“反覆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如果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不是没有分晓的钝汉。特别是像各种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以及打油诗词,统统都过目不忘,简直就像破烂橱柜,什么臭油坏酱都放在里面,也是龌龊不堪。

  “《五经》《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

  都学,便是蠢才。”并非是郑板桥反对博览群书,而是在强调精读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精才可以用多,贪多只会泛滥无归:“板桥居士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所谓求精在于读通读透,使之为我所用,成为我的知识和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运用自如,左右逢源,无入而不自得。如何才算精读?郑板桥强调“学问”二字,需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只学而不问,虽然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终不开窍。“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要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要学会问自己,问他人,问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经过自己的思考,才是真理解,真明白。

  历代书籍,何止千万。如漫无目的读去,不得其门而入,可能劳而少功。郑板桥认为读书必须首选经典,他在家书中曾给他弟弟郑墨简要列举了一些书目:

  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至如《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可废。

  所开书目都是经史子集中的经典著作。郑板桥说自己“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簿之类,靡不览究”,不治经学不等于不读经书,曾手抄《四书》一部,自称“《四书》《五经》,自家又未尝时刻而稍忘”,郑板桥认为这是不当忘者,所以要时刻牢记在心。

  郑板桥强调读书要有特识,依样画葫芦,没有是处。从他的一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板桥确实做到了这点。他曾提出“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的惊人观点,秦始皇焚书人尽皆知,孔子何尝烧过书?这里郑板桥将孔子删《诗》《书》等同于烧书,相传《诗》有三千余首,《书》有三千余篇,孔子删定之后形成了后世的经书。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而言,如果孔子确曾删定,无异于焚书。后世著书者千百家,流传下来的可以说是十不存一。“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后世没有秦始皇再次焚书,为什么会出现十不存一的现象?主要还是著述本身价值所导致的,不受世人重视,无人传抄刊刻,自然就日渐消亡了,这就是郑板桥所说的“自烧”。

  后世总是把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描述成理想社会,郑板桥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主要是没有像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写《左传》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状况记录下来,所以后世不明真相。通过分析从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到周武王封诸侯时,诸侯方国的数量由万国减少至一千八百国的变化,指出“其时强侵弱,众暴寡,刀痕箭疮,薰眼破胁,奔窜死亡无地者,何可胜道”。即使是《春秋》和《左传》,所记载的也可能只是当时历史的十分之一,就现存记载而言,学者们已认为春秋是乱世,何况还有许多背理坏道、乱亡破灭者无从考证呢!这就读出了“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不为古人所束缚,自出机杼。

  为什么要读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且应该思考的问题。读书学做圣贤是古时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一般

  人无此见识亦无此心思。郑板桥的回答很实在:

  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

  科举功名并非全在自己努力,亦有时机等不可测的因素在内,所以读书不一定可以发达。但是不论发达与否,读书总是自己受益,学问还是自己的,读书总不吃亏。今天有人呼吁教育扶贫,郑板桥亦认同读书救贫:“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间乎!”读书所救的是精神的贫乏,这比物质的脱贫更重要。郑板桥的这点卓识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作者系 《中华瑰宝》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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