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理论】IS杂志重磅：论体系范式和国内政治 | 国政学人
简 介
【作者】Kevin Narizny：凯文纳里兹尼副教授于1995-2001年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1-2004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目前凯文副教授在美国里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政治经济学和民主化。
【编译】王国欣-国政学人
【校对】赵炜婷-国政学人
【来源】
Narizny, Kevin. "On Systemic Paradig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 Newest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2 (2017): 155-190.
【期刊简介】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是国际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同行评议学术期刊。它成立于1976年，由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Harvard University)编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每年出版四次。2017年影响力因子为4.135，在“国际关系”类别的85种期刊中排名第2位。
核心观点
本文主要探讨了现实主义的范式边界问题，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范式边界进行讨论后，对新古典现实主义逾越现实主义边界的做法提出批判。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边界在于承认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动机，并且这种动机是由生存欲望所驱动的，而国家行为的改变是由国际环境变化而不是潜在的偏好导致的。但新古典现实主义自吉登·罗斯之后便忽视了这种边界，过度关注国内变量而忽视动机的一致性，导致理论的科学性降低。与之相比，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国家拥有不同的动机，因此需要细致的关注社会偏好是如何形成、整合以及被政治联盟所代表的，而不是简单的关注体系压力如何转化为外交政策。如果自由主义能够更加深入的探讨国内变量的动态机制，能比现实主义更好地解释外交政策中国内政治的作用。最后，作者认为那些想要将国内变量纳入到理论思考中的现实主义者需要慎重考虑跨越范式边界的后果以及应该重视国家偏好问题。
文章导读
自9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关系理论就开始思考如何将国内变量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其中以莫劳夫奇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确立了以社会偏好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建立了自由主义自下而上、基于国内社会的分析路径。而以吉登·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建立了基于国内干预变量来理解国际压力对外交政策影响的分析路径，确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二者都试图将国内政治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中，但前者的支持者忽视了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分析方法而不是国内分析层次；后者因为忽视了范式的边界而具有本质上的缺陷。
范式区分
对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范式来说，区分新旧的标志在于是否有一套不言自明的科学逻辑，即基于假设和前提的逻辑推理。就前者而言，沃尔兹作为新现实主义的标志确立了一套理论前提和假设，帕特里克·詹姆斯总结为以下6点：1.有地域组织的国家实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2.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3.国家根据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来寻求安全和计算利益；4.无政府是国际关系的准则；5.国家功能相似；6.实力分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就后者来说，莫劳夫奇克是自由主义转向科学化的标志，确立了基于国内行为体及其偏好的研究基础，提出以下三点假设：1.个人和私有团体是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2.国家在国内社会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偏好并有目的的追求国际目标；3 国家偏好决定国家行为，各国在其他行为体偏好的限制下寻求实现自身的偏好。
现实主义和国内变量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没有明确将国内变量排除在外，但现实主义受限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假设：国家根据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来追求安全和利益、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功能相似，若违背这三个假设，国家将不再是功能相似的行为体，不再具有相同偏好。因此现实主义只能允许国内变量影响国家权力，而不能影响国家偏好。上述前提假设中理性行为体和国家实力这两个前提可以通过国内变量来加以修正，但功能相似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区分的核心，因此国内变量不能影响国家偏好进而违背功能相似假设。此外，国内因素仅应该作为外源性变量来影响对一国实力。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
首先，吉登·罗斯所提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出现的两个基础是存在问题的。第一，沃尔滋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区分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范式边界，因此创造新理论来替代新现实主义理论是没必要的；第二，自由主义认为他者对偏好的追求会限制一国追求本国偏好的行为，已经将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结合在一起，因此认为自由主义没有涉及到国际因素的观点是一种误读。其次，罗斯提出的两个因素——国内干预变量和寻求国际影响力——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并且大多数都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仅仅关注国内干预变量这一因素。最后，罗斯没有明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边界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区别，相反，提倡两者的合流。就一些具体的作品而言，马克·布劳利的《政治经济与大战略》在解释大国如何应对外部威胁时，最初强调政府和其他国内因素的博弈，但在结论部分却忽视了国内因素，认为国家是相对自主的，因而导致理论难以证伪。兰德·施韦勒在《没有应答的威胁》一书中认为一国是否制衡他国取决于国内政治进程，最初他将国内变量视为外生因素来反映一国的实力，但在最后论述有有限目标的修正主义和无限目标的修正主义国家时却违背了国家功能相似这一假设。他这种诉诸国家偏好却不解释偏好来源的做法使其既不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利普斯曼、托里弗和洛贝尔三者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体现理论野心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他们借鉴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如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是国家偏好，不是源于生存动机，并且因国家而不同，因而在运用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功能相似假设。此外，将所有因素融在一起体现了一种范式帝国主义，无所不包从而逾越了现实主义的范畴。第二，他们认为社会行为体的影响同时受到制度自主性和外部威胁的影响，在包容性战略环境中影响外交政策，但在限制性战略环境中影响较小。但这种观点忽视了面临外在威胁时动员国内资源的障碍以及历史上的行为对当前战略环境的影响。第三，他们在国内政治是否重要上存在立场不一致的情况，导致这样一种错觉：国内政治既重要但又不是很重要。此外，为什么国内政治是干预变量而国际体系是自变量？基于何种标准做出这种判断呢？体系压力在一些情况下是更加重要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并非如此。第四，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地位，利普斯曼等人也存在矛盾之处。如一方面他们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进步，释放了后者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却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隶属于结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替代性理论。正是因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忽视了国家功能相似这一假设，导致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加宽松的现实主义标准。第五，从方法论上来讲，利普斯曼等人将现实主义自上而下的方法与自由主义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注定了方法论上的缺陷。
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查看原文pdf
***本文由国政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译首发***
更多阅读
为方便学人及时阅读高质量文章
别忘把国政学人设置星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