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定要有正确的思考——读叔本华散文《关于思考》

关于思考 / 叔本华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知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煽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为数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所以,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这类人正如波普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地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点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有之。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唯是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犹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依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了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但靠着经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把所学得的一点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所以他们有主见,有判断力。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们因为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因之,他们的见识虽是愈来规模愈大,但已做到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了。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而那些知识上的大杂烩的头脑中,好似一支曲子渗进很多杂音,它的基本调久久仍找寻不出来。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犹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犹如事实的目击者。后者,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出来,绝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的原则,如果事件本身不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的话,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我们往往可体验到: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大众,到了后来,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赫然发现也有同样的见解,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书籍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则是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样地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地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这样的追求事物的真理,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例如,研究莱布尼兹在某时期的短暂间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特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做这类工作时,必要遍翻典籍,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只要稍加思索,则立可达到目的。但话说回来,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则否。思想和人一样,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兴不高兴,乐意不乐意。某种事情的思索,如一切的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它自然地就涌出来。唯其如此,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有关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当我们决定关于个人的利害事件时,常常刻意地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地分析其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其后果……总之是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个决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种场合,我们对于该事件的考察,往往不能安定,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加之,对此事件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此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给予事件的见解也完全不同。如此这般,各种思想徐徐而来,到最后就是所谓“决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的状态,因此,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着心去思想,当初的嫌忌也因而消失了——理论方面的思考亦复如此,也是一定要等待良好时间的到来。再说,任你再好的头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适于思考的。因此,我们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时间来读书。读书,正如上面所述,它是思考的代用物,而且,此中还有许许多多别人替我们想出来的,和我们不同的方法,可以供给我们精神材料。读书的性质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必要读太多的书,如若不然,精神习惯于代用物,将会忘却事物的本身;总是踏着人家既经开拓的道路,而忘却行走自己的思考道路。再说,因为经常耽于书卷中,眼睛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而思考的机缘和气氛,由书本所启发的次数远不如现实世界多,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其原始性和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最容易促使此精神活动。

从这事实来看,说我们可从著述中鉴别出谁是思想家,谁是书籍哲学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很明显的,前者是真挚的、直接的、原始的,所有的思想和表现都具有独立的特征;后者与此相反,他们只是拾人牙慧,是承袭他人的概念,就像把人家盖过的图章再盖一次一样,既缺乏力量,也模糊不清,而且,他们的文体是由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流行语句组织而成,这情形,恰似因为自己的国家不能铸造货币,而以他国的货币通货的国家一般。

经验和读书一样,不能替代思考。纯粹的经验和思考间的关系,如同食物之对于消化。如果“经验”自夸地说,由于它的发现,才能促进人智的发展,这就像嘴巴自夸身体的存在完全由于它的工作一样的可笑。

具有真正能力的头脑,他们的“确实”和“明晰”实在是常人所不能及,这类人的头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确实明晰的表达欲望——不论以诗、以散文,或以音乐。普通凡人则否,据此我们可立刻辨识作者头脑的能与不能。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索的结果,发表之后,不论在任何场合,谁也都能认定是第一流的东西。因而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如同诸侯一样是直属于帝国,其他的作家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

因此,真正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国中,等于一国的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判断如同君主的圣谕,他的话就是权威——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认识其他的权威。反之,局守于世俗流行的诸种意见的凡俗作家,像默从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样。

有些人每每爱引用权威者的辞句,来争论某事件,以取代自己贫乏的理解和见识。笔战中引出他们的东西,便像取得莫大靠山似的,而雀跃莫名。这种原因的形成,想来大概是受到塞内加所说“与其批判,不如信任”这句话的影响。因为论战之际必须有防身和攻击的武器,这类人既无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只好引用权威之言(这也是基于对权威者的尊敬),以为找到最好的护身符,振振有辞地据之而辩,发出胜利的呼声。

现实的世界中,不管能举出多少理由,来证明我们是过得如何的幸福,如何的愉快,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重力的影响下活动而已,战胜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没有肉体,也没有重力的法则,更不会为穷困所苦。所以,有优美丰饶心灵的人,在灵思来临的一刹那间所得到的启示,其乐趣绝非世俗所能比拟。

思想浮现在眼前,如同你的恋人就在跟前一样,你绝不会对恋人冷淡,我们也绝不会忘记此思想。如果它们远离你而去,从心中消失时,则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时把它写下,恐怕就此一去不回头,想找也找不到了。恋人也如此,如果不和她结缡的话,也有离我们他去的危险。

