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2:《山海经》是以上古“中国”为“中”(兼论对《山海经》应持的科学态度)

《山海经》2:《山海经》是以上古“中国”为“中”(兼论对《山海经》应持的科学态度)

一、《山海经》是以上古“中国”为“中”

东南西北的意义在于“中”。有“中”,才好定东南西北,进一步延申出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任何人画《山海经图》,首先要确定《山海经》的“中”。

无论什么时代的地理,只要是华夏族的地理记载,都是以华夏族(其后裔是汉族)生活的地区为地理中心。

这就是要知道华夏族生活的地域。而上古华夏族的中心区域,是天子之国。在上古,天子之国就是天子直辖的京畿地区,即古人所谓“中国”。

二、上古中国

尧舜禹夏都河东,禹夏也以河洛为居,商汤都西亳,西周营洛邑置九鼎,东周都洛阳。上古中国的直辖区,在河西郡、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范围内。

上古华夏中心区

具体按照时代说:从帝尧开始,以“冀都”为“中国”。冀都之域就是晋南(“冀都”一词来自《竹书纪年》)。根据《竹书纪年》,帝舜、帝禹、帝启、帝太康继续以“冀都”为“中国”。

对于“中国”一词,《史记.五帝本纪》就有“夫而后之中国践位焉,是为帝舜”的记载。现在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一词,证明了《集解》所谓上古“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的政治理念的存在,也证明了《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位焉,是为帝舜”的记载是可信的。

夏商周以伊洛为中国。由于夏后氏及其附庸氏族在参加颛顼与共工氏争帝的时候,就分成了两支,父氏族鲧,子氏族禹。夏鲧支活动在今黄土高原,最后定居于今晋南,所以广义的大夏是黄土高原,狭义的大夏是晋南;子氏族禹活动于今河南。夏朝有冀都和伊洛两个中心。

夏太康失国与五子居于伊洛,其后裔居于伊洛;斟鄩被灭也从山东潍坊迁居尹洛;夏纣王也曾迁伊洛;所以周成王称伊洛地区是“有夏之居”。殷商之祖帝喾在西亳立都,殷商开国之王成汤在西亳立都,西亳在伊洛。周成王灭殷商后裔之乱,在洛河卜营洛邑,置社稷于九鼎于洛邑,以洛邑为政治中心,后东周以洛邑为都。所以夏商周三代,天下的中心在伊洛。

尧舜禹的晋南中心

                       夏商周的伊洛中心

夏商周在洛河北

三、华夏的族群观念自古就存在于华夏典籍华章中

关于华夏族的记载是明确的。“华夏”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名称,出现历史已经不可考了,总之,非常久远,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史书中,关于华夏的称谓,最早的记载来自《尚书》。《尚书·尧典》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是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夏”,并已经有“夏”和“夷”的称谓的对应。《尚书·武成》亦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则华夏已经是连称了,而且是“华夏”和“蛮貊”对应。

华夏的记载,《左传》最多。列举两例:《左传·定公十年》:“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

秦汉以后的史书和文学作品,继续使用华夏称谓。 《三国志 魏书》:“赖皇天之灵...获保宗庙,华夏遗民...”,“虽自华夏,不知者以为前世人也。”。《三国志.蜀书》“羽(关羽)威震华夏”。魏曹植所著《曹子建集》说:“威慴万乘,华夏称雄。”。《晋书 卷五十六》“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晋书.卷六十八》“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隋书.卷十五》“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旧唐书》:“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以英谋睿武定寰瀛,以厚泽深仁抚华夏。”。朱元璋《北伐檄文》:“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于中原之人抚养无异。”。明朝叶盛《水东日记·喜信和勇》:“佛本夷人,固宜神。则有当事者而吊祭之礼不知,则是其自异于华夏矣。” 。

可见,华夏的称谓,在史书中,一直存在且流传着,且只有汉族具有自己是华夏族的后裔的共识。所以,华夏族,不是世界民族。汉族自始至终自认为是华夏族继承人,没有其他。

四、对《山海经》应持的科学态度

真正科学的态度,如司马迁对待《山海经》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在《史记.大宛列传》末尾,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很遗憾的是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自己是否明确观看了山海经地图,给汉代人是否观看过山海经地图披上了一层迷雾。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山海经》本身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地理图书。

《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由于《山海经》失去了原地图,就只能“读”,而不好采信(除其所载族徽,族系之外)。正因为如此,《山海经》保持原汁原味,其所载的人文信息,是可靠的。我用山海经,从来不用其地理,只用其图腾和谱系。
    不是《山海经》无信,而是《山海经》失去了原地图,地名山川河流变异较多,无法确立地理之“中”和地理四至,导致其所载地理无法对应落地。

晋人是有人看到过《山海经》原图的,如郭璞、陶渊明。陶渊明还写过观山海经图的系列诗作。所以晋人对《山海经》的注释,确信度比其他的注要高。晋代郭璞对《山海经》的解读,是以河洛为华夏地理中心的。现代“西来说”把五帝夏商周诗作不同的西来民族,接力到中国夺取政权。这个“西来说”动摇了“河洛中心”,《山海经》所载地理就更加难以落地了。
    
    《山海经》的时代背景原本是有共识的。《山海经》是古华夏的地理书,即先秦以前的地理书,书的写作开始于夏禹治水,第一作者是伯益,经历夏商周的续编,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对《山海经》有损益。
    但是正统的历史观被“西来说”冲击。如虞朝苏美尔,夏朝在哈拉帕。

所谓虞朝,无非是对帝舜历史的扩展。正统历史观,虞舜属于五帝范畴。如果虞舜是一个王朝,那么陶唐尧就是陶唐朝,帝喾高辛氏就是高辛朝,帝颛顼高阳氏就是高阳朝,黄帝轩辕氏就是轩辕朝。
    《左传》说虞夏商周,是按照《尚书》而来,因为《尚书》是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的总集。我的观点,非大华夏族观,也非大汉族观。华夏一直在那里。

华夏正统的历史观,是上古“三皇五帝三代”一脉相承的历史观。“三皇”又分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五帝”实际是“六帝”,此外还有同期存在的帝俊、帝鸿、帝江、炎帝、赤帝、帝蚩尤等,共工也曾霸九州称帝。“五帝三代”均以黄帝为正统,视自己为黄帝血脉。
    华夏有大九州观,也有小九州观。这样的地理观,并不意味着华夏具有世界管理权,甚至也不意味着华夏很早就有小九州的管理权。
    华夏族居住的地方叫做赤县神州。《尚书》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华夏族的“上帝”信仰。这个华夏自己的“上帝”,被传教士以翻译的形式抢夺去了。传教士把耶和华与GOD签订的《新约》《旧约》翻译成《圣经》,把GOD翻译成“上帝”。GOD音译,应该是狗大,与“上帝”毫无联系。

有人认为,西来说出现在中国最积贫积弱的年代,是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贴金,是增强中国在人种上的自信。什么贴金?西来说就是殖民地说,意思就是从文化到心理形成对中国人的暗示:中国地域从古至今就是西方的殖民地,你们不行,殖民之后或许行。这种暗示效应至今还在继续。

纵横观察中国古籍,哪部古籍记载了华夏来自昆仑巅呢?没有。我在近代史找到北洋国歌,此时中国正积贫积弱。1915年5月23日,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政事堂决定将由荫昌作词、王露作曲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作为国歌,歌词为:“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将最后两句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这就是“西来说”奴役了中国上层和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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