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文/黄德宽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遇到过什么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化解第一次危机：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声化”道路
从夏代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
有些意思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一个参照，然后在长横上面画一短横就是“上”，长横下面画一短横就是“下”，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思考”。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是画不出来的。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
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来字了，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了，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么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面对困难，古人想出了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借同音符号替代；要表示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没法造出来，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于是形成了一个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号本来有自己的用法，又用作别的用途，借来借去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现在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为什么现在破译甲骨文很难？除了一些字我们认不出来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还解决不了。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这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凤”字（繁体字“鳳”）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了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例如今天很多化学元素的字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汉字突破了第一个困境之后，马上遇到了第二个困境。
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会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开始追求简省。这种简省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到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就没有办法确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即所谓的“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基本已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这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当时的人们局限于文物材料，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而直来直去的结果是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把它们分开了，这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创造，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的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了抽象的符号。自隶书以后汉字从弯曲的线条变成了点画的组合，组合的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以后再想通过字形去找汉字的字义，就比较艰难了，因此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化解第三次危机：放弃拼音化道路，完成现代转型
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增强，造出洋枪洋炮，蒸汽机发明后又开始远洋航行。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无法高枕无忧了，所以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
这时候，一部分反思者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导致科技不进步。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比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这些东西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些人觉得要学习西方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认为要改变思想观念首先就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技术。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当时关于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废除汉字，这方面，蔡元培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另外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也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不过陈独秀和胡适还提出，把汉字废了也比较难，因为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各地说方言，如果用拼音文字，该拼谁的？所以大家觉得，要搞拼音文字，首先要把语言统一起来，加强国语。所以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要学国语，“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这样两者相互影响，当时的学者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的罗马字的拼写方案。
同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又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为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中，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同时推进了民族共同语，统一国语。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发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就变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个过渡办法即简化字，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是后来没有推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郭沫若是关键人物。周恩来在1958年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项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2004年统计显示，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同时繁体字还在一部分小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汉字繁简之争。前些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恢复繁体字，有人开玩笑说，这样的恢复还不够，要恢复到甲骨文才行。有人认为，繁体字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繁体字和保存中国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早就不是原始状态了。
回想三千多年来，汉字经历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确实是了不起。可以说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也正好体现了一个精神，《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结文字的发展，这个“变”就是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应用是它的根本。
（作者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载《决策探索》 2019年第1期第48-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