对于爱思考的人来说,此世界实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中,能够产生反跳或反射作用力量的,也就是说,此思想著述成书后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却不多见。

起初,人们思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自己着想——原来,思想家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专为自己而思想,另一种是为他人而思想。前者称为“自我思想家”,只有这类人才能认真地思考事情,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哲人,实际上,他们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后者可称为“诡辩派”,他们渴望人家称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换言之,他们只是热衷于投世俗之所好。另外还有一种人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属于哪一类。里希田堡是第一类的典型;黑格尔很明显地是属于第二类。

生存问题——这个暧昧的、多苦的、须臾的、梦幻般的问题,一认真讨究,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搁下了。实际上,除极少数的几个人外,一般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丝毫感悟,甚至是尽量避开它,觉得与其讨论此问题,不若把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上。或者,仅取世俗哲学的一体系,来满足大众——想到这点,说“人是思考的生物”,实很可疑,所谓“思考”,也成了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再往后,对于人类的无思想,或愚蠢,也不会特别地引以为奇了——普通人智慧的视野,当然比动物来得广阔(动物是不能意识过去和将来,只存在于“现在”中),但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深远。

如果世界充满着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不会容许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噪音吧!然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充斥着令人心惊肉跳和毫无目的的噪音(见《关于噪音》)。造物者在创造人的时候,如果能尽我们之所愿,实在不应该给我们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像蝙蝠一样地在我们耳里装置上空气不能通过的“覆皮”(这点,我实在非常羡慕蝙蝠)。但人类不过也是和其他动物同样的可怜。上苍造人的时候,早已算定只要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力量就够了。因此,不论昼夜,不管有没有人咨询,人的耳朵始终是开着的,那是为了便于向我们报告“迫害者的接近”。

【 读与评 】

叔本华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在他十四五岁时就因缄默不语、沉思冥想的个性引起老师的注意,认为这是哲学天才的表现。他敢于挑战哲学权威,坚持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与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关系密切。

在《关于思考》这篇文章里,他始终将读书与思考进行比较,从而突显出思考的重要性。他认为,只知道读书的人,一生只会在别人的作品上疲于奔命,既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创见。而且有些书籍会将我们引向歧路,即便不然,精神若习惯于代用物(读书),也会忘却事物的本身,或者脱离现实,从而错过思考的机缘和气氛。而思考即便不严密、不成体系或与前人有重复也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源于“兴趣”,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孕育,会得到深刻理解并在心中根深蒂固地留下来。据此,叔本华区分了两类人: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和思想家。很明显, 他 青睐于后者。

当然,叔本华也没有完全否定读书,但强调一定要有正确的思考,并且“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他认为连最好的头脑也会有思想的源泉暂时断流的时候,此时不要急躁与勉强,最好趁此机会读书,等待“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时,思想自然涌现。

叔本华的哲学后来突然在德国中产阶级中大受欢迎,固然有其社会原因,包括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所带来的失望情绪、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对神学的动摇、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现状的批判、进化论的影响等等,其论文语言的通俗、生动也助长了这股叔本华热。人们在阅读时不会迷失于 他 的故弄玄虚,也不会厌倦于语言的艰深晦涩,而是在饶有兴趣地汲取其思想的同时也被其语言所吸引。华莱士在《叔本华的一生》中如此评价叔本华的《意志与观念世界》:“何等的直率坦诚!何等的生动有力!何等的坚强刚直!他的前辈们曾以种种理论对那不可见的意旨提出抽象的解释,然而这些理论很少明白地揭开实际世界,而叔本华,正像一个商人的儿子,在叙述、举例和运用方面都很详明,此外甚至还很幽默。”

《关于思考》也体现了他清新朴素的文风。比喻是叔本华很爱用的一种修辞方式,似乎信手拈来却充满生活气息。这与他的生活体验不无关系。他并不是一个冷漠、刻板的沉思者,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他不仅涉猎多种知识领域,而且喜欢旅游、观看戏剧、欣赏画作等。因此,他的比喻五花八门却无累赘、牵强之感。而且,他还善于在比喻中进行直接对比,让读者一眼就能分辨出 他 的好恶。例如:“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自己思索所得的思想鲜活、生动与读书得来的思想生硬、隔膜,两者迥然有别,一目了然。

叔本华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反对拾人牙慧,无论其思想还是语言都透露出他新颖独创的思想家品性。他思考的结果及其思考的精神自19世纪末以来影响至今,并将一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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