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的下午，与对面的哈萨克男士警卫点头示意问候，便静静听书。感觉到临窗而坐的他在打量我，随之听他问，妹妹你是冲乎尔乡的吗？是的，你也是冲乎尔乡的？这样的一问一答中，知道原来我们都是冲乎尔乡一大队四小队的故乡人。突然间拉近的亲切，这个下午便有了一段遥远记忆的重现。在我的文字中多次写过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我家所处的环境，整个四小队只有我们一家汉族。这也就是我几次在不同场合被分别多年的左邻右舍及同村哈萨克朋友认出的原因吧。记忆中的七十年代，是个特别有阶级立场人人都有政治觉悟的年代。在我还未到上学的年龄，就知道小队有几户人家是当时的“阶级敌人”。幼小的年龄并不知道什么是“阶级敌人”，只是这几家的大人和孩子都有些与别人不同。现在回想所谓的不同，不过是当时的环境及人言氛围造就的。不同年代人的是非观使然吧。小时候也常听到父母说晚上开会时，谁谁又站到台上去了，并在记忆中有现行反革命的词。刚上小学时，需要填家庭成分，就是按贫农、中农、地主这样填写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孩子，自然就会被老师同学另眼相待。言归正传，这个下午我所遇见的故人名叫布哈，那时他家就在四小队处于很可怜的状态。布哈的父亲当时在很远的监狱劳改，母亲带着他们几个孩子生活在四小队。我们的交谈就是从布哈的父亲开始说起。他惊讶我怎么会记得他父亲死在狱中的事。我说，我的记忆一直留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孩子的哭声，那是从四小队东面磨坊那边传来的。那时队里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在转眼传遍全小队的。知道东边有好多孩子那家的男主人死在监狱了。那天的哭声在队里响了很久很久，渐渐的变得沙哑乃至最后的悄无声息。儿时的记忆也就停顿在此，一个反革命死在狱中了。
与布哈的相遇交流，终于在多年后知道了当时他家的事。布哈的父亲是参加过三区革命的军人。曾经是我们这某县的副县长。文革时因为言论问题被下放到我们这个偏僻交通不便的小地方，之后又被送进监狱。布哈说爸爸劳改后，他们的生活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哥哥姐姐都辍学回家务农了，他们一家七口人住在队里磨坊旁的两间土屋中。一年四季妈妈和哥哥姐姐都在劳动，但是他们家挣得工分却很少，家里过着能勉强糊口的日子。他上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可在当上班长的第二天，老师就宣布他不能当班长了，不需要原因。那时周围不爱学习的淘气男生说，你学习好有啥用，当不了班长，以后你也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大学是不要你这样的反革命的孩子的。他开始与坏孩子厮混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80年代初，在大哥托坤和二哥塔布斯的不懈努力下，他的父亲平反了。你们家好像补了好多钱吧，听他述说，我插问。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件事也在四小队引起好大轰动，而且那时见过你们都穿着新衣服。还见你母亲穿着新裙子从四小队向公社那边走....，之后呢？你们家举家搬到县城了，那么你们的好日子就从那时又开始了？继续的探寻。停顿和陈思片刻，布哈继续说，其实我们家搬到县城，在远离了四小队后，才知道父亲的平反只是给了妈妈和家人一个交代，之后的日子我们所思念的还是四小队。我们到来的县城并不属于我们。当时的政策是我们都变回了城市户口，能解决一个工作指标。在大哥的谦让、妈妈的再三考虑下，二哥塔布斯工作了，大哥和两个姐姐及已经初中毕业的我，到了县城就成了没有工作的城里人。在县城别人看我们是农村来的，在四小队人眼里，我们是举家迁居的城市人了。我们变得无所事事。妈妈为了我们找过政府，但按当时的政策，我们只能这样。爸爸的补助三千多元，当时可以算一笔巨款，我们一家人就靠这个来生活，很快就用完了。我们又回到比在四小队更穷的日子。我们家曾经是干部家庭，小时候也是一家人幸福生活在爸爸当领导的地方。经过那十几年的动荡，爸爸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从城里人变成农村人又变成了城市人。可为了生活，我们又让自己变成了有城市户口的农村人，在当时多少人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呀，可我们明白，举目无亲、没有工作的我们能怎么样呢，唯有回到农村，我们才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之后哥哥又回农村务农了，姐姐嫁人了，我到了禾木慢慢学会了做生意，弟弟们各自做生意的了、工作了。也许布哈说不出世界很大，不能困在方寸之间，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人生才能豁然开朗，遇到更好的自己。但他说我们都在经历了变故之后慢慢成熟了，我们的日子在自己的努力下慢慢变好了，但是妈妈走了，她没有看到现在的我们。我看到此一刻他眼中闪动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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